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網路書店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 政治、法律 / 中國政治 / 各階級狀況分析

在嶺南文化的發展史上，明末清初是其迅速崛起的時期。而其崛起的標誌即是這一時期大批詩人的出現，並在全國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在這批詩人當中，成就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其中上卷從三家的生平、遊歷和相互之間的交接，以及其詩之風格和文學主張，反映明清交替時文人仕者之間的友誼和在文學上的體現；下卷梳理了書嶺南三大家著作的版本和流布，方便讀者對其文學作品有更清晰的掌握。

文人居傳統社會四民之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既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倨傲，又顯現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庸懦。傳統社會，人人競為文人，恥事藝能，其功過是非，尤堪細論。本書以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階層作為研究對象。在作者看來，文人階層不但是值得注意的階層，也是國家盛衰治亂之關鍵。從這個階層出發來談論中國傳統社會，無疑是一個獨特的角度。本書以文人階層為出發點，所講述內容涉及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才性論”“天才論”“品花”“俠骨柔情”“世俗生活”“飲食男女”等等。

動蕩年代，生命如此短暫，哪怕高門貴胄，死亡一來，也要“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終於“扃幽戶以大畢，?玄闕而長辭”（陸機語）。一千多年後，終於有機會重啟那扇“幽戶”，面對灰燼式的遺存，還能不能讀出曾經有溫度的生命歷程，來不及完成的人生遺恨？本書將“歸葬”視為中國文化“個案”，以六朝為背景，去理解中國人在終極安頓途中的文化再造：一項習以為常的“傳統”如何被遺忘、被更改、被選擇性保存？舊觀念舊習俗對新社會的權力秩序、個人身份建構會產生哪些影響？中國人文化邏輯中的個體自由與家國想像如何產生與演變？

本書總結了浜口重國先生數十年來在唐代賤人制度及相關問題上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其代表作之一，作者憑借本書於1969年獲頒“日本學士院賞”。全書分為主篇與外篇。主篇全面、細致地考證了官賤人的由來及來源，並探討了唐代官私奴婢、部曲客女等多個群體的性質與面貌；外篇則討論了“部曲”一詞的含義、唐代賤民的形成過程及古代中國社會分期等問題，可與主篇相互參照。全書聚焦於可視作中國古代社會基礎的身份制問題，論述周詳，引證豐富，對前人觀點多有修正闡發，對後來者亦影響深遠，可謂中古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現代視聽媒介對現實的表徵本身――典型體現為紀實影像――所形成的秩序，深刻影響著人們如何接近與表達現實，形塑著現代社會。 本書以現代視聽媒介變遷的規律及其具體歷程的視角，重寫了一直以來被藝術史話語壟斷的經典紀錄電影史，創造性地提出了現代視聽媒介自身力量形成的特定媒介表徵秩序：從電影技術與工業初期作為“奇觀”，到電影與廣播事業的組織化成熟發展時作為“節日”，再到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視聽媒介崛起時作為“反思”，視聽媒介表徵的擴張在20世紀末電子媒介走向霸權頂峰時已經強大到作為對現實加以“建構”的秩序力量，進而到21世紀以後以數字化、互聯網為標誌的當代媒介環境，視聽媒介表徵以作為“日常”的秩序深深根植於人類的表達與認知之中。這個表徵秩序也在同時促進與框限紀實影像實踐從“個體複製”“組織複製”“機構複製”“社會複製”又回到“個體複製”。 從媒介變遷角度重述紀錄電影史，使我們得以重新審視特定表徵秩序與紀實影像實踐之間的互動建構關係，繼而重新認識紀實影像作為人與媒介共生進化的當代意義。

“ 燒尾 ”有“ 魚化龍，登龍門 ”之意，科舉制自誕生以來，牽動整個唐朝社會，本書除了介紹科舉制度、科舉文化之外，還講述了李白、劉禹錫、李商隱、溫庭筠、李賀、孟浩然等人與科舉和仕進相關的經歷，以及上官婉兒、薛濤等文化女性的遭遇，生動呈現了唐代士人的社會生活與風貌。一日看盡長安花的“ 雁塔題名 ”到底是怎樣的場景？李賀受限於避諱制度無法參加進士考試，白居易的經歷讓人慨歎“ 長安米貴，居大不易 ”，受到揚州事件影響的溫庭筠早早就進入了“ 科舉倒黴者 ”的名單……他們的奮鬥與成敗折射的是唐朝社會歷史文化的變遷。底層逆襲永遠是社會活力的來源，也是最能打動人心的歷史，我們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

本書是專欄作家周利成搜集整理清末、民國老畫報資料和天津市檔案館檔案資料撰寫的４0餘篇中國近代文人故事，內容挖掘梁啟超、李涵秋、曹禺、張大千、潘伯鷹、聞一多等等眾多著名近代文人。長至6000餘字，短有1000字，約16萬字，資料新、故事新，兼具故事性、趣味性，做到在舊事中發現新人，在舊人中尋找新事。當年的檔案和報紙均屬官樣文章，畫報則具有直觀、立體、鮮活特點。本書配有大量當年畫報插圖，畫報與檔案、報紙相互補充，相互印證，讓文字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本書圍繞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間的往來私信，結合史料重新解讀這些孤立的歷史碎片，將書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後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個個完整的故事，從戰場、為官、治學、人情、生死五大方面剖析宋代文人的社會關係、政治傾向、內心情感和才華品級，最後還原出一幅在宋代歷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圖。同時，從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情緒飽滿的筆跡裡，“破譯”其波瀾起伏的內心世界，以及蘊藏在每個文人身上獨特的個性。

本書主要圍繞士人在南宋與江西這個時空坐標系下的歷史梳理與分析，探討了唐宋轉型期視野下的宋代士人變化，對南宋江西士人社群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歷史考察，深入探討了南宋江西士人社群的構建形式，構建過程，並重點分析了江西士人社群與南宋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同時，本書通過梳理《宋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江西通志》以及宋代士人文集，江西各府志、縣誌、族譜等地方文獻資料，對南宋江西士人群體網絡關係作了全面深入的總結，為宋代士人研究提供了極佳的個案分析和堅實的資料基礎。

本書集中梳理了漢魏六朝不同歷史階段中文人社會身份與政治角色的變化過程，並從文學創作與文人身份的關係出發，對漢魏六朝文學發展中創作生態、文類選擇、風格演進、批評範式等諸多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書選擇了較長時段的研究，擺脫了斷代文學的限制，以一個寬廣的視角，整體梳理了唐代以前文人身份變化的歷程，以及隨之產生的文學生態的變化與文學創作、批評的發展。同時，本書文史結合，充分參考了中古史學界對漢魏六朝門閥政治、職官體系、皇權和士權升降等問題的研究，根據漢魏六朝士人社會地位與政治地位並不完全重合的時代特點，從“社會身份”與“政治角色”兩方面出發，綜合探索文人處境與文學發展的關係。

因為遊學、科舉、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長期遠離家人及鄉里。這個現象導致了這一政治文化精英集團的成員常常無法踐行其對父母的供養、哀悼及喪葬義務。本書強調，士大夫生活中存在的履行家庭責任及追求職業理想的種種衝突，既未降低孝道在他們自我身份標識中的重要性，也沒有減弱入仕對士大夫的吸引力。相反，北宋政府及士人自身努力調和這一矛盾給精英人士及其家庭造成的困境。而北宋時期對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定，不僅標誌著政府對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務的大規模干預，而且直接影響了宋代及後世家庭、社會和文化規範的變遷。

本書以“魏晉易代”為視域，探討魏嘉平至太康時期蜀、吳兩國士人降晉前後的政治、文化心態及其相關文學著述情況，內容分為三端：一是結合蜀、吳士人易代後面臨的政治處境，綜述兩國士人群體代表的相關言行事跡及文學著述，考察特殊歷史背景下兩國士人心態的異同。二是對“譙周勸降”“李密寫《陳情表》”“陳壽的易代史觀與《三國志》筆法”“顧榮與張翰的不同仕途選擇及經歷”等蜀、吳易代士人中的典型個案進行解析，探討它們在魏晉易代士人思想史、文化史中的意義和影響。三是對陸機、陸云、劉禪、孫皓等著名歷史人物入晉事跡的考述，主要探討二陸入洛動機、入洛時間、懷鄉情感問題和蜀、吳末世主降晉前後的心態和遭遇。魏晉易代士人研究是魏晉文史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學界研究重點主要在該時期的曹魏士人群體，對蜀、吳兩國降晉前後的士人心態和文章著述情況關注較少，對於蜀吳歸晉士人的事跡文章與其易代心態之間的特殊關係評析有所不足，亦鮮及蜀吳士人整體心態之比較。因此，本書中既包含有學術史上共同關切，也對於特定的歷史、文學、文化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考察和研究，具有明確的學術意義，可用作相關領域專業研究人士的學術參考和普通文史愛好者的知識讀本。

本書以專題個案的方式，對元代江南知識人群體進行了全面而綜合性的剖析，著眼於知識人群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突出了他們在特定歷史環境中多層次的複雜性特徵。其創新之處在於一是指出江南知識人群體有著積極適應新王朝統治的主動性，並且這一主動性與統治階層是否為漢民族政權其實並無直接關係。二是以較長時段審視宋元交替的真正意義所在，突破傳統研究對知識人群體所謂“隱逸”“忠義”“貳臣”的簡單區分，從更為廣泛的視角展示了宋元交替之際江南知識人群體以及江南社會複雜的歷史特徵。

本書基於對史料的精細考證，以及對以往貴族制研究的反思與批判，從政治與社會這兩方面，對南朝貴族制的具體情況進行了考察，進而修正了以前的諸多通說性理解。作者指出自東晉末期以來，由於寒門、寒人階層興起，新加入到貴族階層的行列，使得南朝貴族社會變得更具複雜性與流動性，形成了不穩定的局面。而且當時的門閥貴族階層也具有相當的流動性，並非如從前研究中所強調的那般固化。作為日本東洋史研究的新生代代表學者之一，作者長期致力於中古貴族制的相關研究，對中古貴族制經典學說的反思以及中日貴族制研究的比較在學界影響尤大。

本書著重研究處於晚明這一歷史轉型時期作為時代精英的士人的心態變化，認為士人心態的變化與晚明時社會文化方面的變化密切相關，同時也是士人心態長期發展深化的結果。晚明士人就其群體而言，存在著一個基本心理趨向，就是力求道統與政統合一的理想人格的解體，自我覺醒和個性的張揚；而就其個性而言，則每個士人的個性不同，他們的心態也很不同。 該書在進行群體心態探討的同時，對晚明時在文學或思想上富有建樹的四位代表性士人的心態，也作了個案分析。

本書講述了墮民的發展，進一步加深對墮民這一特殊群體的認識，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平民不再歧視墮民，墮民走出自卑的陰影，能夠正視不堪回首的過去，墮民則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徹底消融。

本書是《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續編，保持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在研究視角、結構方式和學術眼光方面的獨到之處，選取明清易代之際這一特殊時刻，以明清之際的制度、士人的言論和心態為視角，通過對明清之際的文化現象、士人話題的探究展開對晚明士風的分析，經由明末清初士人的經世取向，探討易代之際特殊的思想―情境，即思想的歷史內容以及個人經驗的內容。

本書主要以明代京畿士人的傳記資料為主體史料，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取向，將士人置於其日常所屬的家庭生活空間中展開研究。明代科舉鼎盛，科舉入仕是明代士人一生生活的主軸，士人的父母、兄弟、子女、妻妾等家人也在士人的不同生命階段的家庭生活中參與其中。本書著重研究明代士人在科舉仕進生涯中，家庭日常生活的經營和維繫，探討在家庭生活中士人與父母、兄弟、子女、妻妾等家人的互動情境，旨在盡可能全面、豐富地呈現明代京畿士人家庭生活的具體樣態，進而探究明代京畿士人家庭生活的時代性、階層性特點。

◎儒家文化因何在晚清陷入困境，而晚清的士大夫究竟如何認識西方世界，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為什麼中國傳統士大夫在近代以來一直擁有矛盾的心態？造成這種心態的原因是什麼？◎本書從近代中國正統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認識心理與社會心理三個層面展開分析，檢視他們對於異質文化的排斥態度、保守和少數先覺者內心的苦悶與壓抑。《儒家文化的困境》是蕭功秦先生的代表作、成名作。近代以來，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侵擾、戰爭，先後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整體來說，鹹豐之後，士大夫才逐步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並在不斷認知西方世界的過程中成長、發展起來，由此有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但其中也充滿了矛盾，所以也就有了天津教案和庚子國變，而這恰恰是士大夫儒家文化的固有心態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不可避免的挫折。蕭功秦先生深刻探討了這個過程，本書所揭示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值得後世子孫警醒、警惕。

作為“五代在碑誌”第三種，本書以更為密集的墓誌碑文（50幀）來揭示、考察五代時期各階級階層的社會流動，以期從前人研究的五代歷史實相中，糾正以往以帝王將相作為傳主的“失於一偏”的研究傾向和被忽視的個體，展現了五代社會的實際樣貌。此外，本書為我們重新審視五代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視角。通過解讀具有代表性的五代文人、武人、僧侶、平民等五代眾生相的墓誌碑銘，我們發現：恩蔭、婚姻、家世仍是五代社會流動的重要條件；五代的階級流動儘管較為活潑，但階層流動有限，高級官銜和實權職位仍然掌握在少數家族手裡；成就宋初向文治傾斜的，不單是皇帝或文人，整個五代武人團體的自我轉型或對傳統武風允文允武的追求，都是重要因素。“五代在碑誌”“五代在碑誌”系列包括《世變下的五代女性》《五代武人之文》《五代的文武僧庶》三種，通過整理具有代表性的五代墓誌碑文，並運用“史學六問”“五鬼搬運”“數饅頭”等研究方法，集中討論了文武僧庶各階層的社會流動、文武交流、婦女角色，以及墓誌筆法和史學方法等問題，同時涉及五代官制、宗教與司法。有別于傳統“五代重武輕文”“五代女性無所作為”等觀點和以帝王將相為研究對象的“失於一偏”，“五代在碑誌”不僅研究文武間的交流和武人的治世之能，爬梳細分“階級流動”和“階層流動”，對傳統的“唐宋變革”脈絡進行重新審視，而且還探討世變下不容小覷的婦女、僧侶和平民，立體呈現五代亂世中的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