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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之樂府，承梁陳餘風，然盛唐文人之寫作，往往寓創作與改進精神中。因此李白將樂府歌詞之風格，發展為奔放之歌行體；杜甫諸詩人於安史亂後，見社會騷亂，生民塗炭，乃因意命題，無所倚傍，寫作諷諭式的新樂府。這類唐世新聲，雖不若古樂府可被之金石，然實承續漢樂府，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之精神。
由杜甫諸詩人所寫作之社會寫實樂府盛行後，至中唐時，元白繼起，續予發揚，以耳目當朝廷之采詩，以紙筆代百姓之喉舌，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做」，不僅建立系統之文學理論，亦且大量創作新樂府組詩，反映國家民生之狀況，使詩歌佐助教化，充分發揮文學之社會諷諭功能。樂府至此，遂一掃六朝以來風雪月露，而為美刺興比，富有寫實精神之篇章；此新題樂府詩亦在元白及當時文人之競相寫作下，發展乃臻於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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