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寶珊將軍傳奇建黨90週年（簡體書）

這是一部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甘肅省長、民革中央副主席鄧寶珊先生
的生
平事跡為題材的長篇傳記文學。
作為橫跨新舊兩個世紀、從中國大西北雄渾壯闊的黃土地上崛起的傳奇
式
的現代歷史人物，鄧寶珊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見解，是頗為獨特的。他生于一
個棄
懦經商的貧苦知識分子家庭，幼年父母雙亡，一度淪入社會底層，過早接觸
人世
的艱辛。但他不甘淪落，一再與命運抗爭，終于在孫中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革命
思想的感召下，少年從軍，遠走邊陲，踏上了艱難曲折的革命歷程。他堅忍
沉穩，
好學善思，交游廣泛，豁達寬容，考慮問題不囿于黨派成見，能夠從國家民
族的整
體利益出發，隨著歷史發展的需要決定進退取舍，不計個人恩怨，擇善而從
。數十
年來，他一直同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密切接觸，多次同共產黨人合作共事，在
一些
著名共產黨的影響教育下，始終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在光明與黑暗殊死
決戰
的關鍵時刻，他終于做出勇敢的抉擇，同飽經苦難的人民站到一起，迎來了
新中
國金色的黎明……
不過，人生有如河流。世界上恐怕沒有一條大河是清澈見底的，清澈見
底的
只能是潺潺小溪。沒有流歸大海的志向、兼容并蓄的氣量、百折不回的精神
，就不
可能成為一條大河。湍急的上游，平緩的下游，明理的波光，滔天的濁浪…
…恐怕
是任何一條大河都會具有的現象。流程越長，流域越廣，匯聚的流量自然越
大，挾
帶的雜質也必然越多。情況正如法國哲人狄德羅所說的那樣：“人是一種力
量和
軟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偉大的復合體，這并不是責難人，而是為人下定
義。”作
為扮演過許多重要角色的復雜人物，鄧寶珊更是如此。
但是，不管多么復雜，在鄧寶珊這條大河的主流上，一直奔騰著我們中
華民
族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洪波巨浪。從甲午戰爭到“文化大革命”，在他長
達74年
的人生歷程中。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憂患意識，始終如同哺育他成長的黃
河那
樣，不舍晝夜，滔滔流淌！
文學，既然被尊為人學，就得以人生作為自己注視的中心。執意品嘗人
生的
況味，大膽揭示人生的奧秘，竭力表現人聲的美好，幫助人類日趨自我完善
，生活
得更加文明、健康和幸福。
毛澤東對斯諾說過：“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處境變化得越來越快了。從
現在
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內，大概會
顯得相
當可笑吧！”
是的，隨著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不僅環境的變化越來越快，扮演的角色
越來
越多，人生的色調也會越來越豐富而駁雜。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人與人
之間
簡單明了的、田園牧歌式的關系，將會不復存在。隨著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
展，人
的面目也許會更加難以辨識；偉大與渺小、崇高與庸俗、莊嚴與滑稽……也
許會
交織糾葛，更加難以分清。作為人學的文學，職責恐怕還會加重。作為以實
際存在
的人物為主人公的傳記文學，是否會受到更多的欣賞與歡迎？
郁達夫認為：“新的傳記，是在敘述一個活潑潑的人的一生，記述他的
思想與
言行，記述他與時代的關系。他的美點，自然應該寫出，但他的缺點與特點
，因為
要傳述一個活潑潑而且整個的人，尤其不可不述。所以若要寫新的有文學價
值的
傳記，我們應當將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
處，
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則其要者，盡量寫來，才可以見得
真，說得
像。”
可惜，要完全實現郁達夫提出的這些要求，卻頗為不易，我們還難以完
全擺
脫“樹碑立傳”的傳統觀念。在不少人眼里，傳記，不過是一種政治待遇，
一個人能
否入傳，不是看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內涵和人性內涵等文學價值，而往往
取決
于其職位。至于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的那一套陳腐的東西，也
還嚴重地
束縛著某些人的手足。一些傳記文學作品，也缺乏作家應有的主體意識，缺
乏作
家對傳主的獨特把握，顧及了材料的真實而忽視了人物的真實，使作品僅具
有史
料價值而缺乏文學價值，把活潑潑的人生變成了失去血肉的生物標本，大大
減弱
了作品震撼人心的感染作用。
這是我寫的第一部傳記文學作品。之所以要以鄧寶珊先生為傳主，不僅
由于
他是我的前輩同鄉，其生平事跡為人們所熟知，采寫起來比較方便；也不僅
由于
他是一位對祖國和人民有過重大貢獻的將軍，被收入了倫敦出版的權威性很
高
的《世界名人錄》。不，引起了我巨大興趣的，首先是他這個人——這個內
涵豐富、
性格獨特、具有傳奇色彩、值得研究、值得表現的人。他沒有高貴的門第、
燙金的
文憑、顯赫的后臺，甚至也沒有地盤和軍隊，憑靠什么在那變幻莫測的政治
、軍事
舞臺上站穩了腳跟？他屢遭挫折，歷經艱險，飽受困頓，為什么不中途落荒
，半路
消沉，始終把人生作為“一個不息的奮斗過程”？他縱橫捭闔，情系八方，
交滿天
下，為什么不論失意得益，逆境順境，總是不忘朋友，信守然諾，念舊情殷
？他廣聽
博覽，隨和大度，存異求同，為什么卻不隨波逐流，模棱兩可，輕信盲從？
……為解
開他人生道路上這些令人饒有興味的啞謎，我才產生了難以抑制的創作沖動
。
為了寫出一個真實而豐富的人生，寫作中我努力試圖從人的角度，而盡
量避
免從社會的角度去把握傳主。因為，人是社會的本體，是“萬物之靈”。可
是，長期
以來我們已習慣于從社會的角度看人，很少根據人的需求、人的幸福、人的
發展
去檢驗社會，而往往本末倒置，用統一的社會的精神的模式去衡量人、要求
人、改
造人，這就使得我們的文學，很容易失去文學的品性。但現在到底在多大程
度上
做到了這一點呢？我希望能得到切實的批評。
此書的采訪寫作經歷了三個寒暑。甘肅省政協、甘肅省文聯、甘肅少年
兒童
出版社、蘭州鄧寶珊故居展覽館、天水市政協、陜西三原縣政協，都給予了
有力支
持。除鄧寶珊先生的親屬之外，甄載明、徐耀斌、王煥文等幾位老先生以及
許多同
學和朋友，都給了我熱情的幫助。又承蒙霍松林教授題簽。在此我向他們表
示衷
心的感謝。
黃英
1988年歲暮于皋蘭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