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
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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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獨立思考九十年的超狂典範
    思想家韋政通先生遺世之作

    異端或異議者對促進社會進步是多麼的重要,
    保護異端,就是護衛獨立自由的精神!

    做為一個有社會責任與道德良知的「知識分子」,在忠於自己的使命與判斷下做出選擇,自然很容易被當成「異端」。而「異端」,正是思想家韋政通一生最佳的註腳。

    二十歲出頭,他為了一個女生,離家出走,從軍來台,等能夠再回去時,鬢已星星,爹娘也不復見。
    發現自己根本不是當兵料,想追的人,也不愛他,左思右想,乾脆冒險逃兵,茫茫人海,不知何處容身,異端人生才剛開始。
    好不容易有了工作,花樣年華、記者生活,正多采多姿時,卻忍不住思索懷疑,生命的意義究竟為何?毅然辭去工作,一個人跑到北投大屯山下閉關苦讀。
    別人是進大學、玩社團、交女友、拿文憑,他是住茅屋、餓肚子、靠自己,一本一本原文經典反覆讀、反覆想,這樣的生活將近四年。
    獲得國學大師牟宗三賞識,納入門下,對許多人來說,這是千載難逢機會,最後因為對傳統儒學見解不同,以及婚姻選擇,終至離開師門、千夫所指,韋政通終究又成為主流派閥下的異端。
    批判傳統,選擇做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當時政治體制下,自然必須跟大學教職說再見,異端豈見容於獨裁政權,韋政通只好「南漂」台中,也不願妥協、出賣靈魂。

    學術志業路上孤獨,愛情路上也多舛。

    當終於碰見生命中注定那個人時,偏偏別人已有家庭。決心為愛情獻身,韋政通再度成為當時社會風俗下的異端。
    到底這些強大的勇氣,要從何而來?

    韋政通用九十一年的時間,展現一個人如何在各種壓力下,不僅貫徹自己的理念,同時人生竟可以活得如此精采。閱讀韋政通的一生,提醒著我們,時代仍在繼續走著,還要繼續走下去的未竟旅程,正是你我的人生。

  • 韋政通(一九二七~二〇一八)

    江蘇鎮江人,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五○年代,深受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的影響,以弘揚儒學為職志。六○年代,與自由主義舵手殷海光往來密切,於《文星》等雜誌發文反思及批判傳統思想。七〇年代,因政治迫害無法長期教書,專心致力於撰寫《中國思想史》等大量著作。八〇年代,擔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尋求儒家現代化之路。用一生演繹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不畏學術權威、政治權者、傳統流俗,講自己相信的話,用生命實踐自己的思想。

  • 出版緣起
    ◎羅文嘉(水牛出版社社長)
    一場為愛啟航的冒險

    沒錯,一開始,我是被這個愛情冒險故事吸引的。
    一九四一年,十六歲的韋政通離開家鄉,來到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這時候中日戰爭已經爆發多年,上海除法國租界外,幾乎全數被日本人控制。

    「父親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錢莊裡當學徒。我父親的目的是,你學了這個本事,將來有一天,我們也到上海去開錢莊。在他的價值觀裡,就是滿腦子都是掙錢。我的大哥比我大十歲,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當學徒,當時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

    韋政通父親在丹陽(江蘇鎮江東南)開了間布店,丹陽位於自隋代以來南北往來最重要的京杭大運河附近,後來京滬鐵路開通,商業活動十分發達。

    「我父親是個商人,我有兩個哥哥,我是最小的兒子。父親希望我們三兄弟都繼承他的事業,但我從小對我父親的這個行業,就一點興趣都沒有。說到父子不和,我們也從來沒有嚴重的衝突過,但是我從小就感覺跟這個家庭格格不入。」

    「我的家庭沒有一本書,我家好多代裡面沒有一個讀書人。我生活的那個地方,方圓十幾里,也沒出過一個重要的讀書人。出生在這樣一個背景的我,卻一輩子愛好知識的追求,使我相信一個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傾向的,這個天生的傾向如果很強烈,卻又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自然就會引起反抗。」

    「我父親就是那種標準的知識水平不高、很威權的老式家長。他們做生意,掙了錢,生活便過得自在,用我家鄉鎮江人的說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裡面泡個澡,躺著享受一下,讓人家揉揉腳、按按摩什麼的,就是『水泡皮』。這是江南那一帶的風俗,有一點錢的人都是這樣享受,然後朋友之間見面,就是抽大煙。我小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景象。」

    韋政通當了一年學徒,在大哥支持下,決定上學念初中。當時上海最好的高中是聖約翰中學,但是只念過幾年私塾的韋政通,既沒念過英文,也沒學過數學,根本進不了,後來跑去找另一所私立的大同中學,教務主任願意讓他一試,但條件是一年內英文數學要跟上。四年後,韋政通以同等學歷考上光華大學(也就是後來的華東師大)。

    當時還在念大學的韋政通,一點都不想把自己人生耗在經商顧店上,他想反抗離開,卻又沒有足夠勇氣。

    「有一個經常到我家來送藥的護士,因常常到我家來送藥,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歡她。她後來到臺灣去,留了一封信給我。她是跟著軍隊去的,在軍隊裡當護士。她說她到了臺灣,會駐紮在什麼地方,那個軍隊是什麼番號,都告訴我了。」

    韋政通談到這個山東小姐時說:「我想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他決定不顧一切,離家出走,到臺灣尋找他的女神。

    一九四九年初的上海已經人心惶惶,一月底北平全面淪陷,共軍隨時準備渡江南下,前往臺灣的渡輪即使數條黃金都一票難求,隨著太平輪沉陷,渡海難度更高。

    當時的黃浦江碼頭,擠滿逃難的大人、小孩、軍人、器具, 韋政通走過外灘,穿越依舊熱鬧的南京路,他沒有難要逃,也沒有家人要同行,只是因為一位女子、一封信件。

    路過大世界遊樂場,當時上海最熱鬧的百貨商城,韋政通抬頭看見青年軍二〇七師招兵廣告,他知道這是唯一可能離開上海的機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國民政府軍在東北瀋陽被圍,多數友軍選擇投降時,青年軍二〇七師決定不投降、拚死突圍,全軍三萬五千人,最後只剩四千多人離開東北。幾個月後,二〇七師來到上海,重新招募青年學生,準備轉進臺灣。

    四月二十一日,韋政通終於搭上中興輪,隨同青年軍離開上海。
    四月二十三日,到達基隆上岸。當時韋政通身上只有十塊銀元,和那封滿載浪漫愛情夢想的信件。

    故事到這裡,你一定很好奇,到底後來他們見面了嗎?我問老先生時,他沒太多著墨,只悠悠的說:「她當然嫁給別人了。」
      馬子沒把到,自己卻回不去了。我問韋政通孫女心怡:「後來他回去時有見到爸媽嗎?」
    「沒有,都已經過世了。」
    「沒有聽他再提過爸爸,只聽他說想媽媽。」

    一條孤獨的自由道路
    韋政通一生追求自由,他如此自述:「當我說,自由是我的天道時,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層次。」
    對他而言,「追求自由」不是口號,是一生的價值與每日生活的具體實踐。
    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九十幾歲老人時,他紅光滿面、精神奕奕,談生命、論思想。
    「你一個人住,都不需要人照顧嗎?」尤其他帶我爬樓梯走上二樓房間時,我充滿疑惑,一個獨居老人每天這樣上下樓梯適合嗎?
    「我堅持一個人住,因為這樣才能完全自由,不受打擾。兒子或孫女每週末來看我、一起吃個飯,我不需要他們照顧,他們有他們的人生,我有我的生活。」
    這樣的老人,不多見。
    「爺爺生活規律,絕不麻煩人,跟他約好吃飯時間,任何人不能遲到,六點一定準時開飯。」他的孫女說。
    每天早餐都一樣:一顆水煮蛋、一個蘋果、一片吐司、一杯牛奶或麥片,幾十年來從沒變過。每天除基本休息外,所有時間就是讀書做筆記,偶爾以聽古典音樂做休息。
    韋政通讀過的每本書,一定在書內頁做大綱紀錄,並另以A4大小紙做全書重點摘錄及標示原書頁碼。在去世前一週,他才剛讀完的一本書與筆記,就靜靜躺在慣用的書桌上,他沒料到那是此生最後讀的一本書與做的筆記。
    在哲學史上,韋政通憑藉一己之力,完成至今仍無人能及的《中國思想史》上下冊(水牛永遠的暢銷書),同時在沒有電腦的年代,一個人(沒有任何助理與同伴)完成《中國哲學辭典》的編纂(這根本是神話)。
    他說:「我就很容易做到不怕寂寞,也不怕孤立,一個人可以發光,一個人可以工作,不求人。沒有老師指導,也可以自學。」
    他沒有受過正規學院式教育,學問完全來自自學(自己學習),現在越來越多家長讓孩子走自學之路,其實這種自家學習與自發學習仍有很大落差。
    當時的韋政通,決定離開自覺沒有長進的新聞工作,一個人跑到北投大屯山腳,租了間小茅屋,一住就是三年半,這段時間他閉關苦讀,一個人,沒有收入、沒有朋友,一個饅頭分三次吃,沒有饅頭則摘木瓜配開水吃。這是他決定以學問為志業的開始,也是他決定做一個「革新人」的起步。
    他的努力與成果,確實讓當時許多學術大師為之驚豔。殷海光曾這樣稱讚年輕的韋政通:「你啊,就好像一個孤炭,你一個人可以發光的。」
     在與殷海光的互動中,韋政通後來說,他最大的收穫是找到自信,並且知道自已是可以忍受孤獨的。所以他不只一次強調:真正的學者,必須勤於治學,做學問不僅辛苦,更要耐得住寂寞。
    對於學生或學術圈的朋友,他有一個原則,如果入朝當官,就不必往來了,他喜歡與朋友討論思想、爭辯事理,但官場的生態運作,與做學問和學者角色是必然衝突。
    在一次演講中他曾經這樣評論胡適:「胡先生自大使生涯後,做學問的能力早已開始弱化,晚年在臺灣已不是學者的角色,而是一位「名流」,這是我既做不到也不羨慕的。」
    我們的社會,一直不缺少名流,影視名流、社交名流、學術名流、文化名流、政治名流,當然現在又多了名嘴、網紅、X神。做名流比較爽,吃飯喝酒相互吹捧,做學問太辛苦,埋首案牘無人問,難怪韋政通必須不斷自我鼓勵,自我提醒:「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是:追求經濟獨立、追求思想獨立、追求精神獨立。」
    或是他喜歡這樣描述:「自由的信念,正是與不幸遭遇搏鬥的動力。」
    因為,他深知只有完全獨立,才有真正自由。只有不靠他人,才能實現自我。
    孤獨的老人,在內湖碧湖邊,一個人享受他一輩子堅持的孤獨。直到那個天光剛暗的夏夜,一臺摩托車擦撞過他,老人躺在急診室,看到孫女第一句話:「對不起,麻煩你們跑這一趟。」幾個小時後,他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為他麻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

    一個實踐思想的生命

    韋政通走了,我想起也走沒多久的李敖。論學問、人品,李敖遠不及韋政通,可惜世俗淺薄,稱李為大師,卻不知韋政通。
    為了對韋夫人的愛,韋政通不顧世俗的閒言閒語,甚至與老師及同學決裂。然後他用一生的呵護,來見證自己的抉擇:
    談到時代精神的問題,韋政通指出:

    「現代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不文明的一代。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新的沒有學到,舊的也丟了,這就是我們現代的實情。

    我們活著很可憐,天天被物質的追求、被金錢的追求綁著,被綁得死死的,你想想,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傳統不是這樣的!」

    多數人治學是因為工作、興趣、或志業,韋政通一輩子身體力行學問中悟得的道理,對他來講,那不是學問,是信仰。

    「當我認識殷海光以後,強化了自我改造的願望,追求新知識的過程中,我就發願必須使自己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現代『新人』。
    我不能強求別人,但是我可以要求自己,看看我能做到多少。現在到我這個年紀,已經有了結論,我對自己這方面的滿意度,比對自己學問的滿意度,還有過之。」

    「我真正把我自己的性格做了改造。我學現代知識,尤其是現代價值觀,並不只滿足於書本上講的知識,而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精神,要求生活上的實踐。

    你光講有什麼用?如果你講自由,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講民主,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你講人權,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那有什麼用?書本上講得容易,但是落實在生活裡面,就是要學習把這些價值內化,就是你自己要先改造。」

    毫無疑問,韋政通的民族認同是中國,但和大多數高舉民族大旗的人比較,韋政通的思想層次與價值實踐,如天壤之別。
    比如在談到文化整體性發展時,韋政通是這樣講:

    「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不只是徒具民主的政治形式,最重要的,它必須從全民的民主性格中反映,這些性格包括思想與行動的自主、獨立和自由,而且習慣於尊重個性、容忍異見。這就是說,民主必須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民主才算生根。

    民主的生活方式如何培養?始於開放的家庭。所謂開放的家庭,就是以自主、獨立、自由為倫理準則倫理教養的家庭,在這樣的家庭裡,每一分子,都把這些價值認為是無可爭辯的權利。因此,所謂民主的性格,就是這些倫理準則內化的結果。」

    談到民主制度時,他這樣強調:

    「民主社會與非民主社會有許多基本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差異,是民主社會能享有言論與思想的自由,把寬容異見看做民主性格的重要表徵,並制定法律對持有不同意見的異端分子予以保障。由於近代世界性的民主運動,已使保持異見做為異端的權利,成為我們這時代一個普遍的理想。」

    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韋政通這樣評論:

    「由於在如此巨大規模的學運中,青年們所表現的自我節制與自我犧牲,不但使所有的中國人感動,也震撼了全球,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運動,能像這一次,打破全世界中國人心靈上的隔閡,在精神上結合在一起的。」

    「中共政權不可能馬上垮臺,在權力重整的過程中,究竟會產生什麼情況,也難以預料。但是,權力不只是使人腐化,也使人愚昧,因此,在這場風暴中,部分知識分子的菁英,肯定會受難,我們相信,他們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受難,將激起更多知識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

    我不厭其詳地摘錄韋政通晚年自己整理的文字,是想跟讀者們分享,不是所有具中國情懷的人,都認同現代中國當權者這一套,韋政通對自由民主的信仰與堅持,有時還超過許多臺灣本土關懷者。

    韋政通一生孤獨,做學問孤獨,處世孤獨,生也孤獨,死也孤獨。
    他把最後書稿交給我時,我們用了一個上午討論這本書的編輯與內容。臨走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有想要找誰為書寫序嗎?」
    「我這一生從來不給人寫序,我的書也從來不要人寫序。」老先生告訴我。
    後來看完書稿,我完全明瞭他的堅持與自信。做為一位自學出來的學者,學問是幾分實力的問題,不是靠他人美言建立。做為一個資深編輯,書稿就是最完整說明鋪陳,也不需要別人導讀介紹。
    這些日子以來,我反覆閱讀書稿,越來越理解他,也益發感覺在現代社會中他的孤獨。或許因為這樣的孤獨,有學生舊識幫他組了一個陣容龐大的追思籌備會組織。看著如此龐大的架構與人員,我突然想起他指著這張照片告訴我:「我最喜歡這張照片,桀驁不馴、睥睨世俗。」(放照片)

    一段未竟的旅程
     
    自從韋政通把這本書的書稿交付給水牛出版社,我一直在構思如何將這本書處理得更好,然後幫他風風光光的辦一場盛大的新書發表會。
    雖然老人家對於名利總是看得很淡,但相較於中國學術界近年來對他的重視,臺灣戒嚴時代的政府打壓迫害他,到了民主化之後人們卻又逐漸將他淡忘。我始終想著要讓他熱鬧一番,讓更多年輕人認識他,也讓他在終其一生的孤獨心境中,感受到多年來應得的溫暖。
    這一年我忙於下田工作及創辦學校,沒想轉眼老人家意外地離開。對此我感到遺憾與愧疚。這幾個月來,在麗瑾與政辰兩位資深編輯協助下,我們蒐集了韋政通所有著作,連同他生前交付的稿件,重新討論、整理,嘗試完整的去閱讀及理解他的生命價值、學術研究與思想創見。
    書名《異端的勇氣》,來自韋政通生前所擬書名之一《異端的誘惑》,他告訴我特別喜歡「異端」一詞,因為會被視為「異端」者,往往也是少數不順從流俗,能夠獨立思考,願意講真話、願意用行動來實踐自己思想的人,也是「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所常展現的面貌。
    韋政通一生中同時扮演了「學者」、「思想家」與「知識分子」等多重角色,著作與文章很多,涉及面向也很廣。經過長時間的思索與討論,我們決定稍微擴大了他原先對於本書的設定,從他所擬書名中的「異端」概念出發,讓這本書成為他與現在及未來青年的對話橋梁。
    在韋政通的一生中,就他離家出走、與有夫之婦交往來看,他是社會風俗眼中的異端;就他澈底拋棄原先對當代新儒家的信仰,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來看,他是傳統學術派閥眼中的異端;就他獨立思考、勇於批判傳統與現在來看,他是當權者眼中的異端。然而對他而言,他就是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思考,就是要講自己想說的話,就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本書的編輯架構如下:
    第一部分是「人生卷」,整理自二〇一一年他在深圳大學的演講,講題為「人生的考驗與應答」,從中可以聽到他娓娓道來,完整披露他傳奇一生的故事,許多內容是他過去不曾公開談過的,像是他離開恩師牟宗三的真正關鍵原因。相信讀者在他幫青年講述的「人生十問」中,能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第二部分是「思想卷」,我們從他發表過的眾多文章中,精心挑選與「人生卷」內容相互呼應的九篇文章。透過這些文章,不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在「人生卷」中提到的內容,也足以印證他思想與實踐上的一致性,他所著作的文章都不是理論上的空中閣樓,而是他自己人生真實的指引。我們相信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韋政通從殷海光那邊承繼的獨立思考精神,仍是現代青年很好的榜樣。
    第三個部分是「附錄」,從孫女心怡對韋政通的回憶中,我們能更清楚看見他真實生活的面貌及個性,以及始終誠懇如一的人格特質。
    我們於書末特地製作了一份年表,希望彌補演講中因為分述各主題而造成的時序跳躍,讓讀者更容易理解他所提到的各個人生階段及歷程。如果讀者藉由這本書,對韋先生的學術及思想產生興趣,建議可延伸閱讀他的自傳《人是可以這樣活的》,裡面有他的幾篇相關文章,以及他對自己畢生著述的詳細介紹。

    點燃理想的火炬

    雷震、傅正、費希平、殷海光與韋政通等人,從中國來到臺灣這片土地上,抱著「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與當權者對抗,透過各自的方式來爭取人民的自由與民主的權利,為臺灣的民主化歷程貢獻了很大的力量。
    在那個威權的時代裡,他們的危言危行,被當權者視為異端,倍受打壓迫害;但到了自由民主已是臺灣基本社會共識的今天,當歷史上的異端,已成為現在的主流,他們的言行與生命選擇,看起來卻變得太普通,而為眾人所逐漸淡忘。
    對於水牛而言,出版的意義不只讓這些時代精神的火苗重新被看到,更重要的是要讓它們能夠永久流傳下去。這本書獻給所有熱愛真理,嘗試在孤寂道路上,堅持信仰、踽踽獨行的人。

  • 出版緣起
    代 序 人生十感/韋政通

    人生卷 韋政通十問人生
    第一問.人生困境,如何應答?
    第二問.當「幸運之神」來敲門時,如何應答?
    第三問.真愛降臨,眾人皆否,如何應答?
    第四問.如何改造自我,做一個現代「新人」?
    第五問.當我失業時,如何度過黯淡的歲月?
    第六問.當我遭受批評甚至被謾罵,如何應答?
    第七問.當我身心疲憊,工作難以繼續時,如何應答?
    第八問.當名利來誘惑時,如何自處?
    第九問.我做學問已達到「工作自動化」的地步,這種能力是如何培養的?
    第十問.生死事大,我如何面對死亡?

    思想卷 韋政通選文輯

    傳統與我
    我愛異端
    異端知識分子在臺灣
    學習典範——讓理想主義的精神昂揚
    為真理做見證——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現代文明人的信條
    青年的人生觀——怎樣為自己找路、意義、理想?
    中國哲學史上的四種不同人格
    從「智慧不老」到「日日是死日」——我的入老生活
      
    附 錄

    我的爺爺韋政通/韋心怡
    韋政通先生年表
    韋政通先生著作目錄

  • 人生困境,如何應答?


    第一個問題是,當我陷入人生困境,必須做抉擇時,我怎麼辦?這裡所謂的人生困境,跟一般的窘境、一般的難題不一樣,這些人生的困境,都非常難做抉擇,因為它對人生的未來,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我下面要談生命中三次大的人生困境,都是在我三、四十歲以前發生的。

    第一個大的困境,是離家出走,我是二十二歲那年一個人跑到臺灣來的,家裡沒人知道。第二個大的困境,是我在臺灣曾當新聞記者,後來實在覺得自己不能這樣過一輩子,我必須要離開這個工作,就辭去工作跑到山區去隱居,住在一間茅屋裡面,像古代隱士一樣過了三年半。第三個大困境,是決定脫離師門,離開了對我恩重如山的老師。

    你看我這三個問題都是很困難的抉擇,假如當時遇到這三個問題,我做了另外一種選擇,我的人生就會完全改觀。面對第一個難題時,如果我不離開家鄉,下場會是怎樣?我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從上海出發,當我們這支軍隊的船四月二十三日到達基隆的時候,就得到消息,共產黨的軍隊前一天已經渡過長江了。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那班船是最後一班。你看人生就是這麼的偶然,假如搭不上那最後一班船,就是另外一種人生了。我家裡是地主,在文化大革命時算標準的黑五類,黑五類子弟的命運,你們都知道,連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面對第二個難題時,如果我繼續留在新聞的崗位上,當然又是跟今天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了。面對第三個難題時,如果當時不脫離我的老師,走自己的路,那我也不是今天這個韋政通。所以每一個決定都是非常關鍵的,都是非常困難的,是有可能把人搞得活不下去的這種難度。

    離家出走,追求嶄新的人生

    我現在開始談第一個困境,我為什麼會離家出走?

    格格不入的童年

    離家出走表面上的理由,好像是父子不和。從我小時候,我們父子之間就不和,因為我父親是個商人,我有兩個哥哥,我是最小的兒子。父親希望我們三兄弟都繼承他的事業,但我從小對我父親的這個行業,就一點興趣都沒有。說到父子不和,我們也從來沒有嚴重的衝突過,但是我從小就感覺跟這個家庭格格不入。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後來我想其中原因,第一個可能,就是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我出生在一個什麼家庭呢?你們可能很難想像,我這一輩子認識的朋友,許多是出身書香世家,而我呢,是出生在一個連一本書都沒有的家庭。我們家裡只有黃曆,查風水用的黃曆。現在不是都強調人生起跑點嗎?那我這個起跑點是等於零。我想我天生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跟這樣的商人家庭就自然會格格不入。我是這樣解釋的,也不一定對,但有些現象你總要嘗試去解釋。

    第二個可能,就是有一種窒息感。我上過四個私塾,過去私塾的教育,現代青年人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一天亮就到學校,很晚才放學。在私塾幹什麼?先背昨天教的書,再講幾行書,然後寫一張字。你想,老師教我背書,我幾分鐘就背會了,老師給我講書也不過就是半小時,剩下這麼長的時間,你說在私塾裡要幹什麼?一天的時間很長,還不能看閒書,非常無聊。一個孩子在那樣的教育環境,簡直是被殘害!所以我就常常逃學,寧可挨父親的打,也受不了這樣的教育。

    我想就是這兩個環境,家庭的環境和私塾的環境,都使我格格不入。我的家庭沒有一本書,我家好多代裡面沒有一個讀書人。我生活的那個地方,方圓十幾里,也沒出過一個重要的讀書人。出生在這樣一個背景的我,卻一輩子愛好知識的追求,使我相信一個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傾向的,這個天生的傾向如果很強烈,卻又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自然就會引起反抗。

    我講幾個具體的經驗。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請一位中醫來家裡,我還記得他姓楊,這個中醫像是我們的家庭醫師,我們家的病都是他看的。這個中醫的國學程度不錯,父親就請他出個題目讓我做。這個楊醫師就出了個「我的自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寫自述。醫師看了我的文章,就跟我父親講:「這個孩子你大概養不住了。」因為我在〈我的自述〉裡面,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我說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父親當然很不高興,心裡就有了嘀咕,覺得這個孩子怎麼會這麼野、怎麼會有這種荒謬的想法呢?

    我父親從來沒有問過我「你想做什麼」。像我的教育方式,我一定問孩子「你想做什麼」,你真心想做,我就幫助你達到你的目的,這是我們做父母、做老師應該要有的責任。我父親從來沒有,我父親就是那種標準的知識水平不高、很威權的老式家長。他們做生意,掙了錢,生活便過得自在,用我家鄉鎮江人的說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裡面泡個澡,躺著享受一下,讓人家揉揉腳、按按摩什麼的,就是「水泡皮」。這是江南那一帶的風俗,有一點錢的人都是這樣享受,然後朋友之間見面,就是抽大煙。我小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景象。

    第二點要講的是兒時被父親責罰的具體經驗。一般常見的小責罰當然有很多,像是拿雞毛撢子打呀什麼的,每逃學一次他一定會打一次。此外,他還喜歡扭耳朵,即使已經過了大半個世紀,我還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他把我的耳朵用力扭,扭到撕破流血,祖母就罵我父親,說你怎麼這樣野蠻。另一種常用的責罰就是罰跪,叫你去罰跪,不准吃飯。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逃學,就被罰跪在小鎮的商店櫃檯裡面,店裡面還有幾個店員,我那時候已經十多歲,這就完全讓人感覺是種羞辱了。

    這兩次責罰對我來說非常嚴重,終身難忘。所以我這一輩子在臺灣幾十年了,腦子裡很少有我父親的影像,因為我必須把我父親的影像給忘掉,才能減少一點痛苦的記憶。你們很年輕,將來會結婚生子,我想勸告各位,不當的責罰孩子,孩子是會記仇的。有的孩子會原諒你,有的孩子會永遠記得,所以責罰的時候,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不能用暴力、羞辱的方法來責罰。這兩次責罰我一直都在腦子裡記得。平常我很少談人生的往事,你看像我年紀這麼大的老年人來談這些問題,心中還是多麼難受的呀!談這些問題可能有點無趣,但講到個人的人生經驗,它就很重要了。我離家出走,什麼原因?這就是原因的一部分。

    接管家業的壓力

    到了十六歲,父親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錢莊裡當學徒。我父親的目的是,你學了這個本事,將來有一天,我們也到上海去開錢莊。在他的價值觀裡,就是滿腦子都是掙錢。我的大哥比我大十歲,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當學徒,當時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這公司到現在還有,只是所在地現在叫南京東路。

    到了上海,世面大了,我看什麼書都沒有人管了。當時張愛玲才剛開始寫作,上海最有名的女作家是蘇青;電影明星李麗華那時才出道,我也曾是追星族。在上海刺激的東西比較多,所以我做學徒做了一年,在我長兄的支持下,把我送去讀中學。我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已經是十七歲,在現在已經是高中畢業的年紀了。

    本來我想念上海一間很好的中學,叫做聖約翰中學,但上海在那個年代,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英文的,我沒有念過英文所以它不收。後來我到私立大同中學,因為是放假,我就直接找到教務主任,我告訴他,我想讀書。我們談了以後,他知道我沒有念過英文、沒有學過數學,於是他叫我寫一篇東西 又是「我的自述」,這是第二次寫我的自述了。我寫了以後,他看過就說,你可以來念,因為我那個時候的國文程度已經不錯了,那不是一般的初中生可以比的。可是他說,我們有個約定,口頭的約定,在一年之內,你如果不能跟上英文,不能跟上數學,你就自動退學。

    於是我開始進中學讀書,後來父親知道這個事實,他沒有理由反對,但也有一個條件,就是你書讀完了必須回來管店。父親的意思,這個店是要小兒子來管的,大哥二哥到外面去闖,你要到家裡來管店。這也是逼得我非走不可的原因。

    後來在我哥哥的支持下,我找了聖約翰大學的一個女生來教我英文,半年我就趕上了。數學困難一點,一年後也沒有問題。然後我就跳級,中學我一共讀了四年,然後用同等學歷考大學。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學,那時候叫光華大學,就是現在的華東師大。我一九八八年到華東師大去講學時,那地區面貌已經完全變得不同了。

    離家的勇氣

    我離家出走的背景,還有一個刺激的因素。有一個經常到我家來送藥的護士,是個山東小姐,我還記得她是山東萊蕪人。因常常到我家來送藥,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歡她。她後來到臺灣去,留了一封信給我。她是跟著軍隊去的,在軍隊裡當護士。她說她到了臺灣,會駐紮在什麼地方,那個軍隊是什麼番號,都告訴我了。這給我好大的刺激,我想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她的勇氣給我很大的刺激,所以在我的自傳第二次出版的時候,我曾提到,我說這個女孩子是我生命中的「女神」。她是我的女神,把我引出原本的世界,沒有她,我是不是能做這樣的決定?實未可知。

    那個時候的上海,正在招青年軍。蔣介石到臺灣去的時候,很多老兵他都不要了,因為這些老兵都腐敗得很,也常常吃敗仗,所以他徵了很多新兵到臺灣去。當時青年軍二○七師在上海的「大世界」,掛了很大一個廣告寫說要招新兵。限制是要大學生,我剛考上大學,恰好勉強夠資格,所以我就去報名。因為那個時候,正遇逃難潮,你有錢也買不到船票,更不要說飛機了。

    我就是這樣跟著軍隊到臺灣的。到了臺灣,我在二○七師駐紮的湖口住了一個月。連長跟我講:「你不是當兵的材料,假如你有勇氣離開的話,我可以幫你。因為你頭髮剃掉了,我可以幫你買頂帽子、買套老百姓裝,我送你出去,但以後的命運你自己負責,你敢不敢?」我當然敢,有什麼不敢的。

    那個連長真是幫了我大忙,後來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當我工作掙了錢,那個連長戀愛的時候,會到我這裡來拿戀愛費。我們好到什麼程度,我記得他結婚後,我和他以及他新婚的妻子,我們三個可以睡在同一間榻榻米上。那時候從軍隊裡當逃兵是非常冒險的,因為前幾天還捉到兩個逃兵,逃兵一被捉到,立刻槍斃。當時這個連長叫他的勤務兵出來買菜的時候,我充當伙夫跟著出軍營,然後讓我換裝,把我送上火車。

    落腳臺灣

    之後我就來到臺北,找我私塾老師的女婿,唯一知道的一個線索,就是他在臺北博愛路一間百貨公司裡當襄理。這個私塾老師的女婿,我們在家鄉也不熟,他幫我什麼呢?就是第一個晚上,他幫我找個小旅社住下,以後就讓我自己想辦法了。離家時我偷了母親十塊銀元,當了兵跟著軍隊,到基隆時剩一塊銀元,買了香蕉吃就只剩五毛。這樣等於要從第二天起,開始過獨自流浪的生活,當時我的身上什麼都沒有。

    我到臺灣後的第一個工作,跟我在上海當學徒時所學的兩樣東西有關,你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一個年輕人的好學,雖然這些和後來學術生命一點關係也沒有。第一個是簿記,當時我既然在錢莊當學徒,所以自然學過簿記,簿記比會計低一等,也就是管記帳的。立信會計所是中國的第一所會計事務所,把西方的會計知識引到上海來,辦的補習學校當時很有名,簿記、會計在那裡都可以學。我用晚上時間,到立信會計補習學校學了一年,拿了簿記的文憑。第二個是速記,那個年代沒有錄音機,人的演講就只能靠我們的腦子來記,速記有一個英文名字就叫 shorthand,什麼叫 shorthand?就是用符號把聽到的聲音記下來,之後再根據符號再把它翻成文字。我想速記是從國外引進的,既然是記音,只要你會那個語言,任何語言都可以記。於是我在上海亞偉速記學校用函授方式學會了速記,目的是想當作家或記者,人家講話我馬上可以記下來。

    我的第一個工作就是開速記班。我找到青年軍的服務辦事處,他們有很大的地方,有很多空間,我們來合辦,學費你拿一半我拿一半,試著招生看看有沒有學生?我教速記,當時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來學呢?新聞記者要學速記,還有議會需要會速記的人才。我因為教速記而認識了新聞界的朋友,新聞界的朋友又把我帶進新聞界去了,於是我就做了記者。


    更換跑道,成為大屯山隱士

    接著下面講第二個困境,為什麼我會年紀輕輕就毅然選擇辭去工作,過著山居生活。

    1.記者生活

    我當新聞記者後,除了當記者,還進到中國廣播公司底下的「自由中國之聲」(後來中央廣播電臺的前身)寫廣播稿。寫什麼稿子呢?寫反共的稿子,在廣播裡播出。一個星期寫兩篇廣播稿,每篇大約是一千字。廣播公司會提供資料,讓你去選題目,被指定寫的內容就是罵共產黨。這段新聞工作的生活不值得多說了,因為每天就吃喝玩樂,對我來講,一點人生的意義都沒有,一點人生的遠景都沒有。臺灣苗栗有一個佛教聖地,叫獅頭山,上面有很多寺廟,我在擔任新聞記者的最後半年,突然對這種糜爛的生活深感厭惡而自責,好多次一個人跑到那山上去,住在廟裡,鄭重地思考未來的問題。想著:我該怎麼辦?我怎麼可以接受我的一生就這樣過?

    回想這一年,我在〈王貫之先生與我〉一文中,曾形容「是我生命中一次起大波瀾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有兩個外在的原因,才幫助我走出了波瀾。第一個原因,是我在這正焦慮不安的時候,認識了勞思光先生,他當時靠著寫稿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文章涉及範圍很廣,東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邏輯實證論、近代中西思潮等,無所不談。勞先生不修邊幅的外表、爽朗的談笑,以及他淵博的學識和高效率的工作,都很令人心儀。藉由勞先生,使我生平初次接觸如此新奇的世界,並深深地被吸引。

    第二個原因,我在書報攤上看到香港出版的《人生》雜誌,讀了以後很有啟發。這本雜誌是最早宣揚當代新儒家的一個重鎮,當年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他們的文章,比較理論性的都發表在《民主評論》上,比較通俗的文章都發表在《人生》雜誌上,所以《人生》雜誌蠻受當時青年人歡迎。我看了這個雜誌幾期以後,就寫了一封信給雜誌的負責人,他叫王貫之。他很快就給我回信,然後我們就開始通信,我就把我心裡的苦悶告訴他。他支持我,他說:「你應該朝你自己的理想去奮鬥。」他鼓勵我,他說:「我不能幫助你太多,但是凡是你給我的稿子,我就給你登。」《人生》是一個私人的雜誌,所以稿費不高。王貫之先生贊成我改變生活,至於該怎麼改變?當然人家不知道。

    2.山居歲月

    我第一次接到貫之先生的來信,是一九五四年的二月十七日。同年三月,我不顧一切地辭去記者工作,在臺北郊區大屯山山麓租了一間小茅屋住下,決心做個賣稿維生的文人。這個《人生》雜誌,是我面臨第二次困境時,能夠下決定離開新聞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辭職後我可以繼續寫稿子維生,不至於餓肚子。廿世紀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對友愛的描述是:「對任何另外的一個人有一種責任、關懷、尊重和認識的感覺,並且希望促進他的生活。」就我親身所感受的,貫之先生對我的友愛,每一點都做到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這一千多個日子,除了微薄的稿費收入,我沒有做其他工作,稿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人生》。《人生》是個窮雜誌,有時連印費都付不出,可是我的稿費卻很少拖欠,我就靠著這點若斷若續的稿費苟延著生命,住在茅屋裡專注苦讀。

    那時候寫什麼稿子呢?寫小說。我在入山以前寫過一些小說,當時還沒能力寫理論性的文章,所以初期發表的,仍以小說為主。我在《人生》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叫《長夜之光》,漫漫長夜中的光芒,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本宣傳儒家思想的現代小說,王貫之先生好喜歡,因為它弘揚儒家嘛!唐君毅先生也喜歡,他說在新文學裡從沒有人把儒家理想寫到小說裡面去的。我就寫過這樣的小說,這是典型的「文以載道」,是我後來最反對的文學觀。接下來的四、五年當中,我在《人生》發表了十多萬字,文章不論好壞,貫之先生從沒有退過我的稿,甚至連我給他的信他都在雜誌上發表,然後算點稿費給我。

    當時除了《人生》以外,我試著向《民主評論》投稿。《民主評論》是由徐復觀先生主編,最初是蔣介石拿錢辦的。一九四九年初蔣介石總統下野以後,住到溪口他的老家去,徐復觀曾是他的機要祕書。當時蔣介石就說,將來在大陸失敗的話我們到臺灣去,你到臺灣或香港辦一本宣揚中國文化的雜誌。《民主評論》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出版,主要銷售臺灣,在當時是臺灣最好的思想性雜誌,也是稿費最高的雜誌。

    我們長輩這代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能學得到的,開始的時候徐先生直接把稿子退給我,後來他知道我的生活情況,知道這年輕人有決心向學,所以後來的稿子他就給我改,改了以後給我發表,然後把稿費給我。那個年代有這樣的長輩,知道你既然有志於向學的話,我就幫你。

    由於當時我寫小說,也偷偷地看過一些三○年代的小說(當時在臺灣是禁書),什麼巴金呀、矛盾呀,這些小說我年輕時也看過,所以對五四以後的新文藝、新文學我有一點了解。我最早投給《民主評論》的文章是〈中國三十年來文藝的回顧與前瞻〉,結果徐先生給我改了兩次,才勉強發表。我記得我在裡面稱讚魯迅,但徐復觀先生很不欣賞魯迅,他就給我改掉。徐復觀先生的文章是一流的,從梁啟超以後,並不多見。他除了學術上的成就以外,有五本大政論,他一輩子寫了很多政論,寫得非常好,文章有見解、有才氣。蔣介石跟毛澤東一樣,用的一些祕書都是很有文采的人。

    後來我還因為在《民主潮》投稿、發表文章,而認識了勞思光,因為《民主潮》是青年黨辦的,而勞思光的爸爸就是青年黨。那時的勞思光也賣文為生,每個月寫一萬字,稿費是一千塊(這在五○年代算很優厚,我後來開始教中學,每月薪水才三百多元)。我在《民主潮》投稿認識勞思光,在《人生》投稿認識王貫之,在《民主評論》投稿而跟徐復觀有往來,都是文字的因緣。

    3.理想的火焰
    我的運氣不差,我一輩子的貴人不少,牟宗三先生是勞思光帶著去見的(一九五四年),同一年我就跟著勞思光,一起參加牟宗三先生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自己辦的一個講座,叫「人文友會」。人文友會的記錄曾在香港的《人生》雜誌發表過,後來在臺灣也出版成書了。我記得那次,我跟勞思光是以來賓身分參加的,此後隨著持續參加人文友會,開始接觸、親近牟先生。

    同時我到臺灣大學哲學系去聽方東美先生的課,他是唐君毅的老師,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學,就是現在的東南大學校址。我聽方東美的「人生哲學」一年,聽他的「印度哲學」一年。還有陳康教授,他是中國的希臘文專家,我聽他的「希臘哲學史」一年。

    唐君毅先生很尊敬方東美,一直很稱讚他。牟先生不喜歡方東美,我跟牟先生親近以後,他知道我在聽方東美的課,就有點不以為然。方先生口才非常之好,但你要是想在他的課堂裡學到東西不容易,因為他的學問很博,胡天蓋地的、古今中外的糾結在一起,比較沒什麼條理,但是內容很豐富,語言很美。你聽他的課很過癮,可聽完了,不容易得到具體東西。他講「人生哲學」,第一堂課就在黑板上寫四個大字,叫「天人曠照」,你們懂這意思嗎?具體的內容就是柏拉圖和歌德。那個時候臺大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三、四年級是一起上課的,當時劉述先是哲學所一年級,我們坐在一個桌子聽課,所以那個時候就認識了。

    就在這個時期,生活慢慢的困難,有時我沒錢坐車,必須從火車站走到臺大和師院聽課,大概要走半小時;人文友會是在夜間舉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

    我在那個茅屋裡住三年半,最苦的時候,就是買一個饅頭分三次吃,然後拿開水把肚子灌飽。夏季院子裡面有木瓜,就摘木瓜下來充飢。在這個情況下,只能勉強維持生命,叫你不至死亡,艱難到了這個地步。

    脫離師門,找到自己的聲音
    下面講第三個困境,談的是關於我決定脫離師門的原因和心情。

    1.牟宗三先生的影響
    我從一九五四年認識牟宗三先生,然後一直交往六年多。最後的三年,因為他在臺中的東海大學,我在臺中第一中學,差不多每個星期六我們都在一起。牟先生很少朋友,也很少跟同事往來,那個時候他還沒有結婚,他是五十歲才結的婚。每次我去他家裡吃飯,在他家裡睡一夜,交談得非常密集。

    牟先生到東海大學後,也辦了一個私人的講座,他有講學的熱情。為什麼要辦私人講座呢?那是因為平常教學,教室裡面的學生不是他能選擇的,你繳學費我上課,是交換的行為,不容易教到真心想要學的學生,所以他自己在學校開私人的講座,願意來的學生,都是後來容易跟他發生私人情誼的。東海大學當時夜間教室不開放,講座是在學校餐廳舉行,這也是牟先生人生第一次講康德、講黑格爾,當時是由我做記錄。我記錄得很辛苦,每次講座結束以後我就把記錄整理出來,然後每個星期一次到老師家裡,由老師再用紅筆稍加刪改,他說我記得不錯。我聽牟先生一年的「中國哲學史」,我也有課堂記錄,至今仍保存。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磨練,訓練我如何做哲學思考,並將這些思考有層次、有條理地表達出來。

    牟宗三先生是把我帶上學術道路的決定性力量,儘管有人在前面啟發了,但都不是決定性的力量。他也改變了我的治學方向,原來我在教中學的時候,我自發的興趣是中國文學,想搞中國文學史。因為中學的那個圖書館這方面的書相當豐富,我就把有關美學的書和文學理論的書讀了很多,並把好的給摘錄下來,我摘錄了十多萬字,現在那些稿子還留著。原來也想研究中國的美學,我對美學有興趣,當時有一篇美學的文章,是發表在《民主評論》上面的。

    當時我的小說,王貫之先生很稱讚,唐君毅先生也很喜歡,但後來牟宗三先生看了就是鐵口直斷說:「你寫小說沒有前途,因為你的筆調不對。」後來我了解了,牟先生要的文學筆調,就是要有藝術性。牟先生把我自發的興趣給打掉了,在他的誘導下,我就慢慢進入了儒家的道路。我跟隨牟先生時,最早的文章發表在《人生》雜誌上。當時《人生》雜誌弄了兩期專號,讓牟先生最早在臺灣的五個學生各寫一篇文章。我記得牟先生還為了我們的專號寫了個序,序文裡面有一句話「一葉知秋」,似乎表示這些年輕人都這麼嚮往儒家,大概儒家將來可以復興了,我想是這個意思吧。在專號裡我寫的文章都跟道德有關係,這些文章都是牟先生審核過,然後寄到香港發表的。

    2.脫離師門的原因
    我跟著牟先生的經過,後面再詳細談,現在我只談為什麼當時我會選擇脫離對我有恩惠的老師。我脫離師門,有外在的原因,有內在的原因,也還有一個催化劑。

    外在的原因就是一九六○年,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到香港大學去了。當時的東海大學還沒有成立哲學系,徐復觀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大陸時期,徐先生曾參與國民黨高層機要,親身經歷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來臺後,他一向是對國民黨公開批評最多的知識分子之一。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實際上是因為跟徐復觀先生處得不好,他不喜歡徐先生常惹是非。牟先生的離開,給我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我父親時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當時他讓我感受到龐大壓力。他離開了,管不到我了,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感覺,成為我脫離師門的外在原因。

    還有一個內在的原因,就是我跟著他最後的幾年,我開始想儒家的缺點。這也是我一種自發的興趣,我想:「你們把儒家講這麼好,難道儒家就沒有缺點嗎?」我就把五四以後批評儒家的文章看了不少。一九六二年間開始中西文化論戰,當時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在《文星》雜誌發表後,徐復觀先生曾約我們以《民主評論》和《人生》做地盤寫文章反擊。在此之前我沒有看過《文星》,就找了前幾期來看,結果李敖的文章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和鼓舞,最後不但沒有參加徐先生的論戰,反而讓我從《文星》的讀者變成《文星》的作者。我對儒家的缺點發現得很多,後來我對儒家的批判在《文星》雜誌發表,殷海光看了文章以後就說:「你超過了過去陳獨秀他們對儒家的批判,你是真正深入過的,入乎其內然後出乎其外。」我在《文星》上發表的文章,後來收在《儒家與現代化》裡面,那些文章,在我現在看來是有些太情緒化的。

    除了外在的原因、內在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催化劑。所謂催化劑,就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戀愛了。戀愛的對象是臺中一中的同事,她教初中三年級,我教高中三年級。因為當時社會很保守,徐復觀先生知道我跟一個有夫之婦在談戀愛,其實人家早就在鬧離婚,只是沒離成。徐復觀先生說這種事情他不管,卻寫信告訴牟先生。牟先生知道後就給我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說:「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他說我生活剛剛安定下來就作怪,把我痛罵一頓。他的話是沒那樣講,但意思明顯得很,就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你看這個給我的壓力多大呀!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真正了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但師恩如山的老師給你開出條件來,你該怎麼選擇?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回想起我這一生啊,我這個人的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我就是有這個冒險的勇氣。

    我離開牟先生二十多年以後,本來有一個可能和好的機會,就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召開朱子學會議的時候,陳榮捷也請了牟宗三先生。那時傅偉勳也了解我跟牟先生的關係,後來傅偉勳就告訴他的老師陳榮捷。他們就出了個主意,說等牟先生來開會時,他們出面給我們和解。在外國教書的人認為,這事很平常,這個不算什麼嘛,不應該有這麼大的恩怨,何況你這個學生離開老師以後,這幾十年,已開創了自己的人生。可惜後來這個會,牟先生可能是因為身體受不了坐長途的飛機,所以最後他是推薦蔡仁厚參加。

    3.走自己的路
    我後來開始出書,現在看到我的著作目錄是從一九六五年開始,也就是在我思想改變重新出發以後寫的。我後來的文集都沒有收錄在牟先生門下那個階段的文章,之前的幾十萬字也都讓它埋葬了,沒有讓它流傳。

    講到這裡,各位心裡可能會問:「你脫離師門,內心有負疚嗎?」坦白說,有的。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如此出格的行徑,在德行上是很嚴重的問題,這問題困擾著我,使我很長時間內心難安。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才使我比較坦然,原來這中間糾葛著中西哲學傳統裡一個核心問題。

    當我蘊育脫離當代新儒家氛圍的過程中,希臘哲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當時並未理解到,受希臘影響的西方哲學傳統與中國思想傳統之間,在方法上、心態上、價值取向上都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中國思想傳統以「傳道」為第一優先,「授業」、「解惑」這類知識層面的事,只是為傳道服務的,在知識真理探索上,根本沒有發展出如西方哲學的獨立性。西方哲學則很早就擺脫了道德價值的糾葛,為了追求無限可能的真理,抱持著批判的態度,甚至冒險、叛逆的勇氣,成為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以傳道為優先的中國思想傳統裡,成德的工夫和道德人格的塑造(成聖成賢),成為終極價值的追求,因此,人格的典範,後人只能企慕追循,冒險叛逆當然被視為罪惡。

    至此,我終於了解傳統孔家廟的設計,以及後世大儒不像西方哲學家個個都想獨建廟堂的道理。可惜百年來的哲學界,包括當代新儒家,並未把這個時代性的大謎題加以釐清。我脫離的當代新儒家,雖以復興儒家為職志,他們一生的貢獻畢竟是在建立新的學統,早已偏離了儒家原來的軌跡。

    剛才講的離家出走、更換跑道、脫離師門三次人生困境的抉擇,經過半個多世紀再來反思,離家出走難免是由於少不更事的衝動所驅使,缺乏人生多艱的風險觀念;更換跑道、脫離師門似乎也有不得不爾的苦衷。生活的實際境況,往往是很複雜的,如今再想理清已不可能。

    從我的經驗可知,人生的道路有不同的可能性,根據我讀傳記的經驗,凡是天賦很高和有多元才能的人,往往要面對許許多多的可能性。人生在困境中的抉擇,是人生最大的難題,問題是人若非經由不斷的抉擇,又如何賦予生命意義呢?

    回想前塵,我為走出困境所遭遇的種種苦難,都是我生命或心理成長所付的代價。在此過程中,既有失落的徬徨,也有重生的歡欣。當我過了八十歲,生活上仍能獨立自主,和年輕時的這段歷練,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本文節選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水牛出版社出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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