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D：情史（簡體書）

“很快你就八十二歲了，身高縮短了六釐米，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麗、幽雅，令我心動。我們已經在一起度過了五十八個年頭，而我對你的愛愈發濃烈。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芒，只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裡時，它才能被填滿。”

八十四歲的法國哲學家安德烈·高茲為身患絕症、不久于人世的妻子多莉娜寫下這封情書，記述了二人共度五十八年的情感歷程，之後打開煤氣共赴黃泉。在平靜、理性、深情的敘述中，其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形象帶給了讀者巨大的衝擊和感動。

《致D情史》是高茲寫給她妻子多莉娜（Dorine，1924-2007）的“情書”，也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愛情的墓誌銘。法國哲學家高茲用平實、樸素的語言向多莉娜回溯這段刻骨銘心的情史。那時，他已經知道身患絕症的多莉娜醫治無望，很有可能會先他而去。面對纏綿病榻、體重只剩四十五公斤、身高縮短了六釐米、在他眼裡“依然美麗、依然優雅、魅力無窮”的妻子，他感到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的愛，以致抑制不住要給她寫信的狂熱欲望。他要告訴她自己是多麼愛她，多麼後悔沒有更多地向她訴說自己的無限深情，沒有更早地表白人世間這可遇而不可求的真愛，他說要用這封信重新組構愛情的歷史，為的是把握它的全部意義。他所以要寫這封信，還是為著理解他經歷過的、也就是和妻子共同經歷過的一切……

高茲和多莉娜最後雙雙棄世的決定是最自然不過的結果。高茲，已經看到愛人靈柩的男人，終於作出了最終的抉擇：“我們都不希望我們兩人中的一個在另一個死後繼續活著。”高茲最後選擇的不是哲學家的選擇，他說為愛而死是不能用哲學解釋的觀念，當愛成為兩個人在身體和精神上發生共鳴的方式時，就已經超出了哲學。

安德烈•高茲

出身於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個商人家庭，原名為霍斯特，父親是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反猶運動興起後，他於1939年來到中立國瑞士洛桑讀書學習，學習化學。1946年，他結識了來這裡舉辦講座的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讓•保羅•薩特。1949年他與女友多莉娜結婚並定居巴黎。他曾以米歇爾•博斯凱的筆名活躍在巴黎知識界。1955年開始以戈爾茲為名發表作品。高茲先是在《巴黎快報》工作，後在1961年進入《現代》雜誌編委會，是主要策劃者之一，直到1983年。他還是《新觀察家》創辦者之一，主持經濟欄目。他發表的第一本書《叛徒》是自傳體論著，由薩特寫序。他的主要著作有《歷史道德》（1959）、《困難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告別》、《勞動的變革》（1988）、《現時的貧困，可能的財富》（1997）等等。

譯者

袁筱一

法語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現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法語系，主要譯作有《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盧梭著）、《外面的世界》（杜拉斯著）、《流浪的星星》（勒克萊齊奧著）、《生活在別處》（米蘭•昆德拉著）、《法蘭西組曲》（伊萊娜•內米諾夫斯基著）等，著有《文字•傳奇——法國現代經典作家與作品》、《我目光下的你》、《最難的事》等。

2006年，一本只有七十五頁的小書《致D》的問世在法國書界引起轟動。第二年，作者與其愛妻雙雙自殺，共赴黃泉。 《致D》是法國哲學家高茲寫給她妻子多莉娜的“情書”，也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愛情的墓誌銘。高茲用平實、樸素的語言向多莉娜回溯這段刻骨銘心的情史。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我是在一年前開始譯的。還記得很清楚，在去法國的短期旅行中，我帶上了它。匆促的旅行，卻有非常安靜的住處。房間外面有一個小小的陽台，白色的塑料桌椅，我趴在房間裡小小的書桌上，讀完它，並且譯了最初的兩千字。這個場景符合我想像中的開始，外面開著初夏的花兒，早晨的空氣還有些涼，但是白天可以有非常艷麗的陽光。幾乎就是書裡描寫的最後二十三年的時光了，雖然不是在法國的勃艮第，高茲那幢種了兩百棵樹的房子裡。 我不能夠有這樣的時光，所以，在結束了兩千字之後的剎那間，我突然感到了猶豫，是作為譯者的猶豫。猶豫不是因為它的意義——意義的問題從來就不在我的考慮範圍內；也不是因為它所描述的愛情——高茲並非我現在已經非常懼怕的“浪漫主義者”。我猶豫是因為自己：我不知道，如果自己已經把愛情的實質視作對謊言的維護，是否還能夠投入一段他人的，在追尋生命本質層面上的愛情？ 或許作為譯者，我能夠有的最理想的前提只是，幾乎和所有的讀者一樣，我對高茲沒有任何“偏見”。沒有讀過他的作品，甚至沒有聽過他的名。零星的資料告訴我，他是一個出色的記者，法國政論性刊物《新觀察家》的“創建者”之一。再不就是一些標籤：哲學家，最後的“存在主義者”，現代很時髦的新興學科“政治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 因為沒有“偏見”，因為對所有這些標籤性的語彙都不是那麼敏感，所以，高茲能夠打動我的，到我完成了最初的兩千字為止，也還是那段印在封底的，小冊子的開始文字： 很快你就八十二歲了。身高縮短了六厘米，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麗、幽雅、令我心動。我們已經在一起度過了五十八個年頭，而我對你的愛愈發濃烈。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裡時，它才能被填滿。 …… 不，最重要的東西不是兩個人的愛情和簡單的陪伴，用對方肉體的存在消除我們在這個世界的寂寞和惶恐。從挽著心愛的人的手，心驚膽戰地徘徊在死亡邊緣到最終可以打開煤氣，兩個人共赴另一個世界，這裡面所經歷的，是對於人與人之間、人與世界之間的更好理解，貼近生命本質的理解；是透過對方理解生命的本質，是透過和對方的關係理解生命的本質；是“經彼此而生，為彼此而生”。正是這樣的關係讓高茲不再“推遲存在”，他希望，在對方給了他自己生命的全部之後，能夠把自己的全部交付在對方的手裡——只要她需要。 最美麗的愛情不是在所謂的兩難選擇中，選擇為愛情合棄其他的一切：聲名、財富、乃至皇位，抑或是通過自己來改變這個世界的野心——這恰恰是文學裡的愛情；而是通過自己的承擔將所有自己認為重要的一切合為一體，合為最基本的“在世經驗”。我想，這應該是高茲的意思。而我也是在確立了高茲的這一層意思之後，希望能夠將自己融人到他們歷經磨難，通過相遇、相守之後所建立的“在世經驗”裡。 融入，卻不是為了這個故事可以成為普天下的愛情模式。抽象的哲學與我們的“在世經驗”沒有任何關係。或許，生活中的愛情就只是我們豐富、乃至能夠更美好地享受個人存在的“在世經驗”。遺憾的是，我們大多數人也許一輩子也不可能擁有過這樣的“在世經驗”。因為我們不夠努力，因為我們在下決心的時候，沒有迎來那個願意用他/她的智慧賭你的智慧的人。但是，我們依然以這樣或者那樣不貼近本質的方式愛過，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在理解我們認為美麗的愛情。理解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難道不就已經是愛情的發端了嗎？我們不需要比較，只需要一次真正的創造和付出。這其中，我想，應該包括你我的閱讀。 為此，我在一年後結束了它的翻譯。依然不是在高茲那幢種了兩百棵樹的房子裡。是在秋天的上海，空氣中瀰漫著桂花的香氣。我用我對愛情和幸福的質疑迎來了高茲的平靜。或許在結束的此刻，我真的需要下決心相信，愛的歲月是可以隨著記憶和文字永在的。或許，我們真的需要，像回望這段“愛的歲月”的高茲一樣，學會屬於自己的“與現時生活處在同一個平面”的方式。 譯者 2009年10月於上海

很快你就八十二歲了。身高縮短了六厘米，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麗、幽雅、令我心動。我們已經在一起度過了五十八個年頭，而我對你的愛愈發濃烈。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裡時，它才能被填滿。
此刻我只需要告訴你這些簡單的東西，已是足夠，接下去我們再談論不久以前開始折磨我的問題。為什麼一直以來你很少出現在我的筆端，而我們的結合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為什麼《叛徒》中的你會是一個不真實的、走了形的你？現在這本書應該清楚地說明，我和你相約終生是決定性的轉折點，它讓我有了繼續活下去的願望。那麼，我為什麼不在這本書裡講述一個美妙的愛情故事呢？一個我們在《叛徒》寫完的七年前開始共同擁有的愛情故事？為什麼我不談談你身上那些令我著迷的地方？為什麼以前我要把你描繪成一個可憐的小傢伙，“誰也不認識，不會講一個法文單詞，如果沒有我，你就完了”，而事實上，你有你的朋友圈子，你是洛桑一個戲劇小組的成員，甚至在英國，有個男人還眼巴巴地等你回去，想和你結婚。
在寫《叛徒》的時候，我並沒有能夠實現原先所期待的深層次的自我探索。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我理解和澄清。我需要重建我們的愛情故事，這樣才能夠抓住真正的意義。正是我們的愛情故事讓我們成為今天的這個模樣，經彼此而生，為彼此而生。給你寫這封信，我就是為了弄明白我所經歷的一切，我們所經歷的一切。
我們的故事有一個很美妙的開始，幾乎稱得上一見鍾情。相遇的那天，你被三個男人包圍著，藉口說是要和你玩兒牌。你有一頭濃密的棕髮，珍珠色的肌膚，英國女人那種高而尖的聲音。你剛從英國來到這裡，三個男人都試圖引起你的注意，操著生硬的英語向你獻殷勤。你是那麼高貴，俏皮——witty，幾乎無法翻譯成法文——美得如同一個夢。就在我們的目光彼此交錯的時候，我在想：“我不會有機會的。”後來我知道，那天的主人早已和你打過預防針了，說我“是一個澳洲猶太小子，毫無意趣”。
一個月後，我在街頭又遇見了你，看著你舞蹈般的步態，很是著迷。接著有一晚，偶然間，我遠遠地看見你離開辦公室，來到大街上。我跑著想要趕上你。你走得很快。那是一個雪天。大雪過後的毛毛雨讓你的頭髮愈發顯得捲曲。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說我們去跳舞吧。你說行，whynot，你說，很簡單的回答。我記得日子：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的英語不太流利，但勉強還行。這多虧我為馬格拉特出版社譯的兩本美國小說。就是在這次，我知道你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讀了很多書：弗吉尼亞·伍爾夫，喬治·艾略特，托爾斯泰，柏拉圖……
我們談起了英國政治，工黨內部的不同流派。你總是很快就能區分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任何復雜的問題，似乎在你看來都很好解決。你從來不懷疑自己判斷的準確性。你的自信是哪裡來的呢？你的父母也一樣分開了，你很早就離開他們生活，先是離開了一個，然後再離開一個。戰爭後期，你和你的小貓泰比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你的食物配額。最後，你甚至離開了你的國家，想要探索另外的世界。一個一文不名的“澳洲猶太小子”究竟有什麼地方吸引你呢？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是什麼將我們聯繫在一起。你不喜歡談論自己的過去。我是在以後才漸漸明白，究竟是怎樣的根本經驗讓我們能夠在瞬間靠近。
我們再次相見。還是去跳舞。還一起看了熱拉爾-菲利普主演的《魔鬼附身》。電影裡有個鏡頭，女主人公要求餐廳主管換一瓶已經開啟了的葡萄酒，因為，她說，她覺得酒有股子瓶塞味。於是我們在舞廳裡重演了這一幕，但是餐廳主管在檢查了之後，發現了我們的貓膩。在我們的堅持下，他還是換了一瓶，但他警告我們說：“以後休想再踏進這裡半步！”我非常欣賞你的冷靜和自若。我自忖道：“我們天生就是一對好搭檔。”
一起出去了三四次後，我終於得以擁你在懷。
我們不急。我小心翼翼地脫去你的衣服。現實與想像竟然會有如此完美的吻合，米洛斯島的阿芙西，你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帶著批評的目光退後一步，但這並不排除你對於自己熟悉的一切還是有一種默契。我一直說你“僅供出口”，也就是說是專門用來出口的產品，在英倫本土找尋不到。
我們倆對英國大選的事情都很起勁，原因在於它事關社會主義的未來，但並不完全是英國的社會主義。對你最糟糕的攻擊就是認為你的觀點是出於愛國主義。後來，阿根廷武裝力量入侵馬洛於內群島時，我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有一個大人物到我們家來，說你的觀點出於愛國主義，而你斷然回答說，只有傻瓜看不出來，阿根廷之所以發動這場戰爭，無非是為了重整旗鼓，再次建立法西斯軍事獨裁政府，英國的勝利最終加速了獨裁政府的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