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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城市小說套書:大雨如注+相愛的日子(共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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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城市小說套書:大雨如注+相愛的日子(共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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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大雨如注》
從《青衣》、《玉米》、《平原》到《推拿》畢飛宇的中長篇小說成績斐然,廣為人知,揚名國際,並獲得各大獎項的肯定。做為出色的小說家,他擁有在短、中、長篇靈活轉換的能力,中國評論家李敬澤稱他是位「能力均衡」的作家。

畢飛宇曾說:「短篇像美少女,含蓄而意在『言外』。」他像一個熱切的社會學家,勇於與生活對視,筆尖掃過城市與鄉村,執桿敲響警鐘。

本書聚焦「城市」,當人群朝都市的方向瘋狂湧進時,他看見人與人之間受金錢、物質腐蝕分化,愈顯疏離與冷漠,而有渴望純愛的〈睡覺〉、〈唱西皮二黃的一朵〉,或到醫院「享受」的〈八床〉老人,或科技取代人性的〈遙控〉。

都會生活大不易,每人身上都負著沉重壓力,為了讓獨生子女擁有高人一等的生存條件,在文化教育上,人們一昧追逐國際潮流,彷彿失根的野草,因而有〈大雨如注〉、〈馬家父子〉兩代文化代溝的角力;或專注於學業成績,忽略情感依伴,而有留守兒童〈彩虹〉,學生的虛擬家族〈家事〉,〈九層電梯〉以寵物暗喻受困於都市、學業的孩童。

畢飛宇的小說運用語氣與速度,將故事緩而快地漸次推進,最後灑下天風雪雨,留下一地的驚嘆;其用字簡練,語帶機趣,靈犀閃現的瞬間,也為故事提振精神。書中收錄〈大雨如注〉獲第二屆郁達夫文學獎短篇小說獎、《人民文學》優秀短篇小說獎、百花文學獎的肯定。

《相愛的日子》
畢飛宇寫生活角落裡發生的故事,人物在紙上躍然走動。熟悉的世俗場景、人情世態、內心渴望,極其平常的生活細節,卻如有千軍萬馬,巨大的力量迎面撞擊無處閃躲。這一個個人物也或許是我們的另一個名字,是我們自己。

被稱著愛情的東西在男人與女人之間瘋狂地穿梭,宛如水藻間的塵芥遭攪拌後重新分離與吸附,世界像魚眼中的海底一樣混沌。〈火車裏的天堂〉婚姻成了現代人的替罪羊,當我們否定了自我的時候,我們金蟬脫殼,拿生命的環結誤作自我革新與自我出逃。〈沒有再見〉成了丈夫的妻子、兒子的媽媽的林康,僅有的一點樂趣是每月十號端詳人民幣上好看的微笑。

〈與黃鱔的兩次見面〉給人生來個重新啟蒙,歲月裏堵塞的百結愁腸,似乎開始了一種渙然冰釋,看似解放了,但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幹什麼。〈與阿來生活二十二天〉阿來像水把自己裝在想像的瓶子裡,瓶子的造型就是她的造型,她心中可以裝滿千百種女人,唯獨沒有她自己。〈五月九日和十日〉看凡人在二度婚約裡熱中表現出輕鬆、自然與大度,但實際是撐不住,累透了。

本書為畢飛宇短篇小說系列之三,銳利地透視「城市」熱鬧喧囂卻也灰燼處處一派荒涼。就如畢飛宇透過故事主人翁道出:人的一生,就像人在旅途。其實上哪兒去並不要緊,重要的是,在哪兒都必須生活。強大的文字、輕盈的細節,畢飛宇一腔熱情關注糾纏在生活中,無處脫逃的人物,文字鬆弛有度圓融飽滿,故事情感走向引人入勝,足以滿足讀者無限的閱讀期待。

作者簡介

畢飛宇
一九六四年生於江蘇興化。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曾任教師,後從事新聞工作。八○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他的文字敘述鮮明,節奏感掌握恰到好處。曾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百花文學獎、郁達夫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
著有《玉米》、《青衣》、《平原》、《造日子》、《推拿》、《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大雨如注》、《充滿瓷器的時代》等書。

目次

《大雨如注》
家事
馬家父子
大雨如注
是誰在深夜說話
睡覺
唱西皮二黃的一朵
九層電梯
彩虹
遙控
生活在天上
賣胡琴的鄉下人
八床

《相愛的日子》
沒有再見
五月九日和十日
雪白的芭蕾
火車裏的天堂
男人還剩下什麽
款款而行
元旦之夜
與阿來生活二十二天
與黃鱔的兩次見面
相愛的日子
虛擬

書摘/試閱

《大雨如注》 

丫頭不像她的母親,也不像她的父親,她怎麼就那麼好看呢!大院裡粗俗一點的玩笑是這麼開的:「大姚,不是你的種啊。」大姚並不生氣,粗俗的背後是贊美,大姚哪裡能聽不出來?他的回答很平靜:「轉基因了嘛。」
大姚是一位管道工,因為是師範大學的管道工,他在措辭的時候就難免有些講究。大姚很在意說話──教授他見得多了,管道工他見得更多,這年頭一個管道工和一個教授能有什麼區別呢?似乎也沒有。但區別一定是有的,在嘴巴上。不同的嘴說不同的話,不同的手必然拿不同的錢。舌頭是軟玩意兒,卻是硬實力。
大姚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一個有腦子的人。作為父親,他希望別人誇他的女兒漂亮,可也不希望別人僅僅停留在「漂亮」上。大姚說:「一般般。主要還是氣質好。」大姚的低調其實張狂.他鉚足了力氣把別人的贊美往更高的層面上引。所以說,兩種人的話不能聽:做母親的誇兒子;做父親的誇女兒。都是臉面上淡定、骨子裡極不冷靜的貨。
大姚誇自己的女兒「氣質好」倒也沒有過,姚子涵四歲那一年就被母親韓月嬌帶出去上「班」了。第一個班就是舞蹈班,是民族舞。舞蹈這東西可奇怪了,它會長在一個孩子的骨頭縫裡,能把人「撐」起來。什麼叫「撐」起來呢?這個也說不好,可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姚子涵的腰部、背部和脖子有一條隱性的中軸,任何時候都立在那兒。
姚子涵的身上還有許多看不見的東西──她下過四年圍棋,有段位。寫一手明媚的歐體。素描造型準確。會剪紙。「奧數」競賽得過市級二等獎。擅長演講與主持。能程式設計。古箏獨奏上過省台的春晚。英語還特別棒,美國腔。姚子涵念「water」的時候從來不說「喔特」,而是蛙音十足的「瓦特兒」。姚子涵這樣的複合型人才哪裡還是「棋琴書畫」能夠概括得了的呢?最能體現姚子涵實力的還要數學業:她的成績始終穩定在班級前三、年級前十。這是駭人聽聞的。附屬中學初中部二年級的同學早就不把姚子涵當人看了,他們不嫉妒,相反,他們懷揣著敬仰,一律把姚子涵同學叫作「畫皮」。可「畫皮」決不2B,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亭亭玉立,是文藝青年的范兒。教導主任什麼樣的孩子沒見過?不要說「畫皮」,「人妖」和「魔獸」他都見過。但是,公正地說,無論是「人妖」還是「魔獸」,發展得都不如「畫皮」這般全面與均衡。教導主任在圖書館的拐角處攔住「畫皮」,神態像「畫皮」的粉,問:「你哪裡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呢?」偶像就是偶像,回答得很平常:「女人嘛,就應該對自己狠一點。」
姚子涵對自己非常狠,從懂事的那一天起,幾乎沒有浪費過一天的光陰。和所有的孩子一樣,這個狠一開始也是給父母逼出來的。可是,話要分兩頭說,這年頭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隨便拉出來一個都可以勝任副處以上的典獄長。結果呢?絕大部分孩子不行,逼急了能沖著家長抄傢夥。姚子涵卻不一樣,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魯迅的鐵掌擠幹了的那塊海綿,再一擠,還能出水。大姚在家長會上曾這樣控訴說:「我們也經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她不肯啊!」──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米歇爾很守時。上午十點半,她準時出現在了大姚家的客廳裡。大姚和米歇爾的相識很有趣,他們是在圖書館的女衛生間裡認識的。大姚正在女衛生間裡換水龍頭,米歇爾叼著香煙,一頭闖了進來,還沒來得及點火,突然發現女衛生間裡站著一個大個子的男人。米歇爾嚇了一大跳,慌忙說了一聲「堆(對)不起」,退出去了。只過了幾秒鐘,米歇爾晃悠悠地折回來了。她用左肩倚住門框,右手夾著香煙,扛到肩膀上去了,很挑釁地說:「甩(帥)哥,想吃豆腐吧?」嗨,這個洋妞,連「吃豆腐」她都會說了。大姚說:「我不在衛生間吃東西,也不在衛生間抽煙。」大姚說話的同時指了指身上的天藍色工作服,附帶著用扳手敲了一通水管,誤會就這麼消除了。米歇爾有些不好意思,她把香煙卷在掌心,說:「本宮錯了。」大姚笑笑,看出來了,是個美國妞,很健康,特自信,二十出頭的樣子,是個長不大的、愛顯擺的活寶。大姚說:「知錯能改,還是好同志。」
人和人就是這樣的,一旦認識了,就會不停地見面。大姚和米歇爾在「衛生間事件」之後起碼見過四五次,每一次米歇爾都興高采烈,大聲地把大姚叫作「甩(帥)哥」,大姚則豎起大拇指,回答她「好同志」。
暑假之前大姚在一家煎餅鋪子的旁邊又和米歇爾遇上了。大姚握住手閘,一隻腳撐在地上,把她擋住,直截了當,問她暑假裡頭有什麼打算。米歇爾告訴大姚,她會一直留在南京,去昆劇院做義工。大姚對昆劇沒興趣,說:「我想和你談筆生意。」米歇爾吊起眉梢,把大拇指、中指和食指撮在一起,拈了幾下──「你是說,沈(生)意?」
大姚說:「是啊,生意。」
米歇爾說:「我沒做過沈(生)意了。」
大姚想笑,外國人就這樣,說什麼都喜歡加個「了」。大姚沒有笑,說:「很簡單的生意。我想請你陪一個人說話。」
米歇爾不明白,不過馬上就明白了──有人想練習英語口語,想來是這麼回事。
「和誰?」米歇爾問。
「一位公主。」大姚說。
美國佬真夠嗆,他們從來都不能把問題存放在腦袋裡,慢慢盤,細細算,非得堆在臉上。經過嘴角和眉梢的一番運算,米歇爾知道「公主」是什麼意思了。她刻意用生硬的「鬼子漢語」告訴大姚:「我的明白,皇上!」
不過,米歇爾即刻把她的雙臂抱在乳房的下麵,盯著大姚,下巴慢慢地挪到目光相反的方向。她刻意做出風塵氣,調皮著,「我很貴了,你的明白?」
大姚哪能不知道價格,他壓了壓價碼,說:「一小時八十。」
米歇爾說:「一百二。」
「一百。」大姚意味深長地說,「人民幣很值錢的──成交?」
米歇爾當然知道了,這年頭人民幣很值錢的了,一小時一百了,說說話了,很好的價格了,米歇爾滿臉都是牙花:「為什麼不呢?」
客廳裡的米歇爾依舊是一副快樂的樣子.有些興奮,不停地搓手,她的動態使她看上去相當「大」,客廳一下子就小了。大姚十分正式地讓她和公主見了面。公主在小學畢業的那個暑假接受過很好的禮儀訓練,她的舉止相當好,得體,高貴,只是面無表情,仿佛被米歇爾「擠」了一下。大姚注意到了,女兒的臉上歷來沒有表情,她的臉和內心沒關係,永遠是那種「還行」的樣子。高貴而又肅穆的公主把米歇爾請進了自己的閨房,大姚替她們掩上門,卻留了一道門縫。他想聽。聽不懂才更要聽。對一個做父親的來說,還有什麼比聽不懂女兒說話更有成就感的呢?大姚津津有味的,世界又大又奇妙。
大姚忙裡偷閑,對著老婆努努嘴,韓月嬌會意了。這個師範大學的花匠套上袖套,當即包起了餃子。昨天晚上這對夫婦就商量好了,他們要請美國姑娘「吃一頓」。大姚和他的老子一樣,精明,從來不做虧本的買賣。他的小算盤是這麼盤算的:他們請米歇爾做家教的時間是一個小時,可是,如果能把米歇爾留下來吃一頓餃子,女兒練習口語的時間實際上就成了兩小時。
大姚早就琢磨女兒的口語了。女兒的英語超級棒,大考和小考的成績在那兒呢,錯不了。可是,就在去年,吃午飯的時候,大姚無意之中瞥了一眼電視,是一檔中學生的英語競賽節目。看著看著,大姚恍然大悟了──姚子涵所謂的「英語好」,充其量也只是落實在「手上」,遠遠沒有抵達「舌頭」,換句話說,還不是「硬實力」。大姚和韓月嬌一起盯住了電視機。這一看不要緊,一看,大姚和韓月嬌都上癮了。作為資深的電視觀眾,大姚、韓月嬌和全國人民一樣,都喜歡一件事,這件事叫「PK」。這是一個「PK」的年頭,唱歌要「PK」,跳舞要「PK」,彈琴要「PK」,演講要「PK」,連相親都要「PK」,說英語當然也要「PK」。就在少兒英語終極「PK」的當天,大姚誕生了「好孩子」的新標準和新要求,簡單地說:一、能上電視:二、經得起「PK」。這句話還可以說得更加明朗一點:經歷過「PK」能「活到最後」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好孩子,倒下去的最多只能算個「烈士」。 入夜之後大姚和韓月嬌開始了他們的策劃,他們是這樣分析的:由於他們的疏忽,姚子涵在小學階段並沒有選修口語班,如果以初中生的身份貿然參加競賽,「海選」能否通過都是一個問題。但是沒關係。只要姚子涵在初中階段開始強化,三年之後,或四年之後,作為一個高中生,姚子涵一樣可以在電視機裡醞釀悲情,她會答謝她的父母的。一想起姚子涵「答謝父母」這個動人的環節,韓月嬌的心突然碎了,淚水在眼眶裡頭直打圈──她和孩子多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實在是不容易。


《相愛的日子》
火車裏的天堂
四年前我相當榮幸地離了婚,在離婚的現場我和我的妻子接了一個很長的吻,差不多就有火車這麼長。那一天風和日麗,一草一木都像是為我們的離婚搭起來的布景,這樣的日子不離婚真是糟蹋了。那時的人們普遍熱中於離婚,最時髦的一句話是這樣說的,離婚是現代人的現代性。這話多出色。正如馬季先生推銷張弓酒所說的那樣,不好,我能向您推薦嗎?現代性是什麼?我不知道。不知道就沉默,這樣一來就連我的沉默也帶上現代性了。這在大多數人的眼裏絕對是一件望塵莫及的事。
離婚之前我們活得很擁擠,更糟糕的是,我們都有些「歲月感」。真正的生活似乎是不應該帶有歲月感的。我們便學會用「距離」和「批判」這兩種方式來審核生活了。距離,還有批判,這一來第一個遭到毀滅的只能是婚姻。在這樣的精神背景底下,我認識了我的「小九九」,而我妻子也出了問題,她和她的小老闆對視的時候目光再也不垂直了,多了一種角度,既像責備,又像崇敬,簡直是美不勝收。我們結婚之後妻就再也沒有用這樣動人的目光凝視過我了。不過我和我的妻子說好了的,週二、週四和週六在家裏恩愛,其餘的晚上則各得其所。也就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沒有多久我就發現妻子徹底不對勁了,她走路的時候腦袋居然又歪過去了。她的那一套程序我熟,她走路時腦袋歪過去就說明她和小老闆已經愛出「毛病」來了。「毛病」是妻子的私人話語。它表明了一種至上境界。可是我沉得住氣,儘管我也有「小九九」,我還是希望見到這樣一種局面:不是我,而是妻子對不住婚姻與愛情。誰不指望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呢?等我有了妻子的把柄,我會以一種寬容的姿態和她攤牌的。然而,妻子迫不及待。她在一個週末的晚上伸起了懶腰,打著哈欠對我說,怎麼越來越想做少女呢?這話很露骨了。她在用露出來的骨頭敲我的邊鼓。我想還是快刀斬亂麻吧,與其她裝沉痛,不如我來。我臉上的皺紋多,沉痛起來有深度。我點上菸,說,我們還是尊重一下現代性吧。妻子聽不懂我的哲學語氣,然而,她憑藉一種超常的直覺直接破譯了哲學,妻說:「你不是想和我離婚吧?」我說:「是。」妻子便哭了。妻在當天晚上哭得真美呵,淚光點點的,就跟林妹妹服用了冷香丸之後又受了屈似的。你要是看到了肯定會憐香惜玉。女人遂了心願之後哭起來怎麼就那麼迷人呢?連身姿都那麼嬝娜。我走上去,擁住了她,妻說:
「你不要碰我。我不用你管。」
後來我們便離掉了。離婚的時候我們手拉手,膩歪歪的就像初戀。我們把這個愛情故事演到最後的一刻,連離婚辦理員都感動了。她用一句俚語為我們的婚姻作了最後的總結。她說,唉,恩愛夫妻不到終啊!
和妻子一分手我就給我的小九九打去了電話,我大聲說,快點來,到我這裏來掉頭髮!我的小九九在愉快的時候總是掉頭髮,弄得我常為這個細節又懊惱又緊張。可在那個下午我的小九九一根頭髮也沒有掉。我都懷疑她的過去是故意的了。她這個人就喜歡在別人的生活裏頭製造蛛絲馬跡。果然不錯,當天下午我的小九九懶洋洋的,不像過去,一見面就像剛剛擰緊的鬧鐘發條,分分秒秒都咔嚓咔嚓的。但那個下午從容得就像婚姻。我的小九九賭氣地說:「一點氣氛都沒有。」
她的「氣氛」指的是緊張。我不知道故意設定緊張再人為地消解緊張是不是現代性。這是學問,需要研究。我就覺得我這個婚離得太平庸了,沒有距離,沒有批判,一點異峰突起都沒有。
——這些都是舊話嘍。

我現在在火車上。火車以每小時八十公里的速度奔向我的前妻。上車之前我又一次體驗到榮幸的滋味,我要復婚了。聽明白沒有,不是結婚,也不是再結婚,是復婚。這裏頭太複雜了。火車每小時八十公里,它歸心似箭。我的心情棒極了,長滿了羽毛,撲棱撲棱的。我現在依然不知道婚姻是什麼,現代性是什麼,然而,既然結婚的心情像小鳥,復婚的心情就不可能不長羽毛。光禿禿的心情怎麼能每小時八十公里呢?
離婚使我們的「距離」與「批判」失卻了參照,為了現代性,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把扔掉的東西再撿回來。這多好!復婚吧,兄弟們,姊妹們,老少爺兒們。撿起羽毛,把它插到心情上去。
現在正是夜晚,我的火車融入了夜色。只有一排修長的、筆直而又明亮的窗口在風中飛奔。火車夾在兩條鐵軌中間,往黑暗裏衝,鐵軌「咣唧咣唧」的,真令人心花怒放。眼下正是三月,火車裏空空蕩蕩,火車駛過了一座鐵橋的時候整個車身都發出空洞的呼應,像懸浮。我努力把火車想像成天堂,事實上,天堂在夜色之中絕對就是一列火車。火車送我們到黎明,終點站不可能不是天剛放亮的樣子。
我的口袋裏捂著妻子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話:丈夫,來,和你的妻子結婚。
多麼美妙的十個字。它是漢語世界裏有關婚姻的最偉大的詩篇。
而它就取材於我們的生活,它是我們基礎生活中的一個側面。我把這十個字默誦了一千遍,享受生活現在就成了享受語言。我想對我的妻子說,我來了,每小時八十公里。

但是我並沒有飛。我坐在軟席上,寂然不動,手裏夾了一根菸。我把這四年的生活又梳理了一遍,它們讓我傷心。距離,還有批判,是我們對自身的苛求,並不涉及其他。所有的難處都可以歸結到這麼一點:我們厭倦了自我重複,我們無法產生對自己的不可企及。這句話怎麼才能說得家常一點呢?還是回到婚姻上來,當我們否定了自我的時候,我們,我,用離婚作了一次替代。我想我的妻子也是這樣的。我們金蟬脫殼,拿生命的環節誤作自我革新與自我出逃。婚姻永遠是現代人的替罪羊。
我還想起了我的小九九,她差不多就在我離婚的時候離開了我。她給我只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不想和你結婚,我不想用大米換零食。
她怎麼就這麼深刻呢?
不過這四年裏總算有一個溫柔插曲,我在南方的沿海城市邂逅了我的妻子。我們擦肩而過,卻又回過了頭來。我的妻子戴了一副大墨鏡,她說:「哎,這不是你嗎?」她摘下墨鏡,我激動得發瘋,大聲說:
「嗨,是你,都不像她了!」
聽出來沒有?好丈夫永遠是「你」,而好妻子則永遠是「她」。
我的妻子變漂亮了,從頭到腳都是無邊風月。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兩件事合到一塊去了,你說人能夠不爆炸嗎?我們把自己關在飯店裏,三十個小時都沒出門。
妻望著我,這麼多年過去了,她瞳孔裏頭光芒越來越像少女了。妻感染了我。我們歪在枕頭上,執手相看淚眼。他媽的,我在戀愛呢。
分手之後我們開始通信。我們再也不像初戀的日子那樣,整天抱住電話膩歪了。我們寫信,用這種古典的方式裝點現代人生。我們用神魂顛倒的句子給對方過電,雞皮疙瘩整天豎在後背上,後來我對她說,嫁給我吧!妻子便再也沒有回音了。
半年之後妻子回話了,她一上來就給我寫來了一首偉大的詩篇。
你說我的後背能夠不豎雞皮疙瘩嗎?我的雞皮疙瘩上頭能夠不長羽毛嗎?

不到九點火車駛進了中轉站。下去了幾個人,又上來了幾個人。上車的人裏頭包括一對新婚的夫婦和一個漂亮的女人。我希望那一對年輕的夫婦離我遠一點,而那個單身女人能夠坐在我的身邊。結果那一對恩愛的夫妻坐在我的斜對過,而女人坐在了我的對面。我就知道天堂裏頭不會有不順心的事。只有那一對夫婦太近了點。他們顯然是正月裏剛結婚的,正到南方度蜜月。他們手拉著手,一對白亮的情侶鑽戒在他們的無名指上閃亮閃亮的。他們架好行李就開始悄悄說話了,他們擁在一起,臉上的笑容又滿足又疲憊,說話的唇形都是那樣地情深意長。要不是我的心情好,哪裏受得了這份刺激。
不盡如人意的事還有。我對面的單身女人一直是一副很冷漠的樣子,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就好像她是出使中東的政治家。她的紫色的口紅傲慢得要命,時時刻刻都像在拒絕。你說你傲慢什麼?拒絕什麼?我都是快復婚的人了。我一直想和她打招呼,我想說:「嗨!」這有點太好萊塢了。中國式的開局應當是「你吃了沒有」,這話又問不出口。於是我只好用手腕托住下巴,傲慢,兼而憂心忡忡。我一定要弄出政治家或外交家行走在中東的模樣。
女人拿出了「三五」香菸,她的指甲上全是紫色的指甲油。我也掏菸,掏火柴,比她快。這樣我就有機會給她點菸了。我給她點上,而後用同一根火柴給我自己點上。我叼著菸,很含糊地說:「上哪兒?」
「終點,」她說,「你呢?」
我說:「我也是終點。」
終點,多麼好的一個站台。
其實上哪兒去對我們來說並不要緊,那是機車和鐵軌的事,重要的是,在哪兒都必須有我們的生活。不是有這樣一個好比喻嗎,人的一生,就像人在旅途。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天堂裏的一生。
我說:「做生意還是開會?」
她說:「離婚。——你呢?」
我沒有料到她這樣爽快,一下子就談及了這樣隱祕的私人話題。我有些措手不及,支吾說:「我復婚。」
她說:「當初怎麼就離了?」
這個問題太專業,也太學術化。這是一個難以用一句話概括的大問題。我想說,整天擁擠在一起,精神和肉體都覺得對方「礙事」。但是我沒有這樣說。我用一種類似於禪宗的辦法回答了她。我劃上火柴,把火苗塞到火柴盒的黑頭那一端,整個火柴盒內一個著,個個著,呼地就是一下。
「就這麼回事。」我說。
她點點頭。
我說:「你呢?」
她說:「要是有人願意和我一塊兒燒死,我現在就往火坑裏跳。——他一年回來十來天,錢倒是寄回來不少。我要那麼多錢做什麼?誰死的時候收不到一大堆的紙錢?我還沒有死呢,他就每個月給我燒紙了。我連寡婦都比不上,寡婦門前還有點是非呢。」
她的男人不是「小老闆」就是「總經理」,像火柴盒裏的火柴,出去之後就不回來了。
不過旅途真好,只要有緣分面對面,任何一個陌生人都比你最好的朋友靠得住。你一上來就可以傾訴、吐露,享受天堂的信賴與撫慰。整個天堂就是一節車廂,世界只能在窗戶外面,而玻璃外的夜也只能是宇宙的邊緣色彩。我甚至很肉麻地認為,在這個時候我就是亞當,而對面的女人必須是夏娃。我們廝守在一起,等待一隻蘋果。而蘋果的汁液沒有他媽的現代性,它只是上帝他老婆的奶水,或人之初。
她真的拿出了水果。是橘子。給了我一個。在這樣的時刻我不喜歡橘子,裹了一張皮,一瓣一瓣的,又擠在一塊又各是各。只有蘋果才能做到形式就是內容。除了用刀,它的「皮」沒有任何可剝離性,咬一口,蘋果的傷口不是布滿了血跡就是牙痕。
她似乎說動頭了,岔不開神。她說:「他就是寄錢,不肯離。他在電話裏頭對我說,實在寂寞了,就『出去』,這是人話嗎?我要是『出去』,我花你的錢做什麼?」
我說:「離了也好,再復。一來一去人就精神了。」
她說:「我不會和他復的。我有仇。」
我說:「怎麼會呢?再怎麼也說不到仇上去。」
她說:「是仇。婚姻給我的就是仇。你不懂。」
我不知道我的「夏娃」為什麼如此激動,但是我看得出,她真的有仇,不是誇張。她的目光在那兒。她的目光閃耀出一種峭厲的光芒,在天堂裏頭寒光颼颼,宛如蛇的芯子,發出駭人的嘶嘶聲。
「人有了仇,人就不像人了。」她說。
我們說著話。我們一點都沒有料到那對恩愛的夫妻已經吵起來了。他們分開了,臉上的神色一觸即發。新郎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想讓我聽見他的話。他壓低了聲音說:「以後再說好不好?再說,好不好?」
「少來!」新娘說。
我避開新郎的目光,側過頭去。我在玻璃裏頭看得見這對夫婦的影子。新郎在看我。我打過撞球,我知道台球的直線運動與邊框的折射關係。他在看我。新郎低聲說:「我和她真的沒有什麼,都告訴你了,就一下嘛。」
新娘站起身。她顯然受不了「就……一下」的巨大刺激,一站就帶起來一陣春寒。她的聲音不大,然而嚴厲:「都接吻了,還要怎樣?」
新郎的雙手支在大腿上,滿臉是懊喪和後悔。
新郎說:「這又怎麼樣呢?」
他低下頭,有些自責。他晃著腦袋自語說:「他媽的我說這個做什麼?」
但新娘不吱聲了。新娘很平靜地坐下去,似乎想起來正在火車上。她的臉上由衝動變成冷漠,由冷漠又過渡到「與我無關」的那種平靜上去了。這麼短的時間裏頭她就完成了內心的全面修復,她的吐納功夫真是了得,她的內功一定比梅超風更像「九陰真經」的真傳。我看新郎的喜氣是走到頭了。她的表情在那兒,她不看他,不理他,旁若無人。新郎很可憐地說:「嗨——!」她就是望著窗外。
「我把我的嘴唇撕了好不好?」新郎突然說。
火車裏的人們聽到這句吼叫全站立起來了。沒有人能夠明白一個男人為什麼要撕自己的嘴唇。這裏頭的故事也太複雜了。但是閒人的表情總是拭目以待的。
「隨你。」新娘輕聲說。
新郎的瘋狂正是從這句話開始的。他從行李架上取下行李,怒沖沖地往回走。他那種樣子完全是一隻衝向紅布的西班牙牛。但是他只衝了一半,火車便讓他打了個趔趄。他終於明白他是走不掉的了。他返回來,央求說:「都不相干了,你怎麼就容不下一個不相干的人呢?」
「只有廁所才容別人呢。」
新郎丟下包,說:「你說怎麼辦吧。」
「離。」新娘說,「做不了一個人就只能是兩個人。」
這句偉大的格言伴隨著火車的一個急煞車,天堂「咣當」一聲。火車愣了一下,天堂就是在這個瞬間裏頭被煞車甩出車廂的。
然而火車馬上就重加速了。它在發瘋,拚命地跑,以一種危險的姿態飛馳在某個邊緣。速度是一種死亡。我聞到了它的鼻息。火車的這種樣子完全背離了天堂的安詳性。我感覺到火車不是在飛奔,而是自由落體,正從浩瀚的星光之中往地面掉。它窗口的燈光宛如一顆長著尾巴的流星。
我擔心地問:「會離嗎?」
對面的女人噘起了紫色口紅,說:「不管人家的事。」
這話說得多親切,就好像我們已經是倆口子了,背靠背,或臉對臉,幸福地被橘子皮裹在懷裏。我笑起來。我敢打賭,我的笑容絕對類似於向日葵,在陽光下面十分被動地欣欣向榮。但一想起陽光我的心思就上來了,陽光,那不就是天亮嗎?那不就是終點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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