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教育現場（簡體書）

芬蘭因為在21世紀第一次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的出色表現震驚了全世界！這個PISA測評的目的是評估15歲的年輕學子在數學、科學和閱讀領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時至今日，這個北歐小國的教育成就依然讓世人矚目。以“較少的在校時間，很少的家庭作業以及幾乎沒有標準化考試”著稱的芬蘭教育如何能夠令他們的學生在PISA測評中取得足以與壓力重重下的亞洲學子抗衡的PISA高分？
借由在赫爾辛基一所公立小學教授五年級學生的機會，美國教師蒂莫西·沃克先生開始了芬蘭學校的探秘之旅。他曾在《大西洋》雜誌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談及他在芬蘭的發現，並引發了熱烈的討論。這本書集結了沃爾所有的心得，揭示了任何一位老師都可以在K12課堂上實施芬蘭式教學的最好方式。
從保證大腦休息到創建平和寧靜的課堂環境，這本書拉開了世界上最受稱讚的教育體系快樂教學的序幕。他在書中所傳達的信息是簡單而深刻的：這些芬蘭式的策略可以在美國以及世界上很多其它國家使用。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或者學童的家長―都不會願意錯過這本書中所傳遞的令人愉悅的能夠帶來轉變的信息。

蒂莫西·沃克是一位生活在芬蘭的美國教師。他在《教師教育週刊》（Education Week Teacher）,《教育領導力》(Educational Leadership)以及他的博客“芬蘭教給我的那些事”（Taught by Finland）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記載他在芬蘭的經歷。他也是《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教育專欄的一位特約撰稿人。

借由在赫爾辛基一所公立小學教授五年級學生的機會，美國教師蒂莫西·沃克先生開始了芬蘭學校的探秘之旅。他曾在《大西洋》雜誌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談及他在芬蘭的發現，並引發了熱烈的討論。這本書集結了沃爾所有的心得，揭示了任何一位老師都可以在K12課堂上實施芬蘭式教學的最好方式。從保證大腦休息到創建平和寧靜的課堂環境，這本書拉開了世界上最受稱讚的教育體系快樂教學的序幕。他在書中所傳達的信息是簡單而深刻的：這些芬蘭式的策略可以在美國以及世界上很多其它國家使用。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或者學童的家長―都不會願意錯過這本書中所傳遞的令人愉悅的能夠帶來轉變的信息。

做班主任的第一年是在馬薩諸塞州的阿靈頓，那段時間我迅速地滑到崩潰的邊緣。我每天早上6： 30來到學校，晚上離開學校的時候通常還要帶著一堆教師導讀材料。不去學校的時候，我努力不去想工作的事，但是根本做不到。早上起來吃早飯的時候，我就一頭紮在我的教案裡，晚上躺在床上還會被各種念頭纏繞，腦子裡出現的都是我做錯的地方。通常一個晚上我會醒四五次。有時候，一起床就會焦慮，以致跑到衛生間嘔吐起來。聽起來很噁心，是嗎？是的，我知道。
入職之前我曾經躊躇滿志，信心滿滿，感覺“我一定會熱愛我的工作”。但是，十月份到來的時候，我已經不得不承認： 我痛恨這份工作。它沒有帶給我任何的歡樂，卻帶給了我相反的東西。
我的芬蘭太太約翰娜非常擔心我。她警告說，如果我不放慢腳步，很快就會停擺。“不可能！”我說。約翰娜不明白我為什麼會堅持這種無休無止的工作方式。她告訴我，她有一個在芬蘭的朋友，像我一樣也是一年級的老師，每天工作不會超過六個小時，這裡面還包括一兩個小時的備課時間。她的朋友下午兩點左右離開學校，離開時能夠把所有的工作都扔在腦後。
我心裡覺得約翰娜根本就不瞭解她朋友的工作；或者我這樣推理： 如果她說的是事實，那麼她的朋友肯定不是一個好老師。我跟我的太太說，好老師不會縮短她的工作日。“事實上”，我解釋道，“好老師都會把自己的工作時間推到極限。”
“在芬蘭不是這樣！”約翰娜說。
我太太從高中畢業之後，曾在赫爾辛基的一所學校做了幾個月的代課老師，這段經歷讓她有機會窺探到芬蘭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狀態。在芬蘭的學校，老師和學生每小時有15分鐘的課間休息。按照約翰娜的經驗，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會利用這段休息時間到教師休息室喝杯咖啡，和同事聊聊天兒，或者翻閱雜誌。可是對一個美國老師來說，這一切聽起來真像是瞎扯。
在馬薩諸塞州的學校教書時有一個較長的午休時間，那是我一天的工作裡唯一固定的休息時間，但我通常都會一直忙碌著，手裡拿著剝了皮的香蕉在教室裡穿行，一邊啃著香蕉，一邊準備下午的課程。
在我第一年做班主任的日子裡，我的芬蘭太太一直努力地說服我，讓我相信有另外一種做老師的方式，不是活著而是生活著。可我完全聽不進去。
像很多美國老師一樣，我的現實情況看上去跟那些芬蘭老師的生活大相徑庭。我的一天當中沒有15分鐘的課間休息。當約翰娜的朋友下午兩點鐘離開學校的時候，我還在上著最後一節課。而且，在我看來，即使下午三點鐘跟我的孩子們道了再見，還有堆積如山的備課工作等著我呢。
在我第一年菜鳥級的班主任生涯中，每天忙碌12個小時是家常便飯，但我覺得這樣的忙碌應該能夠讓我成為比約翰娜的朋友更好的老師。然而，到了年底我發現，自己顯然是個差勁兒的教育工作者。我被壓力和焦慮籠罩著，缺乏工作和生活間的平衡把我徹底擊垮了。最糟糕的是，我完全找不到教書的樂趣。更要命的是，我的這種缺乏滿足感的狀態也影響到了我的學生，這些孩子們也經常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記得那時候有一位資深的同事告訴我，美國有50%的老師會在從教的五年內離開這一行。我想，我大概也會是這些半路逃兵中的一員吧？到了二月底的時候，我的焦慮症和失眠症都已經很嚴重了，以致無法為第二天的課程做準備。記得有幾次站在講臺上講課，我眼睛看著教案，有幾分鐘大腦裡卻是一片空白。一天下午晚些時候，在經歷了一個小時的無效備課之後，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癱倒在廚房的地板上。我的太太在一邊祈求我休息一下，我卻躺在地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經過幾個星期無眠的夜晚，萬般無奈之下，我拿起電話，請假要求休息。
我感覺自己已經準備好調換工作了，過去的一切只當是做了一個不好的夢。但是我也在想，也許我的芬蘭太太說得有道理。
教學並不一定要是一項無法承受的負擔吧？哪怕是在美國。
三年以後，約翰娜和我決定搬家到芬蘭。這倒不是因為我想逃離美國教育，恰恰相反，我沒有想離開教育行業，我一直在那所學校教書，並且對自己從第一年披荊斬棘最終從第一年的困窘中倖存下來的經歷心存感激。經過了一個月的休假調整以後，我獲得了難得的支持和寶貴的經驗。慢慢地，儘管每天從學校回到家裡還是有一種身心疲憊的感覺，但我已經開始體會到了教書的樂趣。
搬到赫爾辛基以前，我做全職教師，完成著我的研究生課程，同時也做著幾份兼職。我一直沒有做到像我期待的那樣有足夠的時間待在家裡。如果能夠足夠的誠實，我必須承認自己又開始慢慢地滑向崩潰的邊緣了。我們決定搬到芬蘭，希望在那裡有一個慢節奏的生活，尤其是在孩子的幼年時期。如今，我們已經有了兩個5歲以下的孩子。
當我宣佈要搬到赫爾辛基的時候，我的美國校長預言我將會有一個事業的騰飛。記得我當時對他的這個想法大笑不止，因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那裡找到一份做老師的工作。我甚至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搬到芬蘭後要是找不到老師的職位就不再做老師了，僅僅去追求一種更加平衡的生活。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買了去赫爾辛基的單程機票。
2013年6月底，離舉家遷移海外還有一個月的時候，我依然沒有找到一份任課老師的工作。但是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赫爾辛基的校長的郵件。我從三月份就聯繫過這位校長，那時候還一併聯繫過其他芬蘭校長，但一直沒有下文，我已經基本上不抱什麼希望了。六月份的這個早上，有一封郵件躺在我的郵箱裡，邀請我談一談，看我是否可能去赫爾辛基一所公立學校教授五年級英語。我吃驚得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那個星期晚些時候，那位校長通過Skype面試了我，談話結束的時候她決定把這個職位給我。我美得上了天，當即心懷感激地接受了這份工作。但是，馬上又開始擔心起來： 我答應的到底是什麼呢？
像很多美國人一樣，我聽說芬蘭教育是世界頂尖的。但是，這到底是什麼意思？約翰娜已經跟我透露了一些關於芬蘭學校的信息了――較短的在校教學時間，15分鐘課間休息。在一篇有關教育的文獻裡，我聽說芬蘭15歲的學生連續在一個叫做PISA的國際測評中表現優異。PISA測評的是學生們在閱讀、數學和科學方面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在得到這份在赫爾辛基的學校教授五年級學生的工作時，我對芬蘭教育所知甚少。
不管怎樣，我就這樣踏上了這段為期兩年的旅程，從芬蘭學校的內部去瞭解芬蘭教育體系。我沒有為這段旅程設定明確的目標，只是期待自己能夠去努力適應。我承認我會努力，但是這個努力並不一定像我的很多美國同行所期待的那樣。
通常，一個人從一個國家來到另外一個國家都會經歷文化衝擊，感覺迷失在陌生的環境裡。但是對我而言，因為我的太太是芬蘭人，這次搬來之前已經十幾次來過這裡，所以我幾乎可以避免這種文化衝擊，除了另一個領域，也即我將要開始工作的地方。
我所執教的赫爾辛基的學校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陌生的國度，我在這裡有一些新的期待，也面臨一些需要遵守的新的規矩。在這個不同的語境裡，我重新思考我在美國學校裡學到的“最好的做法”。在赫爾辛基兩年的教學生涯，我有很多機會近距離研究芬蘭的教學實踐，觀摩同事們的課堂教學現場多達上百個小時，完成我的教學實習課程，得到兩位資深的芬蘭同事的指導，這一切都為我完成關於小學教育的碩士論文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很好奇是否有其他芬蘭的老師也使用了我在赫爾辛基的學校看到的這些教學實踐。為此，我特地參觀了芬蘭境內的幾所學校，也採訪了這些學校的一些芬蘭老師，有學前班的，有小學的，也有初中的。在這個過程中，我瞭解到這所位於赫爾辛基的學校的教學實踐與芬蘭各地都是一樣的。
我所發現的這些策略或做法並不是一些炫目的招搖，也不是理想化的抽象概念，比如：“只要相信學生們！烏拉！”這裡使用的教學方法都是些非常簡單但富有實效的做法，任何班級都能夠從中獲益。最棒的是，這些策略中有很多在實行過程中會給我的課堂帶來快樂。也許這些芬蘭的實踐需要一點兒調整才能適應其他國家的教學環境，比如美國的環境，但是這些方法肯定不是芬蘭獨有的。
比如我在這本書裡提到的策略之一，讓大腦在一天的學習中定時地獲得休息。如果美國的教育政策不變，美國老師可能會覺得根本做不到芬蘭式的15分鐘課間休息。但是設想美國老師能夠像芬蘭老師一樣，為了讓孩子們在課堂上保持清醒和專注，在一天的學習時間裡給學生們一些小塊的“選擇時間”也並不困難吧！
在這本書裡，我感興趣的是，儘管美國和芬蘭的教育體制有明顯的不同，美國老師在芬蘭教育方法的激發下，如今能夠在他們的課堂上做些什麼，以期發生積極的改變，就像帕思·薩爾伯格在序裡所說的。
2001年第一次PISA測試的結果公佈的時候，整個芬蘭都被自己排名第一震驚到了。這種“較短的在校時間，較少的家庭作業，以及幾乎沒有標準化考試”的溫和做法顛覆了如何取得好成績的傳統觀念。這個北歐小國啟示美國甚至整個世界，有一個不一樣的辦學方法，它不用壓縮課程也無須對老師和孩子施壓。這個不一樣的方法論顯然發生在宏觀的政策制定層面，但是在芬蘭課堂這一微觀層面也能觀察到。
作為美國老師，芬蘭教育工作者也許根本就不會以創新的教學方法給我們啟發，因為所謂芬蘭教育的創新有很多都是從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學來的。但是據我個人的體驗，我覺得我們能夠從芬蘭老師那裡學到的是一種態度，他們似乎更珍視快樂而不是成就。他們做一些很小的和很簡單的決定去鼓勵愉快的教書和學習，其結果正如多次PISA測評所顯示的，他們的學生總是會做得很好。
像很多美國老師一樣，我也讀過道格·萊莫夫（Doug Lemov）的《像冠軍一樣教學2.0》(Teach Like a Champion 2.0)，在書中看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課堂策略。但是有一個策略當時讓我感到很困惑――“快樂因子”。萊莫夫在他的書裡面提到，在課堂上製造快樂的氛圍是一個老師藉以提高成就感的途徑：

當然，使用“快樂因子”在課堂上營造快樂的氣氛本身並不是目的，它在課堂中只是服務性的――幫助你完成一天的目標。它應該是一個能夠隨時迅速啟動和關閉的東西。

萊莫夫只是把快樂看做是一個策略。受到芬蘭教育方式的啟發，我建議要開始把快樂放到優先的位置，把它看作是整個課堂的總體目標。快樂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種“擁有積極情緒的狀態”，而且它不會削弱課堂教學，會改善學習效率，提升社交能力和情商。
我知道，提出把快樂作為課堂學習的優先目標聽起來像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妨這樣去想，如果我們把良好的睡眠看得很重要，就可以在上床以前實施幾個重要步驟，比如，做一些練習，關掉手機。同樣，我們也可以採取一系列手段把快樂放到課堂學習的優先位置。
在芬蘭工作和生活的這些年，我發現了相當多的一些做法。如果教育工作者願意實施這些做法，能夠大大地促進課堂上的快樂教學。拉傑·拉古納坦（Raj Raghunathan）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麥庫姆斯學院的教授，他寫過一本書叫做《如果你夠聰明，為什麼不快樂？》（2016）。他發現了快樂的四個要素（如果你已經有了基本的衣食住行的保障）： 歸屬感，自主權，精通和思維方式。我還要加上一個元素，那就是幸福感，我覺得這一點是培養其他幾點的基礎。這本《芬蘭教育現場》裡面提到的33個簡單策略就是圍繞著這五個快樂要素展開的，可以將其用到快樂課堂的情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