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夜語：藝文隨筆集

夜語心燈，拈花微笑，煥發自性光輝，照見自身，也溫暖人心。

中國古代有源遠流長的詩話傳統，文人學士談文說藝，寓學理於閒談中，隻言片語，微言大義，內容豐富多采，形式活潑多樣，蔚為大觀。本書作者於創作、著述、編輯之餘，以現代視角、今人筆法，隨事生說，積累了若干藝文心得感言，大有上承古風續寫現代詩話的意味。此書共收錄八十多篇藝文小品，為作者近十年間的隨筆精選。全書分兩輯，「藝文絮語」與「編後漫筆」，前者為求道心得與創作雜感，其中不乏對文化文學現象的現實回應；後者為文學雜誌的編後寄語，記錄了不同年代與社會時期的所思所想。二者各有側重，特點為一，都於隨性輕快的漫話中閃現卓識與洞見。

文如其人，集中小品乃作者為人為學為文的心跡墨痕，所言所語皆不虛誑，一如作者所說︰此中有真言。

以心印心，心心相印，但願文友都能從這本小書中領受到作者的幽幽文心、拳拳盛意。

蔡益懷

蔡益懷（常用筆名南山、許南山），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作家、文學評論人， 八十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與評論，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小說集︰《前塵風月》（香港︰獲益，1994）、《情網》（同上，1998）、《隨風而逝》（同上，1999）、《裸舞――蔡益懷小說選》（台灣︰釀出版，2011）、《東行電車》（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散文集︰《客棧倒影》（香港︰初文出版社 2017）；文論集︰《港人敍事》（香港作家協會，2001）、《想像香港的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2005）、《拂去心鏡的塵埃》（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本土內外――文學文化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學術專著︰《小說，開門》（香港︰天地圖書 2015）、《妙筆生花――中文寫作+名篇導讀》（香港︰練習文化，2016）

這支筆有價，不賣
﹙代序﹚

我有一管禿筆，說來也沒甚麼特別，用了幾十年，真的是又破又殘，不值錢。
雖然如此，倒還沒想過閒置、丟棄，更沒想過用它來換錢。畢竟用開用慣，有幾分感情，或許也有幾分敝帚自珍的驕矜。
此日，夜來幽夢，有東家財主的家奴登門，說要買我這支筆。我幾乎啞然失笑。幸好沒笑，不然夢就醒了。
奴者說，他的東家看好我這支筆，要我幫他寫點錦繡文章。
我認識這個東家，方圓百里千里無人不知，富甲一方，最近又起了一座新紅樓，富麗奢華之極。真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誰人不知何人不曉？鄰里過客無不驚嘆豔羨它的堂皇，自然也有不少墨客騷人爭相賦詩贊頌。
奴者直言，主人對那些吹捧文章都不放眼內，倒是看中你這支筆管所流出的文字。
我說，哈哈，這支筆鄙陋之極，何堪大用？
奴者以為我吊高來賣，說無非是酬勞，錢不是問題。
聽此一言，我的興致倒來了，於是應答，如此說來，倒是真想知道你的主子出價幾何。
奴者直截了當，你開個價。
他大概以為我心動了，天下哪有嫌錢腥的人？我說，我的這支筆很貴哦。
奴者又問，時下最高稿酬如何計算。我告之行情，對方曰，嗨，這算甚麼，給你十倍的潤筆費又如何？此事敲定了！
我說，慢，這可不是錢的問題。對方瞠目，欲知為何。我說，我太了解你家主人的為人，恕我直言，為富不仁，横行霸道，姦淫搶掠，無惡不作，豈是我所能效力之流？
奴者道，我懂你的意思，也尊重你的想法，但我家主人並不是要你給他寫頌歌，只是要你講一點正面的話，不要只是聽那些負面的說法。寫文章，不過觀點與角度，你只看負面的，無異盯着地面的狗屎。樹大有枯枝，一點敗葉都沒有那才奇怪呢。你只要往好的一面看，到處都光鮮亮麗、金光燦爛。說一點好聽的話，何難之有？再說，你看，我家主人發家致富，天下人誰不驚嘆，我家的門面是全世界最輝煌的，我家的高樓是全世界最壯觀的，我家的……
罷罷罷，我連聲制止，我知道你家有許多的威名，冠絕全球，家財多到足以一俊遮百醜，全世界的人都買你們的怕，好吧？奴者自豪地說，可不是！
我說，我懂，你家甚麼都不缺，就缺一個好名聲，對吧？
他悻悻不語。
我說，請回吧。
他心有不甘，說難道有如此豐厚的酬勞都不考慮？他環視一番我的破屋，又道，何必讓自己活得像個苦行僧呢？
我說，我也愛財，但取之有道。
他又說，你不再考慮一番？韓愈還有諛墓的文字，李白有也擦鞋的時候！再說，文章還是小事，投到我主人幕下，何愁沒有你的榮華富貴？
啊，確實吸引，難為了你這位說客。我說，待我問過這支筆。
話音剛落，倏然一管修長的筆亢然直立眼前，雖非七尺男兒，卻也傲然挺立，有點男兒氣。我的這管筆自號毛穎，所以我平時也以穎兄稱之。我說兄臺伴我多年，此君言語，你也聽見，然與不然，憑你一句話。穎兄曰，伴君多年，讀的都是聖賢書，寫的都是肺腑言，胸中墨都是肝膽汁，豈能胡謅荒唐言，做一些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文章？罷了！罷了！
我說，聽到了吧？穎兄不答應。
筆是筆，你是你，難道你管不住自己的筆？奴者面有慍色，以為我在戲弄他。
我說，此筆就是我的心，穎兄就是我的手足，我們是一體的，分不開。
奴者知道我態度決絕，懊惱地說，真是怪人，不食人間煙火！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小心惹禍上身！
毛穎聽此言，當即正顏厲色，就要發作雄辯滔滔痛斥狗奴才。
我嘴笨木訥，不擅言辭，但知穎兄的急才，文思敏捷，出口成章。這麼多年，我能夠寫一點可堪一讀的文章，也全靠他的墨水。我是名副其實百無一用的人，倒是他遍閱古今中外經史百家，算是一個讀書人。所以他一開口就會滿口伯夷叔齊、箕子微子，仲尼孟柯太史公，掉起書包來，連我都頂佢唔順，再加上是個牛脾子，包硬頸，輕易惹不得。我止住他，穎兄，時候不早，才剛完成了一篇長文，你我都累了，再說我聽日還要上早班，還是就此打住吧。
我轉頭對來者說，我知你家老爺是惡人，不過我也是一個怪脾氣的人。恕我不敬，請回，不送！
奴才走了。留下一句，戇居佬！
哈哈，穎兄與我相視而笑。我說，還是仁兄知我心。毛穎說，還是老兄最愛惜我這管禿筆。
相伴幾十年，誰不知道大家的脾性？又是一番調笑。
嘻嘻哈哈，夢醒，我再好好端視案頭的筆，普普通通，真是物如其人，平凡至極，鄙陋不堪，實在不是甚麼大材，如說有甚麼特別，不過就是有點怪癖，不做富貴夢，只是安於喝一杯小酒，說一點人話，着實一瓶一缽足矣嗰隻。
仰觀夜空，浩浩星河，都是我景仰的人物，響噹噹、硬梆梆，哪有那些貪生怕死，只求眼前富貴之徒的影子？
此心已決，這支筆雖不值錢，但有價，不賣！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於南山書房

目錄

這支筆有價，不賣﹙代序﹚

藝文絮語
現實堅硬如冰，讓我們輕盈如飛鳥
為何文學如何文學
作家的心向着弱者
詩是通靈的文字
孤獨，是詩人的必修課
現代人為甚麼缺失詩情
詩人的天職是還鄉
詩人的血應該是熱的
詩的辯證法
功夫在詩外
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
別叫我詩人
因文字之名
陪金庸「捱鬥」
我寫，故我在
說說創作力
為伊消得人憔悴
我的生命詩學
被虛構的人
半是修女，半是蕩婦
理解梵高
潛水鐘與蝴蝶
居於斯 愛於斯
神秘的原創力
如有神助
「九龍皇帝」的精神
聽從內心的指引
如此詩人，如此涼薄
為生命讓路
生命的頌歌
情與愛的心聲
一本高品位的作家論著
讀羅貴祥《游文異種》
《徐訏作品評論集》讀後
故事的力量
紀念王敬羲
人面桃花，人是物非
文人多大話？
認同與反思
甘做一名文學的義工

編後漫筆
文人修的是來世
叩問曹禺「一生的苦悶」
最是一年春好處
歸去，呼吸一口純淨的空氣
小說聖手的「斷魂槍」
隱而不露即藝術
為甚麼是契訶夫
因簡單而純粹而強大
為文學病象把一下脈
詩人都是懷鄉的人
文字有靈，文學有價
香港，何其小又何其大
拒絕虛假，這就是答案
從文字轉換想到文化的裂痕
文學需要一團火
講述地道的香港故事
碎片化時代文心不能碎
茶餐廳裏的編委會
文學的熱情與信仰
寫作，可創造一個世界
文學的綠洲與福地
香港，一座故事的城
文學，紥根於生活的土壤
我們對文學仍懷有信心
文學需要包容
北極村星空下的懷想
從一個被遮蔽的作家說起
回歸原鄉的書寫
文學新世代 創作生力軍
美因河畔的回眸
以文學的名義吹響集結號
香港需要一個文學館
為有源頭活水來
俠骨文心寫春秋
文學應該回應現實的訴求
把握「為人生」的價值尺度
詩歌療治我們心靈的傷痛
還寫作一點真誠
冬日的文學暖流
打開心靈世界的窗口
文學的薪火傳承
厚實的文字記錄
風骨的文學
傾聽內心的聲音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讓文學回到生活中來

後記︰此中有真言

現實堅硬如冰，讓我們輕盈如飛鳥
――談文學的「輕與重」兼與閻連科商榷

早前，著名作家閻連科在鳳凰網主辦的「文學課」上慨歎，村上春樹式的「苦咖啡文學」氾濫於當今文壇，因此他憂慮此風帶來經典的轉移，出現「劣幣逐良幣」的局面。甚麼是「苦咖啡文學」？「只是關注一個微小人群中的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此之謂也。在閻連科看來，像卡佛、門羅、喬納森‧弗蘭岑之流都在此列。進而，閻先生表示，「作家如果不給讀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那麼他的偉大是值得懷疑的」。
閻連科對文學的理解，非常符合中國作家一向以來對文學的看法，關注人世間的大悲大苦，反映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乃至全人類的生存困境。倘用一句話來概括，可視之為厚重的苦難文學觀。這樣的文學思想，對於從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一代文學人來說，都不陌生，或者說這是一個文學共識，大家都以此為文學的正統與正宗。我自己一向以來也持相同的觀點，將托爾斯泰的宏大敍事，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式「百科全書」，蕭洛霍夫的史詩般時代畫卷，作為文學的標杆，但凡逹不到這種厚度、高度、深度、廣度的文學作品，縱使不打入另冊，也總覺得有難以認同的「輕」。
不過，近年來我對文學之「輕」與「重」的理解有所修正，已不再堅持「厚」與「重」，也不再以一種絕對的尺度衡量作品的價值。所以，我對於閻連科先生的說法是有所保留的，尤其是對其「最艱難生存境遇」說，持有不同看法。閻先生認為，作家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說不上偉大。這個看法未免武斷了一些。首先，我想問問，甚麼樣的題材內容，才符合這個標準？甚麼樣的作品才呈現了「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也許，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莫言的《豐乳肥臀》，余華的《活着》，陳忠實的《白鹿原》，算是這種反映民族困境的經典文本。那麼，其他的呢，是否就沒有存在價值，或者說不具經典意義了？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說白了，只是一個女人的偷情故事，只是一類女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川端康成的《雪國》，也不過是一個文人的悲情故事，個體生命的虛無咏嘆調，並沒有多麼深厚的「時代」「民族」內涵。但這毫不影響福樓拜、川端康成的大作家地位，他們也都不失「偉大」的光環。
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都講究一個「道統」，將某一種文學價值理念定於一尊，排斥或打壓異己、異類。當「厚重」成為絕對的標準，成為神聖不可挑戰的文學尺度時，跟強調文學為甚麼甚麼服務有甚麼區別呢？所以，當厚重、苦難書寫成為一個至高的準則時，我倒是開始擔心一種文學「霸權」的形成。「厚重」到了一個極端，會否異化成為一種苦難文學的拜物教？
我這樣說不是要批判閻連科，事實上我非常敬重閻先生，理解他的立意，以及他的心情。我只是基於另一個思路在看文學的「輕」與「重」。文學的一個基本精神是自由，這種自由包括了創作主體的心靈自由、創作形式的自由。正是這種特性才產生了文學形式的多樣化與多元化，套用一句老掉牙的話來說，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學創作無論輕重，不論厚薄，凡存在必有理由。再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騷體也好，建安風骨也罷，都是一個時代的文學選擇，無從複製，精神可以傳承，卻不會成為絕對的標準。同樣，八十年代以降的「苦難文學」，也只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不可能成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準則。文學的形式，從來都是與時俱進自然演化而來的，有風，有雅、有頌，有狂放的邊塞風格，也有花間閨怨離愁，乃至西昆台閣，無論好壞清濁，一當產生，必有因由，也有存在的合理性，其興其亡，也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恐非人的意志可以左右。當然，面對不良的文風習氣，總有文壇旗手振臂疾呼，引領風氣之先，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明代前後七子「文必秦漢」。閻連科的擔心當也是對文學現狀的一種回應，其心情可以理解，用心也可謂良苦。但他已無力阻擋「經典轉移」的趨勢。時代變了，文風也在變，八十年代的那種厚重苦難文學已成絕響，不可能再出現。縱使精神不死，也只會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在我看來，「輕」已愈來愈成一種新的創作趨向，君不見余華已從《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轉向《第七天》，從厚重轉向「輕盈」？
輕，從來都是一種文學的元素。從藝術創作的本質來說，氣韻生動，不滯於物，就是一種「輕」。如敦煌壁畫的飛天形象，經過幻化、變形的藝術化處理所呈現的飄逸形態，就是一種「輕」的表現。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李白的浪漫主義作品，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都是「輕」的典範。產生於現實的土壤，但不被沉重的社會現實所拘役，作亦步亦趨的摹仿，或作血淋淋的渲染，相反遷想妙得，化實為虛，將現實的事象作創造性的轉化，取其元素加以藝術化想像，並通透靈動的筆法加以揮灑表現，舉重若輕。這樣的作品源於現實，又高於現實，相反更能體現藝術創作的精神。再如意大利電影《一個快樂的傳說》（Life is beautiful），明明是一個悲情故事，在天才導演羅拔圖貝尼尼（Roberto Benigni）的演繹下，變成了一齣喜劇。身陷集中營，面對被處死的結局，父親為了在兒子心裡播下美好的人生種子，不讓他的心靈被種族清洗的殘酷現實所摧毀，硬是將集中營變成一個「遊樂場」。藝術，從某種角度說也是這樣的「遊戲」。再如周星馳的「無厘頭」，也是同樣的一種路數，將嚴肅的思想透過荒誕、荒唐的形式加以呈現，在「輕」中表現「重」。這個「輕」裡有生命中難以承受的「重」。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也是一個把「輕」的元素發揮到極致的作家，如他的三部曲《我們的祖先》，都以戲謔、滑稽的形式表現嚴肅的主題。他自己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對「輕」的元素有過十分精到的論述。他以柏修斯打敗美杜薩的神話為喻體，形象地說明了作家與現實的關係。美杜薩的目光有令一切石化的妖力，柏修斯要取下她的首級，就不能直視她的臉，於是他透過觀察盾牌的映像來接近女妖。作家與現實的關係也是這樣。沉重而堅硬如冰的現實，就是美杜薩，想不被冰封凝固，想不被石化，作家也同樣要與之保持距離，透過鏡像觀察現實生活，並讓自己長一對翅膀。
現實的沉重無所不在，生活的烈風無孔不入，並非只有民族的、國家的大悲大苦。生活在當下的人，誰不是倉皇無地的流浪者，誰人的內心不是傷痕纍纍、千瘡百孔？人人都是背付沉重十字架的生靈。所以，不能簡單地將文學的「重」理解為時代的、民族的、國家的、人類的，它也同樣是凡塵世俗的、個體的。我很難想像有一種超出個人體驗的民族精神或苦難。事實上，文學的表現對象總是着落於個體生命的情感體驗和生活狀態。將時代的、民族的大災大難引入個體生命，讓具體的人物，即所謂主人公來承受社會歷史的時代命運，就是文學寫作的硬道理。但是，文學始終是具體可感的，充滿細節肌理，即透過個人生命史反映一個時代，以小見大，以個別見一般。小確幸、小傷感並不可怕，《雪國》何嘗不是一種無由來的傷感？在當下的文學創作中，可怕的是一種精神的缺失，是非之心的泯滅，以及缺乏一種靈動的想像力。所以，我想閻連科更着緊的地方可能在此。他抗拒的是失去血色的寫作精神，是視野的狹窄，但不宜以此而作單一的價值訴求，簡單地以「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為文學堡壘，抵禦小溫暖、小挫傷的小書寫。
文學寫作的關鍵不在「大」與「小」，而在品質的高下。求大，求重，未必是正道。何況，我們還有過「高大全」的覆轍。沉與重，會否成為另一副創作的枷鎖？在我看來，八十年代以來，我們的文學過於拘泥於現實，顯得太實太重太沉，缺乏的是一種飄逸的浪漫精神。倘我們能夠放開一些，「讓子彈飛」，整體的創作風貎可能會不一樣，有更多氣韻生動的作品出現。所以，我現在更看重的是「輕」的元素。「輕」不是輕如鴻毛的輕浮、輕飄，而是一種生存的方式、寫作之道，一種處世、觀世、創世的方法，其中自有深意，自有重量。
現實的生活沉重無比，堅硬如石牆，但我們可以輕盈如飛鳥。故此，我更希望作家藝術家們都能長一對想像的翅膀，超越堅冰，踰越高牆，向更加高遠的天宇飛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