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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眾聲道 2
香港文化眾聲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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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文學的歷史本身已比一般歷史更富詮釋空間,口述歷史突出的主觀性也許更添爭議,然而眾『說』紛紜,互相比對參照下所呈現的複雜性,也許更貼近文學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的結果,每每都指向當下眼前,這一系列的訪談,期望在未來的歷史裡更見意義。」──盧瑋鑾、熊志琴

    「香港文化眾聲道」系列的誕生,緣於二〇〇二年展開的「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持,盧瑋鑾教授和熊志琴博士投入十多年時間,向數十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結集成書,繼二〇一四年的第一冊後,今年推出第二冊。訪問內容全面、詳盡,受訪者的創作歷程、參與的文學活動、對同時期作家的評價、對所在組織的了解、對時局和政治的看法等都是記錄的範疇。記錄者廣泛蒐集並保存第一手資料,為讀者完整、真實地呈現數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的互動。這些原始材料經記錄者嚴謹整理和查證,並補充大量注釋和附錄,有助填補文獻記錄的空白,為學者和研究者提供珍貴資料。一般讀者也能從書中讀出趣味,通過記錄者與受訪者的一問一答,進入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感受當時的文化氛圍。

    《香港文化眾聲道2》受訪者包括羊城、羅卡、吳平、陸離、張浚華、陳任、古兆申、黃子程、陳炳藻、金炳興。
  • 盧瑋鑾(1939-),原籍廣東番禺,出生於香港。筆名小思、明川。1964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獲文學士銜後任中學教師多年。1973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1978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助教。1979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95年起任教授。2002年7月退休,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轉任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顧問。著有《香港文蹤──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家書》、《一生承教》、《一瓦之緣》等。

    熊志琴,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於香港公開大學,兼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名譽副研究員。編有《文學與影像比讀》(與盧瑋鑾合編)、《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異鄉猛步──司明專欄選》;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另有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與盧瑋鑾聯合編著)、《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鄭樹森訪談錄)等。
  • 前言

        這一系列訪談緣起於「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此計劃從二○○二年開始,是當時剛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項目。及後我們先後放下中心的實際職務,但計劃並沒有因此結束,我們繼續進行訪談、整理記錄,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紀錄前輩對香港文學發展的種種回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歷史事實,更在於呈現歷史參與者的個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喚起被遺忘的人物及細節,從而開啟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發深入的專題研究。我們立意借鑑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時,也獲得某種研究成果。可是正統的口述歷史研究,需要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都以特定部門和專業團隊進行工作,我們的能力自然無法比擬。不過,儘管力量微薄,但因著其他史料整理工作的經驗,以及對受訪前輩的尊敬,我們從未敢對訪問工作掉以輕心。

        許多香港作家長期以來發表作品眾多,但結集出版成書的甚少,甚至未曾結集出版,因此也從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品的內涵被忽略,而文學寄生於報刊所揭示的作家與文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被遺忘─這些在一般論述所錯失的人與事,正是我們所要尋訪的。

        訪談之前的準備工作,大多從翻檢昔日報刊開始,我們盡量搜集和了解與受訪者相關的材料,然後擬定訪談大綱。部份受訪者並不以「寫作」作為文學實踐,而以編輯、文化機構負責人、政策執行者等身份在文化界發揮影響力,為訪談而準備的材料搜集範圍更廣,搜集起來也更不容易,但我們也希望通過訪談,呈現他們在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較隱性而卻極重要的位置。至於訪談名單的擬定,受訪者的重要性固然是前提,但絕非唯一的考慮,實際訪談名單的敲定還牽涉時機、地域、人脈等因素。因此,並未在本系列出現的前輩,絕不代表地位「次要」,他們與部份截至出版而訪談記錄仍未能達成授權共識的受訪者,我們都期待將來續有訪問和跟進出版的機會。

        認真而嚴肅的口述歷史訪談,往往都不能限於一、兩次會面,礙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無法對每一位受訪者都進行多次漫長訪問,但都盡可能因應不同情況作面談或書面的追問、續訪。訪談整理成文字稿,從初稿到定稿的審訂過程中,受訪者或直接以文字補充,或提供口頭、文獻資料作參考佐證,充實訪談內容,凡受訪者所補充的按語,均以()標示。另一方面,我們也向相關人士查詢,翻查報刊、書信、文件、檔案等文獻資料,所得資料以附注形式作補充或以﹝﹞標示。報刊或機構簡稱首次出現也以﹝﹞交代全名,以後從略,每篇均獨立處理。訪談定稿得到受訪者授權始公開發表,出版前更添上人物小傳,增加「本冊相關報刊資料」及「人名索引」等附錄,輔助闡釋之外,更期望可藉此呈現較廣闊的歷史圖景。出版因篇幅所限,受訪者一些與文學、文化工作不直接相關的經歷不得不省略,內容過於重複之處也有所刪節,但為求盡量保留訪談原貌,文稿一般不會按訪談內容重組。一切改動,均在已得到授權的定稿上編輯。

        無疑,口述歷史作為研究方法,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備受質疑。口述歷史的可靠性,無可否認也不能避免因受訪者的年紀、身體狀況、記憶力、情緒、個人主觀等等因素影響,也受訪問者與受訪者關係、說話時機是否適合等客觀條件左右。訪談準備再充分、資料查證再嚴謹,似乎都無法彌補口述歷史的某些先天缺陷。然而,受訪者如何理解、選擇、詮釋、以至「改編」歷史記憶,其實正好呈現了歷史事件中「個人」的角度,填補了客觀資料之不足。口述歷史的主觀性最受詰難,但這也正是口述歷史最精彩可貴之處。何況每一種研究方法、每一種材料都有本身的限制,能否發揮口述歷史的長處,關鍵還是在於讀者、研究者的閱讀角度與研究態度。

        訪談計劃開展以來得到不少前輩及同道支持,首先感謝多位受訪者付出心力、時間和信任,其中好幾位在接受訪談後離世,未能讓他們及見訪談出版,我們至為歉疚。多位受訪者在接受訪問之外,還授權讓所負責之刊物全文上網,並捐贈大批珍貴書刊以及富歷史價值之手稿、信件、相片等文獻資料,讓後學得以從這些第一手資料認識歷史,所有捐贈均已移送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此外,訪談工作得以開展,不同機關和朋友都在行政上、經濟上提供了支援,謹此鳴謝(名單詳見書末)。

        唐德剛教授曾經指出,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十多年來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和只有英語的《顧維鈞回憶錄》,其餘多位民國要人的口述歷史雖「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可見口述歷史工作之困難(參唐德剛〈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我們的研究規模與實力自不可與「哥大」同日而語,但勉力為之,也悉力以赴,訪談未及盡善之處,敬請各方指正。文學的歷史本身已比一般歷史更富詮釋空間,口述歷史突出的主觀性也許更添爭議,然而眾「說」紛紜,互相比對參照下所呈現的複雜性,亦也許更貼近文學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的結果,每每都指向當下眼前,這一系列的訪談,期望在來未的歷史裡更見意義。

     

    盧瑋鑾、熊志琴

    二○一四年五月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修訂

  • 前言

     

    訪問記錄

    ——羊城

    ——羅卡

    ——吳平

    ——陸離

    ——張浚華

    ——陳任

    ——古兆申(附:古兆申、黃子程對談)

    ——陳炳藻

    ——金炳興

     

    附錄

    ——本冊相關報刊資料

    ——後記

    ——人名索引

    ——鳴謝

  • 吳平(一九四一~)

    筆名畢靈、阿蒙等。

        原籍廣東潮州,在家鄉出生,七歲來港定居,曾就讀紅磡工業專科學校、德明書院中文系。一九六○年代初參加《中國學生周報》活動及徵文比賽,獲當時社長胡菊人邀請參加編輯工作。吳平主理《中國學生周報》各文藝版面(〈詩之頁〉除外)期間,大量採用本地年輕作者稿件,開展《中國學生周報》「本土化」重要一頁。一九六○年代後期,香港社會急劇變化,刊物銷量日漸下降,留守該刊的編輯一度只有吳平與陸離,吳平最終於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間離任。離開《中國學生周報》後,吳平曾任電視編劇、廣告撰稿、報章編輯及專欄作者,一九九○年代移居美國。

     

    日期:二○○二年五月十日

    地點:香港華美酒店

    訪問者:盧瑋鑾、郭詩詠

    列席者:何杏楓、張詠梅

     

    吳:吳平  盧:盧瑋鑾  郭:郭詩詠  何:何杏楓  張:張詠梅

     

    (節錄)

    :大概在一九九三年移民到美國後,我便轉行做生意了。初時學電腦組裝,做技工,一年後跟合夥人合資開了一間小型電腦公司,我負責推銷、賣東西。其實現在我跟文藝、編輯工作完全脫節,以前的事都忘記了,連怎麼寫中文也未必記得呢。

    盧:有些人一口咬定《周報》﹝《中國學生周報》﹞是美元文化,宣傳抗共,甚至說他們是收了錢才這樣做。但《周報》遷入新蒲崗之後,變化很大,跟從前秋貞理﹝司馬長風﹞等人主持的風格很不同。

    吳:若果談到這些尖銳的關節,我所知不多。我最初去《周報》是參加他們的活動,也就是那些興趣小組。我想《周報》是最早辦這些興趣小組的機構。

    盧:甚麼時候呢?

    吳:大概一九六三、一九六四。

    盧:那就是我讀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即陸離進去《周報》工作的時候。

    吳:她比我早加入《周報》工作。其實我記得不太清楚,我最初是在那兒參加興趣班學國語的,莫名其妙地也參加了《周報》的創作比賽,那時社長是胡菊人。我得了獎,他看我對寫作有興趣,於是叫我到編輯部幫忙。我想最初是幫忙看稿子,那時投稿的人很多,有興趣寫作的中學生真的不少,我每星期經常要看三、四百篇稿,沒有誇張。

    《周報》文藝版是很有系統的,由〈拓墾〉到〈穗華〉,即使程度很低,它都讓你有發表的機會。我想它最大的作用,是大大提高了當時中學生對中文的興趣,沒興趣培養出興趣,有興趣的就讓他發揮。你要想想,香港是殖民地社會,是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的地方。

    「友聯」和《周報》的背景我開始時不清楚,後來也沒有積極查問,但我做編輯的時候,編輯的自主權是很大很大的。

    盧:蓬草現在在法國,她在訪問裏特別強調,在她學習寫作的過程中,吳平對她的影響很大。

    吳:我不知道讓他們走上寫作這條路,他們有沒有後悔?

    盧:她說投稿的時候,你每次回信都把她的稿子的優點和缺點講出來。

    吳:我有這麼多時間這樣做嗎?那時我每期要看幾百篇稿呢。

    盧:不是對每個作者都寫信吧?

    吳:沒可能,大多是寫給我很佩服的投稿者。那時真的很奇怪,收到投稿,看到是中學生,怎會寫得這麼好呢?於是怕起來,懷疑是不是抄回來的。其實當時有點懷疑,於是寫信去,看看他的反應,看看他的回信是否真的寫得好。

    盧:這倒是個好方法。

    吳:很怕,因為有一年鬧了很大的笑話。那時每年都有徵文比賽,很多人投稿。有一年選了一篇作品出來,我覺得很像舒巷城,他是當時鮮有具有香港色彩的作家,後來揭發了,那篇文章原來真是抄襲舒巷城的。這還不止,那篇作品原來已經是第三次被人抄襲,每次抄這篇去參加比賽都能得獎,地址可能是那個人﹝抄襲者﹞的地址,他自己去拿獎金。

    郭:西西本來是第二名,後來第一名讓人揭發抄襲,被取消了獎項,於是西西補上,得到第一名。

    吳:對。

    盧:你記得〈新蒲崗人生觀〉嗎?這篇很特別。《周報》給人的印象原則上是很「純」的文學創作環境,在那個時代好像與社會有些脫節,但當《周報》搬進新蒲崗後,你整個編輯方法或是關懷方向都改變了,這篇文章是很有標誌性的,可以談談嗎?

    吳:我想這是很個人的。我比較喜歡寫報導性的東西,即有些事實基礎的東西,可能我想像力不太好,或是其他原因。我一直都沒有編過〈詩之頁〉,一來

    《周報》人材很多,也可以找詩人客串,〈詩之頁〉一個月出版一次,有人願意做客串編輯,可以減輕我的負擔。我自己寫報導性的東西比較多,比較闊一點。

    你開始時提出的那個針對性問題──即《周報》到底是否右派活動,究竟它真正的背景是甚麼,我真的無從得知。我覺得,在當時的環境,《周報》所發揮的作用是令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文字、文化有所銜接,這已經很重要了,它已經發揮了作用,真的發揮了這種作用。你們要想想,那時處於一個斷層,包括我在內,我們都沒接觸到五四、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文學和文化,因為那時香港學校不會教這些,只有靠自己。小時候,我第一次看到一本一九四○年代大陸作家的小說──那是在天台,別人搬屋丟掉的書堆中找到的──才發現用中文寫的小說也可以寫得這樣驚心動魄。這本小說寫陝西山區在土改過程中,各種勢力如何鬥爭。那時我才十多歲,這本書讓我開了眼界,知道中文小說可以如此令人手不釋卷。後來有段時期我們常常做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介紹特輯,將比較新的文學──相對於中學教科書裏的舊文章,介紹給中學生。當時覺得有這個需要,《周報》做了這件事,而且做得不錯。當時由一九三○、一九四○年代文學開始做,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文學就是左派和右派文學兩者的激烈鬥爭,那時中文運動,大學裏出現了一群由關心文學到關心政治的人,他們投來的稿提出應該怎樣鬥爭。

    那時《周報》已經開始有些down﹝走下坡﹞,電影、音樂成為了年輕人主要的焦點,因為影像和音樂容易引起年輕人的興趣。《周報》在電影方面可一直維持前進,但音樂方面還是傾向「正統」,而非pop music﹝流行音樂﹞,所以讀者逐漸少了。我不太清楚這些傾向,這要找陸離來談。那時對中文寫作感興趣的學生也少了,可能社會已經比較開放,年輕人比較容易接觸資訊,不只《周報》會報導他們不知道的東西。

    《周報》那時只剩下陸離和我,工作已經很辛苦,我要編〈生活和思想〉版,這不是我的專長,但我盡量做到開放。那時選登了富爭論性的「文革」文章,作者是香港大學的毛國昆兄弟,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醒目」,用了筆名。那篇文章的主旨是希望大家開放些去看文化大革命,開放些去看中國的社會問題。那時負責發行工作和派報紙的老伯,大多是從大陸逃難出來的老兵。我配了好幾張《人民畫報》登過的圖片,用來配合文章的內容。可能我這個做法不對,不過我也沒有其他一手資料。那些圖片在《人民畫報》登出來,《人民畫報》是官方宣傳,是黨的東西,你把黨的東西登在這裏,又毛澤東又甚麼的,《周報》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從大陸走難來的人看見便氣憤,於是罷工不發行、不派報紙。這件事是他們這樣做,不是上層壓下來說不可以登這些東西。我負責文藝版,從來沒牽涉高層的事,不知道他們的背景,傻傻的,那次才發現如果走得太遠,當時社會有……但我了解的是,事件的起因是由於有一群工人不喜歡我們這樣做,而不是高層壓下來,所以我並沒有感受上層有甚麼壓力給我們。除此以外,就是看稿看得我支持不住,哈!卻又看到很多很有天份的人,自己一面做一面學。我想我要談的,主要就是這兩件事情。

    盧:剛才你說明了一件事,就是沒有由上而下的干預,你說明了那時是由於發行的人不肯派報紙,我想這是證據。

    張:那時《周報》只剩下兩個人,經濟環境怎樣?剛才提到「友聯」的背景,那當時是否已經沒有支持﹝亞洲基金會提供的經濟資助﹞?

    吳:那時《周報》還屬於「友聯」名下,應該還有經濟支持。

    張:相較於初期是否減少了資助?會不會有變化?

    吳:因為《周報》的銷量,廣告有一筆收入,當時廣告部可聘請兩至三人。後來銷量下跌,我想是受市場影響大於資助減少。《周報》一直都屬於「友聯」,從未脫離過「友聯」,直到最後的兩年陳任來接手﹝一九七三年﹞,我想他們經濟上要負擔一部份。陳任接手《周報》的那段時期,我已經離開了,所以不太清楚。陳任加入的時候,好像已經在說:如果你們辦不好報紙,廣告沒有增加,銷量沒有增加,賠了又要如何如何之類。

    張:其實那時銷量已經在下跌了?

    吳:是的,是下跌了。

    何:那你們有沒有想過做點宣傳之類的?

    吳:沒有,那時我們完全不懂做生意。

    盧:陸離那時在大叫大嚷,有讀者自己印了些小海報,在街頭周圍張貼。

    吳:好像有這件事。

    盧:我保存了這張海報。讀者的反應是想「救亡」——那時陸離稱為「救亡」,但不知道怎麼救。

    吳:你們怎樣看呢?你們覺得《周報》為何會慢慢地走下坡?我當時是局內人,後來離開了,轉到另一個工作環境,都脫節了,陳任編的時候我已經很脫節了。

    盧:陳任的時候你已經離開了吧?

    吳:是的,我已經離開了,轉了去電視台工作。

    張:當時離開的原因是甚麼呢?

    吳:覺得沒辦法將報紙辦好,怎樣試都不行,在我的能力範圍以內做不到甚麼。

    我是這樣想的,沒甚麼調查或根據。《周報》興起的時候,社會沒有這種東西,但當時社會是很需要這種東西的。當然,如果沒人去做,繼續封閉下去,繼續停在那個階段也可以。不過既然有人這樣做了,那就刺激起當時年輕人對於中國文化、文學的興趣。不過一九七○年代之後,社會已經開放了很多,很容易做到類似的工作。我們又不長進啦,不懂得認識多一點東西,當時應該要有人去做。

    噢,不過這該是社長的工作,哈哈!

    盧:你讀完書,別人叫你加入《周報》你就加入了?

    吳:不,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盧:那時你讀完中學沒有?

    吳:讀完了,正在私立大專就讀。其實我沒有正式中學畢業,都是在夜校、專科學校就讀,然後在私立大專讀中文。

    盧:有人質疑,當時除了《周報》外,還有《青年樂園》、《青年知識》,為甚麼我們統統不談,只談《周報》。

    吳:這也對啊,為甚麼不談呢?但說到影響力……那你就以子之矛反攻,《青年樂園》同樣是有背景的,要看當時哪份刊物的影響力較大。不知何故,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比較有聰明才智的人——我不知道該怎樣說,大多是看《周報》的,以至後來搞學生運動、中文運動的人,都是從《周報》出來的人比較多,對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大,我想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如果這件事會有些價值的話,我想就在這裏。

    郭:您編《周報》的時候,會不會看看當時其他文藝雜誌,試圖為自己的文藝版尋找一些特色?

    吳:我沒有怎樣比較過,我想這與編輯的趣味有關。我接手的時候,上一任編輯是盛紫娟女士,女士的年紀一向是秘密,我不知道她年紀多大,她本身也寫小說。她的小說與中國一九三○、一九四○、一九五○年代的小說有些銜接的地方,都是那一類風格。我想她不像我們香港長大的一群人,中間有個斷層,跟中國的文化、文學脫節,與一九四○、一九五○年代和一九三○、一九四○年代脫節。

    至於選稿的方針,她看不起香港「番書仔」寫出來的東西,直接向台灣名作家約稿,她很厲害,真的全約到。她就這樣寫信過去,很勤力,真的很厲害。當時台灣很出色的作家都會投稿到這兒來,因為這裏的稿費比台灣高,所以吸引了一些出色的作家。到我接手的時候,台灣的稿源少了,可能是因為我不夠勤力寫信邀請他們寫稿吧。一來稿源少了,我要繼續開拓稿源;二來我也在本地投稿中發現愈來愈多人寫得不錯。譬如一個月四期〈穗華〉中,三篇是台灣成名作家的稿,另一篇是香港年輕作者所寫的。坦白說,那時是收成了,《周報》到我的時候已經出版了很多年,一些看《周報》、在《周報》投稿的人已經開始成熟。我接手的時候,何國道﹝杜杜﹞是中三,稍後的李金鳳是中二,學魯迅文章已經很似。其實我不過是收成,可能那時學校已經有像小思老師般在培養同學寫作,《周報》也在培養。稿費也很重要的,這些作家常常回憶說,因為收到稿費刺激感大,於是繼續努力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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