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世界的中國策II(附1CD)（簡體書）

序言：什么變革 有何對策
財新傳媒主編、財新網總編輯 王爍
2010年初，財新團隊重新出發，200位同仁創建《新世紀》周刊、《中國改革》雜志和財新網三位一體的全媒體平臺。你手上的這本新書《變革世界的中國策》，濃縮了這個中國最著名專業新聞團隊一年的工作成果。
秉承獨立新聞理念，財新團隊告別過去的輝煌，在新媒體時代給出專業新聞出義的回答，既一以貫之，又與時俱變。在重大問題上發揮輿論領袖作用，以調查報道的操作方法，挖掘更完整事實，做理性與科學精神的啟蒙，我們的變與不變，與這個時代、當前中國的變與不變，同聲同氣。
《變革世界的中國策》，什么變革？有何對策？
世界一眼可見的最大變化，是在2007年發酵，2008年爆發，2009年進手術室，2010年觀察善后的這場金融危機。有關這場危機的思考和洞見汗牛充棟，許多也見諸本書。我不重復。
中國應該有什么對策？有人相信，華盛頓共識的時代結束了，新的時代精神是北京共識：政府主導、經濟干預。提出這個名詞的喬舒亞·庫珀認為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
我們的看法與此不同。前一段時間我參加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學者媒體對話“思·辯圓桌”，在國際形勢與“中國模式”一節發言。正好與本書的主題相符若契。
我說，關于“中國模式”與中國經濟增長這個主題，至少要分成三件事。第一件是中國經濟長期高增長本身，這有目共睹；第二件是存在著一套能被稱為“中國模式”的組合，這也是有目共睹，其特征主要是政府主導，集中關鍵資源于政府認為最能夠帶動增長的領域；第三件是，能用所謂“中國模式”來解釋中國經濟的增長嗎？
與“北京共識”不同，我的答案是不能。
中國經濟增長有一千個原因，我試舉其中最重要的兩條：1980年代初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并實質上允許其自由流動；2001年底加入WTO。前者使農民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創造了中國至今仍未耗竭潛能的龐大生產能力。后者標志性地使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龐大的生產能力得以充分釋放，立即催化此前無法想象的強勁動力。
2001年，中國加入WTO，人們開始說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2002年，人們開始說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
2003年，人們開始說人民幣被低估。
2004年，人們開始談論中國崛起的各種版本。
解放農民，加入WTO，不是所謂“中國模式”一部分，它是全能政府放松管制，允許中國經濟與社會回歸正常的極為重要的兩步。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動力來自經濟與社會的正常化，來自全能政府從經濟與社會領域的漸進式撤退。
回到“中國策”，回到“北京共識”，回到“中國模式”，說一千道一萬，現實是，它們都是全能政府從經濟與社會后撤但只撤到一半的產物。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還剩下的這一半特別偉大特別正確？還是因為好歹總歸是撤走了一半？
一位國內最大的投資機構負責人問我，你覺得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動力在哪里？我理解他的言下之意：今天的經濟，政府主要靠賣地，企業主要靠買地，銀行主要靠吃利差，股市主要靠Pre-IPO，如此單調單薄。會不會出大問題還有爭議，走不了太遠是肯定的。
我的簡單回答是，看看已經撤走那一半，什么取代了它？答案很清楚：以經濟自由化為主的內部自由化，再加上全球化。那就讓它們接著前進，取代還沒撤走的那一半！
更復雜的回答，基于對決策者、企業家、投資者、工人、農民、學者的觀察與采訪、調查與對話的真切版回答，來自我的同事們，在這本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