緩刑時刻（簡體書）

十五個故事，每個故事只寫一個人：在集中營裡堅持演奏音樂的藥劑師，與萊維分享蘋果和古老神話的木匠，想從集中營裡送出玩偶給情人的吉卜賽人，每天為萊維帶來一份湯的泥瓦匠洛倫佐……其中的一些人和事，在精神或物質上幫助了萊維，使他最終得以倖存。
本書所寫的不是集中營裡最為悲劇性的事件或最為慘痛的經驗，它捕捉的是那些奇特的、少量的緩刑時刻，在這些時刻，最壞的事尚未降臨，被壓抑者得到片刻喘息，短暫地重獲尊嚴，人類精神在泥濘與卑屈中重現。

普裡莫•萊維(Primo Levi)，意大利猶太人，作家、化學家，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
1919年，萊維出生於意大利都靈；1943年，他因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捕，後被遣送至集中營。戰爭結束後，他回到故鄉都靈生活。在此後的人生中，他從事工業化學這一行當30年，同時作為一位作家，寫作了“奧斯維辛三部曲”（《這是不是個人》《休戰》和《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建基於其化學家身份和大屠殺倖存者經歷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作品。1987年4月13日，萊維從他出生的房子墜落身亡。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曾評價說：“在普裡莫•萊維的作品中，沒有一句話是多餘的，每個字都不可或缺。”

寫作並出版《這是不是個人》（If This Is a Man,1960）和《休戰》（The Truce,1965）標示了我生命中一次決定性轉折，而且不僅就我作為作家的生命而言。隨後幾年裡，我感到自己完成了一項使命，甚至是一項對我來說唯一被清晰界定的使命。在奧斯維辛和漫長的返鄉途中，我看見且經歷了並非只對自身有價值因而迫切需要被講述的事。我已經講述了它們，已經做出見證了。我是一名化學家，有一份不僅足以謀生而且讓我全身心投入的職業，我覺得自己不需要再寫任何東西了。
但事情並沒有以那樣的方式發展。隨著時間的流逝，寫作已經在我職業生涯邊上佔據了一個屬於它的位置，最終我徹底轉向了寫作。與此同時，我意識到自己關於奧斯維辛的經驗遠未枯竭。在最初的兩本書裡，我已經描述了奧斯維辛那些與今天存在歷史性關聯的基本特徵。但大量的細節不斷在我的記憶中浮現，而讓它們黯然消逝的念頭令我感到悲痛。許許多多的人物形象不尋常地從悲劇的底色中凸顯出來：朋友，曾經的旅伴，甚至敵人—他們接二連三地來請求我幫助他們活下來，享受文學人物那模糊但長久的存在。這不再是遇難者中那些匿名的、面目模糊的、無聲的大眾，而是稀少的、獨特的個體，在他們身上（即便只是一瞬間）我認出了反抗的意志和能力，因此還有美德的萌芽。
這些故事是在不同的時間和機緣下寫就的，因此顯然沒有經過計劃，但這些故事似乎顯示出一種共性：每篇故事只聚焦一個角色，而這個人顯然不是被迫害的、命中註定的受害者，或者被征服的人，也不是我前兩本書獻給的那些人，對於那些人我曾著魔般地自問：“這到底還是不是個人？”這些故事的主角毫無疑問是“人”，儘管那些使他們能夠活下來並變得獨一無二的美德，並不總為普遍道德所認可。班迪（Bandi），“我的徒弟”，他的力量源自信仰者的神聖歡樂；沃爾夫（Wolf）源於音樂；格裡戈（Grigo）來自愛和迷信；蒂施勒（Tischler）出自對傳說的繼承。然而，切薩雷（Cesare）的力量源於不受拘束的狡猾，蘭科斯基（Rumkowski）出於對力量的渴求，拉帕波特（Rappoport）來自野蠻的生命力。
重讀這些故事時，我注意到另外一個特質：我自發選擇的情節幾乎從不是悲劇性的。它們是奇異而邊緣的緩刑時刻，在這些時刻，被壓迫的身份能夠短暫地重獲它的面貌。
對於這個在事情發生三四十年後才重新發現的敘述脈絡，讀者可能會感到驚訝。不過，心理學家已經注意到，創傷事件的倖存者被涇渭分明地分成兩類：一種人壓抑他們的整個過去，而在另一種人中，關於罪惡的記憶持續存在，仿佛被刻在石頭上，遠勝之前和之後的一切經驗。現在我屬於第二種人，出於天性而非偶然。關於兩年的法外生活，我絲毫不曾遺忘。無須任何刻意的努力，回憶就不斷地向我湧來：事件、面容、話語、感覺，仿佛那時我的頭腦經歷了一段具有高度感受力的時期，其間的任何一個細節都未曾遺失。比方說，我記得用我當時不懂、現在也不懂的語言說出的整句話，就像用錄音帶錄下來了，或像鸚鵡學舌一般。幾年前，我遇見了一個囚犯同伴，我和他沒有任何特殊的友誼，但在35年後，我立刻從一堆陌生的面孔中認出了他，即便他的容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時至今日，來自“那下面”的氣味仍使我驚愕。現在對我來說顯而易見的是，我彼時的這種專注—專注於這個世界和我身邊的人—不僅是一種病症，也是我獲得精神和肉體拯救的一個重要因素。
時間上的距離或許會使人越發傾向於使事實更加完滿，令色彩更加濃烈。但這種傾向，或者說這種誘惑，是寫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缺少了它，一個人無法講故事而只能做記錄。然而，我用來建構這些故事的所有情節都真實發生過，所有人物都真實存在，儘管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我改掉了他們的姓名。

序言
倖存者
拉帕波特的遺囑
雜技演員
莉莉斯
一個徒弟
我們的海豹
吉卜賽人
領唱人和營房長
戰爭中的最後一個聖誕
平靜的城市
小事
阿夫羅姆的故事
厭倦欺騙
切薩雷最後的冒險
洛倫佐的回歸
一枚硬幣的故事

莉莉斯

一轉眼，天就暗了，開始下雨。越來越大，直到大雨傾盆。工地上厚厚的土層變成一床泥毯子，足有一掌深。不僅鏟土是不可能的，連站著都很困難。我們的卡波徵詢平民工頭的意見後，對我們說，到任何能找到的地方避雨去吧。那裡散落著很多十七八英尺長、直徑超過三英尺的鐵管。我爬進其中一段，爬到一半遇見了蒂施勒。他的想法和我一樣，他是從另一頭爬進來的。
蒂施勒是木匠的意思，我們只知道他這一個名字。這類名字還包括鐵匠、俄羅斯人、傻子、倆裁縫（分別是這個裁縫和另一個裁縫）、加利西亞人，以及大高個。很長時間以來，我被叫作意大利人，然後被叫作“普裡莫”或“阿爾貝托”，因為他們把我和另一個意大利人搞混了。
因此，蒂施勒就是那個木匠，僅此而已，但他看起來不像木匠，我們全都懷疑他根本不是。那時候，一個工程師登記成技工，或者一個記者自貶為印刷工人，都是很平常的。這樣他有望比普通勞力得到更好的工作，又不會激起納粹對於知識分子的憤怒。無論如何，蒂施勒已經分到了木匠的工作臺，而且他的木工做得相當不錯。很不尋常的是，作為一個波蘭猶太人，他竟然會說一點兒意大利語。他的父親教的。1917年，他的父親被意大利人抓到都靈附近的一個營地—實際上，是一個集中營。他父親的大部分囚犯同伴都死于西班牙流感。事實上，今天你仍可以在大墓地（Cimitero Maggiore）的地下墓穴讀到這些外國名字—匈牙利人、波蘭人、克羅地亞人和德國人的，這一場景使到訪者因回想起那些孤獨的死者而倍感痛苦。蒂施勒的父親也得了流感，但他挺過來了。
蒂施勒的意大利語令人發笑，充滿錯誤，主要由歌劇片段構成。他的父親是一位歌劇愛好者。工作的時候，我常常聽到他哼詠歎調：《用我的血償還》（Sconto col sangue mio）或者《我們用快樂的聖杯祭神》（Libiamo nei lieti calici）。他的母語是意第緒語，不過他也說德語。因此，我們沒有溝通障礙。我喜歡蒂施勒，因為他不曾向倦怠低頭。他步履矯健，不受木底鞋的影響，他講話謹慎而精確，還有一張似喜非喜的警覺的臉。有些晚上，他會用意第緒語表演節目，講奇聞逸事，或背誦一大段長詩。我很遺憾無法聽懂他的話。有時他還會唱歌，這時每個人都盯著地面也沒人鼓掌，但等他唱完，他們會請求他再唱一次。
我們四腳著地像狗一樣相遇，這讓他很高興。要是每天都這樣下雨該多好！但這是特別的一天：雨是為他下的，因為那天是他的25歲生日。純屬巧合，那天也是我的25歲生日。我們是雙胞胎！蒂施勒說這時候需要慶祝一下，因為我們很可能無法慶祝下一個生日了。他從口袋裡拿出半個蘋果，切下一片，當作送給我的禮物。在我一年的監禁生涯中，那是我唯一一次品嘗到水果的滋味。
我們靜靜地咀嚼著，像聆聽交響樂一般，用心品味蘋果珍貴的酸味。與此同時，在另一段管道裡，一個女人也在躲雨。她可能是屬於托德組織（Todt Organization）的烏克蘭人。托德組織由為戰爭工作而招募的“志願的”（他們只有很少的或者根本沒有選擇權）外國勞工組成。她有一張寬大的紅潤的臉，臉上的雨水閃閃發亮。她看到了我們，笑了起來。她慵懶撩人地摩擦著外套下面的身體，接著把頭髮散開，不慌不忙地梳理，然後開始把頭髮重新編起來。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很少能這麼近距離地看到一個女人。這種體驗既溫柔又殘酷，令你心煩意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