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1911（簡體書）

《大變局:1911》詳細敘述了辛亥革命發生的前因後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實際上是三股力量之間的博弈：朝廷、立憲派與革命黨。變革的結果，亦不外乎這么幾種：一、君主專制；二、君主立憲；三、共和立憲。孫中山等人領導的革命黨，在付出無量頭顱無量血的代價之後，終于打倒了君主專制，中國從此再也容不得皇帝存在了。在這場十年的賽跑中，大清跑輸了，立憲派跑輸了，革命黨跑贏了。

葉曙明，著名作家，中國近代史學者。其創作以歷史、散文、小說為主。已出版著作十幾種，其中關于近代史的著作有：《重返五四現場》、《中國1927?誰主沉浮》、《大國的迷失》、《廣州辛亥年》、《草莽中國》、《軍閥》、《共和將軍》、《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三卷）等。

《大變局:1911》編輯推薦：一本好書的出版，往往是難產的。《大變局:1911》為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畫上圓滿句號；梁文道、蔡子強、十年砍柴鼎力推薦；如果你對其他的辛亥書不滿意，那么，請不要錯過這一本！《大變局:1911》原名《重返辛亥現場》；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連續兩天推介。

第一章 多難興邦
南方人登上舞臺
廟堂愈遠，江湖愈近
不改，不改，最終還是要改
誰也不想做出頭鳥
袁世凱精心布局
盛宣懷與鐵路
紳商階層的壯大

第二章 動蕩的江湖
不學保皇，就學革命
脫離專制學校之新紀元
把知識分子逼入江湖
“忠義堂”上群英會
“革字派”惡斗“憲字派”
小規則掀起大風浪

第三章 一九○五年的春風
科舉制度壽終正寢
北京的第一顆革命炸彈
梁啟超為立憲做槍手
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官制改革遭遇狙擊
官場內斗，誤盡天下
為立憲運動提速
沖破“兩禁”

第四章 積蓄仇恨 訴諸流血
革命黨十五年“預備立憲”
萍瀏醴會黨大暴動
江湖好漢，縱橫兩廣
秋風秋雨愁煞人
共進會在中，同盟會在南

第五章 最後一線希望
親者痛，仇者快
公布《欽定憲法大綱》
兩宮先後駕崩
老臣的凋零
咨議局為地方自治奠基
風起云涌的國會大請愿

第六章 天將變
同盟會的內訌
軍隊開始掉轉槍口
用暗殺來阻立憲
民變蜂起，水要覆舟
孫文決定卷土重來
用熱血為和平請愿加溫

第七章 共和與專制的決戰
碧血黃花黨人魂
自絕于天下的皇族內閣
鐵路成了催命符
和平抗爭以流血收場
霹靂一聲起義
大廈倒塌前的最後一刻

尾聲 江湖的勝利

不改，不改，最終還是要改
戊戌政變後，朝廷對任何變革的訴求，都采取高壓政策，一手捂住自己耳朵，一手堵住別人嘴巴。寒蟬效應，朝野死寂，官紳士人無不視“維新變革”為敏感詞匯，絕口不提。但庚子之亂的發生，一下子把堤防沖破了。許多人都把這場大災難，歸咎于朝廷拒絕變革；歸咎于那些守舊大臣的騰挪搗亂。
義和拳大鬧北京時，載漪在朝中推波助瀾，議和時，被各國視為“禍首”之一，慈禧被迫對他奪爵、罷官、遣戍新疆，溥?的大阿哥名號亦被撤銷，逐出皇官。經歷喪亂凋殘之後，朝廷的威權江河日下，守舊大臣紛紛栽了跟斗，灰頭土臉，被踢出權力中心。要求變革的聲音，漸漸死灰復燃，浮上廟堂。
李鴻章上疏陳請革政；袁世凱致書兩宮行在，請旨內外臣工各陳富強之策，以備采施；駐日公使李盛鐸也致電張之洞說：“如能請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詔求通達中外人材，以待破格錄用；酌改學校教育章程，人心內靖，則強敵外屈，為益尤大。” 張之洞與劉坤一、盛宣懷聯名會奏，請求朝廷“即行宣示整頓內政切實辦法，使各國咸知我有發憤自強之望，力除積弊之心”。
事到如今，朝廷想改要改，不想改也要改。如果朝廷不主動改，日後由八國聯軍挾武力提出要朝廷改，就更難應付了。自從廢立失敗後，慈禧最怕聽到的就是外國人說：你不改革你下臺，讓光緒皇帝來改。
于是，1901年1月29日，朝廷在西安宣布廣開言路，準備變法。這份被史家稱為“新政詔書”的文獻，足可與戊戌年的“定國是詔”相媲美，在朝野氣氛最低迷的時刻頒布，人心為之一振。詔曰：“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于大易。損益可知，著于論語。蓋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
詔書強調，皇上和皇太後沒有拒絕改革，以前鎮壓戊戌變法，是因為“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錯不在皇太後。“剪除亂逆，皇太後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 所謂“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是要杜絕朝野繼續在“新舊”、“中外”這些概念上，作沒完沒了的爭論，造成朝野分化，而要針對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具體政要，各舉所知，各抒讜見。在兩個月內，上奏朝廷，由兩宮斟酌盡善，切實施行。
這是一個轉折點，國家的明天，已不再掌握在少數樞臣懿親手里了，地方督撫成了制定政策的主角，許多至關重要的決策，都是先由地方官議擬，再由朝廷批準頒布。


誰也不想做出頭鳥

在最初的一陣激動過去之後，不少官員又開始猶疑不決了。兩年前說變革是要殺頭的，現在真的可以變了嗎？變什么？怎么變？上諭是誰的主意？是皇上的，還是皇太後的？當時西方列強提出兩大條件，一是懲辦禍首，二是改革政治，變法會不會僅僅是為了敷衍西方列強，為回鑾鋪路呢？變化來得太突然了，在距百日維新不過短短兩年時間，六君子尸骨未寒，而變法的聲音，竟再次從廟堂傳出，而且獲得了慈禧的支持。政治的翻云覆雨，莫此為甚，令人莫測奧妙。
因此，上諭傳到江南時，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等人，都覺得這個彎轉得太急，乍驚乍喜，滿腹疑慮，誰也不敢輕易表態，紛紛私下打聽，上頭究竟是什么意思。經過戊戌政變，人人成了驚弓之鳥，誰敢胡亂出頭？山東巡撫袁世凱、兩江總督劉坤一都致電張之洞，請他起草一份復奏的大綱，供各省參考，以便大家統一口徑。劉坤一甚至提議，由東南各帥聯銜會奏，誰也不單獨承擔責任。
2月4日，張之洞致電西安，詢問新政上諭是“何人所請，何人贊成”。當他得到明確的答復，“諭聞出聖意，榮（祿）相贊成” 後，其心稍安。榮祿的言論，應該可以代表慈禧的旨意了。
但過了幾天，又有政壇耳語相傳，行在軍機章京要求各地“奏復變法，毋偏重西”。張之洞聽了，這一驚非同小可，生怕匆忙復奏表錯情。戊戌變法殷鑒不遠，茲事體大，所以復奏萬不可急，東南數大省必須大致商妥，口徑一致方可。同時他又再致電在西安的軍機大臣鹿傳霖，打探虛實：
鹿傳霖是張之洞的姐夫，原是江蘇巡撫，因不贊成搞東南互保，自己率兵前往太原，以護駕有功做了軍機大臣。他在復電中，否定了“毋偏重西”的說法：“小樞何人？妄騁臆談。”他自稱，變法一詔，是由他與榮祿共同建議，并得到兩宮首肯的，小舅子大可放心。“至應如何變通，總期實事求是，決無成見……惟當切實行之，逐漸變之，總期除弊興利，似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人攻擊之柄。此大舉動大轉關，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開錮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為之？極盼盡言。”
後面這句“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人攻擊之柄”，把張之洞剛剛放回肚子的心，一下又提到了咽喉。不僅沒有釋懷，反而更加七上八下了。自新政上諭頒布，各地互相打聽消息，函電交馳，紛紛藉藉。經過再三斟酌，張之洞致電劉坤一，完全贊同聯銜，“變法復奏，必宜督撫聯銜，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請劉坤一主筆起草奏稿。
他提出了九項急務：一、親貴游歷；二、游學各國；三、科舉改章；四、多設學校；五、西法練兵；六、專官久任；七、仿設巡捕；八、推廣郵政；九、專用銀元。“此九條最要而不甚難，已足令天下人精神為之一振，陋習一變，各國稍加青眼。”
劉坤一也認為“多聯數省，較易動聽”，但不肯擔任主筆，他把球踢回給張之洞。各省本來就猜不透朝廷的真實用意，聯銜會奏最保險了，罰不責眾。于是，兩廣總督陶模、廣東巡撫德壽、安徽巡撫王之春、山東巡撫袁世凱、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江西巡撫李興銳、貴州巡撫鄧華熙、湖南巡撫俞廉三、署理云貴總督丁振鐸、漕運總督張人駿、山西巡撫岑春?等，紛紛來電，表示愿意加入聯銜會奏。
為了誰來執筆，張之洞與劉坤一你推我讓，劉坤一說張之洞“經濟文章海內推為巨擘，請萬勿客氣”，張之洞則自稱“思慮多疏漏，文筆亦艱澀，此奏鄂斷不敢主稿”。從立春推讓到清明，還委決不下，朝廷要求兩月內復奏的期限，轉眼即過，竟至于無一省復奏。
眼見谷雨又來，慈禧開始著急了，兩宮不能一直呆在西安，但也不能一成不變地回北京，否則各國必定會大興問罪之師，甚至有可能借機要求更換執政。為了杜絕外人口實，無論如何要在返蹕之前啟動新政改革。
袁世凱建議：“變法中有必須急辦者，不妨先行數事，不必專候回鑾，務使中外士庶咸知朝廷決不頑固，決不仇洋，必可有益和局。將來回鑾亦多安穩。” 也就是先做點樣子，堵住外國人的嘴巴。但問題是，只要你開了個頭，就不怕你不做下去。
4月21日，朝廷決定成立專門負責變法的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昆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大臣，三位滿人，三位漢人，一碗水端平。劉坤一、張之洞則遙為參預，後來再加上袁世凱。同時，朝廷要求各省各舉所知，盡快單銜具奏，不要再搞聯銜了。“此事予限兩個月，現已過期，其未經陳奏者，著迅速匯議具奏，勿稍遲延觀望。”
袁世凱首先表態退出聯銜，自己單獨上奏。張之洞也通知各省，取消聯銜計劃。他解釋說，分奏也有分奏的好處，只要各省互通聲氣，“分奏而大意相同，方見公論”。但劉坤一堅持，各省可以不聯銜，他與張之洞的銜是聯定了。張之洞也表示“此說正合我意”。于是商定了一個折中辦法，由江、鄂兩省各自先擬一稿，然後再互相參照修改補充。南京方面由張謇、湯壽潛、沈曾植三人起草初稿，而武漢方面則由鄭孝胥、梁鼎芬、黃紹箕三人起草。最後由張之洞統稿，再請劉坤一修改。
這時，已是布谷聲中夏令新，距朝廷頒布新政上諭，過去整整半年時間了。


沖破“兩禁”

自從朝廷宣布預備立憲後，梁啟超便認為：“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此後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理何如。” 但中國能否順利過渡到憲政國家，不僅視乎朝廷的決心與態度，更視乎是否有一個健康的民間社會。
梁啟超推動立憲運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與官場保持密切聯系，暗中物色真正能夠扛立憲大旗的領袖人物，另一方面，也不斷在民間進行宣傳教育，利用報紙、雜志、書籍、結社等形式，開啟民智。他認為，大部分官員都是不學無術的，“若終無絕當意者，則不如仍從民間，一積勢力”。他一提到民間，就難掩興奮之情，他對朋友說，與其指望上層，不如自下而上推動改革，成效也許更著：“鄙見仍覺主動者必當在民，若得輿歸〔論〕一途，成一龐大之勢力，則上部之動，亦非難矣。”
輿論的開放程度，是民間社會健康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1896年，李鴻章訪美期間，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承認中國的報紙不敢說真話，“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一個不能說真話的社會，根本談不上是健康的。并非中國的記者編輯不愿說真話，而是官府不準他們說。統治者一向以箝制言論，制造文字冤獄，作為管控社會的手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廣東的《博文報》轉載了一篇文章，說慈禧太後“唇厚口大”，便招來官府的查封。《蘇報》一案，更成為新政時期轟動一時的事件。但不可否認，1901年以後，言論環境是愈來愈寬松，而且寬松的幅度與速度，令人咋舌。
早在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時，便針對國內的報紙雜志，無限激情地宣稱：

西人有恒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一切自由之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茍失墜，則行政之權限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龔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

他認為報館愈多愈好，報館愈多，國家愈強；報館絕非政府的喉舌，而應與政府立于平等地位，有報導事實真相的責任，包括議政與批評政府。他把報紙的作用，提到關乎國家興亡的高度，蓋因目前中國沒有政黨政治，更沒有在野黨，“惟恃報館為獨一無二之政監者，故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
戊戌變法前，在地方官員的支持下，中國的民間報業，一度十分繁興，《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蘇報》、《通學報》、《湘學新報》、《湘報》、《經世報》、《國聞報》、《格致新報》、《廣智報》等五花八門的報紙，遍布各省，但變法失敗後，朝廷悍然封閉維新派的一切報館，緝拿各報主筆，報業一夜之間成了霜打的瓜秧。
不少逃亡的知識分子，在海外繼續辦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湖南》、《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等，都是中國人在日本辦的報刊。海外自由思想的新空氣，通過各種管道，流入國內，令國內的知識界心馳神往。
盡管撐開每一寸的言論與思想空間，都備極艱難，但人們還是不懈地努力，像土中蚯蚓一樣，拼命往前擠，硬是擠出一條路來。在廣東，1900年創刊的《商務日報》，首創以小說形式寫新聞，避開官方檢查；1902年創辦的《亞洲日報》和《開智日報》，肆無忌憚地刊登革命黨的言論；1903年創辦的《時敏報》，公然正面記述太平天國事件；革命黨在香港辦的《中國日報》，在內地也十分暢銷。
庚子之後，人心思變，皇帝亦下詔廣開言路，官府要防民之口，把社會拉回到幾十年前，讓大家只看“宮門鈔”、“轅門鈔”，已不可能了。國內的書報刊數量與日俱增，《申報》、《新聞報》、《外交報》、《東方雜志》、《揚子江》、《大陸》、《童子世界》及五花八門的白話報，暢銷一時。1904年，僅武漢一地，就有二十幾種報刊在市面發行，閱報在城市蔚然成風，甚至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據記者觀察：“鄂省一區自戊戌政變以來風氣大開，凡士商莫不以閱報為唯一之目的。”
按梁啟超的說法，報紙有兩大天職，“一曰：對于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 所謂向導，就是引導民眾參與國家政治。而這也正是專制勢力所不能容忍的，吏部考功司主事胡思敬說：“匹夫而輕議廟堂，此上陵下替之漸，禁令一疏，未有不肇亂者”。他宣稱：“後世欲開太平之基，必廓清天下報館，但留邸抄，以符舊制，然後國是可定，民心不搖。” 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專制官僚的心聲。
幸而慈禧的頭腦比胡思敬清醒，她知道“但留邸抄，以符舊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再也救不了中國了。1905年，光緒皇帝諭令商部擬具報律草案，妥籌辦理。商部很快呈交了草案，交由巡警部酌為修改。
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學部會定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新聞出版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六章四十條）頒行，對出版物實行注冊登記制度，只要在“印刷總局”注冊登記，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個月後，頒布《報章應守規則》，針對報刊做出具體規定。
盡管兩項法規中，都開列了許多高壓線，諸如不得“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動愚民違章國制”、“不得妄議朝政”之類的條文，禁止業者觸犯，1907年8月再頒布《報館暫行條規》（十條），增加了一項新內容：“凡開設報館者，均應向該管巡警官署呈報，俟批準後方準發行”，比原來的注冊方式，有所退步，但揆諸事實，它們的出臺，并非對輿論實行更嚴重的壓迫，恰恰相反，這是雙方博弈的結果，實際上反映著政府的讓步而非進逼，民辦報紙爭得了自己的合法位置，不再是只有專錄聖諭、章奏的“京報”，還有滿天飛的日報、旬報、周報、畫報、三日報。
上海、武漢、廣州這些大城市，都是報刊業、圖書出版業最活躍、最繁榮的地方。上海的報紙多不勝數，大部分集中在四馬路惠福里和廣西路寶安里一帶，前者有《蘇海匯報》、《時報》、《游戲報》、《新世界學報》、《笑報》、《選報》、《經世文潮》、《同文滬報》、《南方報》、《大陸》、《政藝通報》、《神州國光集》、《國粹學報》、《憲報》、《神州日報》、《警鐘日報》、《輿論日報》等，後者有《笑林報》、《上海》、《花世界》、《風月報》、《浦東同人會報》、《陽秋報》、《官商日報》、《?嬛雜志》、《國魂報》、《醫學報》、《國華報》、《春申報》、《天鐸報》等。而在報業最負盛名的《申報》則在山東路，形成了磁鐵效應，報館都開始向山東路望平街集合，先後遷入的有《新聞報》、《中外日報》、《神州日報》、《民立報》、《時事新報》、《啟民愛國報》等，以至于望平街有了個“報館街”的雅號。
與新聞自由有著孿生關系的是出版自由。新政以後，各地出版了大量翻譯的圖書，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張之洞在武漢開辦湖北洋務譯書局，出版了《交涉要覽類編》（初集、二集、三集）、《比利時國法條論》、《亞東各國屬地志略》等一大批圖書。人們如饑似渴地搜羅各種新書來看。在1903年《漢口日報》上刊登的一份代售書目，開列了一百多種社科類圖書，包括《日本維新三十年史》、《革命前法郎西二世紀事》、《日本現勢論》、《意大利獨立之精神》、《各國憲法大綱》、《憲法精理》等。
上海出版的圖書，在全國影響甚大。這些為讀者提供精神食糧的出版機構，大部分在棋盤街、福州路及麥家圈一帶。據1906年的《上海華商名簿錄》所載，上海有名的64個出版機構，有20家在河南路，15家在福州路，11家在山東路。
廣州毗鄰香港，報刊業與圖書出版業一向走在全國前面。中國報業之父梁發是廣東佛山高明人，他在馬六甲創辦了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期刊。歷史上第一份在中國境內出版的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月刊），也是在廣州創刊的。廣州創辦的《廣報》，是中國辦日報的先導，與漢口的《昭文新報》、上海的《匯報》同為最具影響力的近代日報。
由于廣州的出版業較為發達，不少江浙人都跑到廣州辦書局，雙門底的點石齋、蜚英館、同文書局、緯文書局等書店，都是江浙人開的。時務書局、時敏書局、開明書局專銷從上海運來的新書，南方成了近代中國思想變革的濫觴地。不久，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等著名書店，先後進駐雙門底，開創了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