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簡體書）

《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是作者近幾年來的文學批評精選。作者在文學批評中強調建設性和精神性，認為文學批評是與文學創作共同建設的一座精神大廈，他在文學批評實踐中著重挖掘文學作品的精神內涵，發現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在重建民族精神上所作出的努力。《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分為三個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主要是關于批評和理論的文章，第二部分是每個年度的中短篇小說的述評，第三部分則是針對具體作家和作品的批評。作者的批評始終站在創作的前沿，有的放矢，富有創見，雖是各自獨立的文章，但圍繞著建設性和精神性而構成系統性，從整體上勾勒出新世紀小說的發展態勢。

賀紹俊，男，1951年出生于湖南長沙。198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曾任文藝報社常務副總編輯，《小說選刊》主編。長年從事文學理論和批評，主要著作有《重構宏大敘述》、《作家鐵凝》、《中國節》(與吉國秀合著)、《中國當代文學圖志》(與巫曉燕合著)、《文學批評學》(與潘凱雄、蔣原倫合著)、《鐵凝評傳》、《還在文化荊棘地》、《魯迅與讀書》、《伊甸園的困惑——文學中的性愛描寫》等，發表論文二百多萬字。

《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書系。

自序1
倡導建設性的文學批評
馬克思與我們同行
從精神性到典雅性
文學敘事中的政治情懷
現代漢語思維的中國當代文學
核心價值與普適價值的辯證關系
建立中國當代文學的優雅語言
回到文學與生活關系的基本常識中來——臥底寫作引發的議論
高原狀態下的平庸和躁動——2005年中短篇小說評述
肩負現實性和精神性的蹣跚前行——2006年中短篇小說述評
小說自成系統的平穩演進——2007年中短篇小說概述
波瀾不驚的無主題演奏——2008年中短篇小說述評
蘊藏著一個未來的驚喜——2010年短篇小說述評
從思想碰撞到語言碰撞——以嚴歌苓、李彥為例談當代文學的世界性
以青春文學為“常項”——描述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種視角
新世紀長篇小說四題
大國氣象·政治同構·文體意識——新世紀報告文學芻議
網絡文學：新世紀的一份厚禮——關于網絡文學的革命性和後現代性及其他
以戰爭解答和平年代軍事文學的難題——談新世紀軍事文學的轉化
新世紀湖北文學的共同性以及文學社區命題
工業題材的視域和主體性問題
從革命敘事到後革命敘事
從苦難主題看底層文學的深化
意義、價值和蛻變——關于打工文學以及王十月的寫作
我們今天到底希望草原上升起什么
從藏族文化影響論及少數民族文學的“後視鏡”
新政治小說及當代作家的政治情懷——周梅森論
中國的“小林多喜二”在追問——讀曹征路的《問蒼茫》
《笨花》敘述的革命性意義——重讀《笨花》及其評論
現實主義的意義重建——從新時期文學三十年讀解范小青的創作
從《無字》看現實主義在當代的發展
最後的浪漫主義革命者
嵌入現代性中的前現代精神價值——以寧夏文學為例
後記

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倡導建設性的文學批評倡導建設性的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相伴相隨，共同建造了一座文學的輝煌殿堂。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也在探尋文學批評所起的作用和功能，這種探尋尤其是從初步確立起文學批評的主體意識後，就從來沒有間斷過。文學批評的作用和功能顯然不可能是單一的，但文學批評家會側重于發揮文學批評的某一方面的作用和功能，這取決于文學批評家的批評姿態。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法官與導師的姿態統領著文學批評的園地，大多數的文學理論教科書在解釋文學批評時，也都強調文學批評是一種分析和判斷的活動。眾多的文學批評家認真履行著法官與導師的職責，但他們的工作不見得會讓作家們買賬，因為文學創作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精神活動，文學作品是一種充滿玄機的精神產品，要對其做出準確的判斷并非易事。并非人們不接受文學批評家以法官與導師的姿態出現，問題在于，在這種姿態下，文學批評家是否站在公正的立場，以什么為評判的標準，卻是難以統一的。公正的立場，評判的標準，這就涉及到文學批評家其他方面的素養。當一名文學批評家的思想準備、知識準備以及道德準備難以讓人們信服時，其批評就難以被人們接受。托爾斯泰就譏諷批評家是“聰明的傻瓜”。有的作家則聲稱他們根本不讀文學批評。如果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長期處于這種對立的狀態，文學批評的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的。文學批評中的法官和導師的姿態似乎就注定了作家與批評家之間只能處于對立的關系。法國文學批評家蒂博代為了解決創作與批評之間的對立關系，他干脆主張由作家自己來當批評家。他將文學批評分為自發的批評、職業的批評和大師的批評。所謂大師的批評，也就是指那些能夠稱得上“大師”級的作家所進行的文學批評，也就是作家自己來當批評家，蒂博代最為推崇大師的批評，他認為，大師們既然是作家，就會努力站在作者的立場上進行批評，他看待別人的作品時，就會有一種理解和同情之心。說他們的批評“是一種熱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著天性的批評。”按蒂博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職業的批評家都要失業，而作家從此兼上批評家的職責，大概也就無暇顧及創作了。蒂博代的辦法并不高明。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批評者是作家的身份還是職業批評家的身份，而在于采取什么樣的批評姿態。文學批評在最初的發展階段基本上是以法官和導師的姿態出現的，這是與人們的認知思維的歷史處境相適應的，在人類文明的創立階段，人類主要面臨的任務是對未知世界進行認知和判斷，文學作為一門人類自己創造的精神產品，同樣需要進行認知和判斷，因此文學批評首先承當起了認知和判斷的功能，這就決定了文學批評家最初所采取的姿態是法官和導師的姿態。但是，隨著文學觀念的成熟，隨著現代思想的深化，人們對文學的多義性和復雜性有了逐漸深入的把握，意識到不能停留于簡單的認知和判斷，否則會有損于文學的多義性和復雜性。文學批評家逐漸覺悟到，法官和導師的姿態不僅得不到作家們的廣泛認同，而且也無助于文學批評的正常開展。因此許多文學批評家在批評的姿態上做出了調整，采取了一種對話和交流的批評姿態，通過文學文本與作者進行平等的對話和交流，從而達到審美的共振。
對話與交流的姿態是人類文明發展到現代以後的認知世界的趨勢。德國哲學家馬丁·布伯在20世紀初就認為，“你-我”、“我-他”是兩種基本的人類關系，“你-我”關系是一種平等的交流和對話關系，每個人都需要通過“你”而成為“我”，因此人與人之間通過對話而獲得相互性的尊重與追求。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現象學也論證了個體所具有的通過自我、他人進而在更高層次上理解普遍性實體的可能性。巴赫金發現了對話的三個基本特征：開放性、未完成性和語言性。他認為，人類生活的本質是對話性的，而生活是無限的，不可能終結的，對話總處在不斷運作的過程之中，產生了不同的意義，永遠是多種聲音的對話。哲學家們意識到，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哲學探索的方式，哲學通過對話來打開一個新的視域，新的創造便寓含在這一過程之中。對話和交流吻合了多極化、多樣化的文化形態，是哲學發展和創新的有效途徑。
這種對話與交流的關系也同樣表現在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領域。因此，從法官和導師的姿態到對話與交流的姿態，是文學批評家在姿態上的一種進步的表現。對話與交流的批評姿態改變了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關系狀態。在法官與導師姿態階段，批評家與作家之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但這是一種單向度的交流，是批評者向批評對象施予式的交流，因為當批評家采取法官與導師的姿態時，就預設了一個真理掌握者的前提。而在一元解讀現象破滅以後，那些以真理掌握者自居的批評家反而遭到了人們的抵制。對話并不是自說自話的眾聲喧嘩，而是作者和讀者之間以及讀者與讀者之間面對一個具有客體化內容的文本在一定的語言、文化共同體內進行的協商。因此，對話既包括對多元性與差異性的追求，也表達著對寬容與共通性的渴望，是一種交織著主動與被動、多元與一元、斷裂與聯系的復合過程。如果說批評的本體價值在于建構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的建構又是以作品意義的闡釋為基礎的，那么，闡釋作品意義的途徑對于批評價值的實現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法國當代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托多羅夫非常準確地概括了當代批評所作出的調整，他說：“批評是對話，是關系平等的作家與批評家兩種聲音的匯合。”
當文學批評家采取對話與交流的姿態時，批評的功能也相應地做出了調整，批評不再側重于是非判斷，而是進行一種建設性的探尋。蒂博代明確地否決了法官的姿態，他之所以對職業的批評頗多貶義，就在于他反對職業批評家以法官自居的傳統，但他沒有找到克服法官弊端的好辦法，只好讓作家來接替批評家的工作。德國文學批評家赫爾德的辦法就高明些，他的辦法就是強調交流和對話，他認為“批評家應當設身處地去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懷著作者寫作時的精神去閱讀他的作品，這樣做有困難，然而卻是有道理的。”當他以這樣一種交流和對話的姿態去進行文學批評時，自然就會立足于建設性，因此他說：“我喜歡我所讀的大多數作品，我總是喜歡找出和注意值得贊揚而非值得指責的東西。”當然，建設性包含著贊美和肯定的意思，對作者所作出的努力和創新給予贊美和肯定，但建設性并不意味著為了贊美而贊美，建設性強調的是對文學作品中積極價值的發現與完善。也就是說，批評家即使需要進行贊美，也是建立在積極價值基礎之上的贊美，而絕不是溢美之辭；另一方面，出于對積極價值的完善，批評家也會對批評對象進行批評，指出其不完善之處。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對話與交流的批評姿態雖然不再側重于是非判斷的批評功能，但并不是徹底放棄判斷，而是通過建設性的方式來傳達判斷。中國現代的文學批評家李健吾就是力倡批評的建設性的，他對建設性的理解是：“同時一個批評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毀，不是和人作戰，而是建設，而是和自己作戰，猶如我們批評的祖師曹丕，將有良好的收獲和永久的紀念。”李健吾將“摧毀”與“建設”對舉，更加突顯了建設性批評的終極目的，也就是說，批評的目的不是要把批評對象當成敵人將其摧毀，而是要把批評對象當成有價值的東西，同時要與作者一起共同將這個有價值的東西建設好。這就決定了批評家的溫和善良的批評態度：即不是從惡意出發，而是從善意出發；不是從否定和摧毀對象出發，而是從肯定和扶持對象出發；不僅從自我出發，而且從能夠兼顧他我出發。在李健吾看來，以建設為宗旨的批評可能會用上贊美和恭維，但批評不是“一意用在恭維”，“一個批評者應當誠實于自己的恭維”。既“用不著謾罵”，也“用不著譽揚”，而必須做到“言必有物”。魯迅是一位充滿戰斗精神的作家和批評家，即使如此，在魯迅的批評觀中，同樣注重建設性。魯迅說：“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了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只見到對于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魯迅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說明了建設性的意義。如果說批評家面對的批評對象只是“滿天星”的野菊花，但它畢竟是“佳花的苗”，那么，建設性的批評就是要指出它的潛在的價值，指出它能夠培育成“菊花”來的潛在事實。建設性批評的背後透露出文學批評家的善意。盡管不能斷然說凡是破壞性的批評都是出于文學批評家的一番惡意，但一個批評家如果懷著惡意的姿態去進行批評的話，他的批評肯定是不具備建設性的。因此魯迅盡管在批判中毫不留情，但他對惡意的批評家卻是非常反感的。他說：“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魯迅堅定地表示，對于這樣的惡意批評家，“無論打著什么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建設性是對話的必然歸宿。在文學批評中采用對話的姿態，就意味著批評者以平等的方式與批評對象進行交流，批評者并不把自己的看法當成是不可更改的結論，而是以一種商榷探討的方式，在交流和對話中，讓雙方的觀點相互碰撞和滲透，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而建設出一個新的文學形象。這就是建設性的效果。相對來說，建設性的批評比破壞性的批評更加艱難，因為批評家要從批評對象中發現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哪怕這種價值還很微弱，隱藏在大量平庸的敘述之中，批評家也很珍惜這點微弱的價值。破壞性批評以求全責備的態度對待批評對象，往往以輕率的否定讓作家煞費苦心的努力化為泡影。破壞性的批評就像是魯迅所形容的那樣“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這對批評家來說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但更容易給作家以及文學事業造成傷害。其實，無論是提出建設性的建議還是采取破壞性的否決，在文學批評實踐中都是合理的，有時當文學處于僵化和停滯不前的狀態中，破壞性批評反而能帶來振聾發聵的作用。關鍵問題還在于批評家的姿態，也就是說，即使是進行破壞性的批評，批評家也不是懷著惡意的姿態，而是從善意出發。當批評家懷著善意的姿態去進行破壞性的批評時，他的目的是要通過破壞引起作家的驚醒，他就會謹慎地使用破壞性的武器，以免傷及無辜。魯迅在批評實踐中不乏破壞性的、戰斗性的批評，魯迅并不反對破壞性批評，他所反對的是批評家在批評中采取類似于“迎頭痛擊，冷笑，抹殺”等各種惡意的姿態，對惡意姿態的批評，魯迅堅定地表示“置之不理”。今天，文學在眾聲喧嘩中只是比較微弱的一種話語，尤其需要文學批評以建設性的方式給以幫襯。當然，當下的文壇也流行著獻媚的批評、溢美的批評、說大話的批評、表揚至上的批評，但這些批評都不能與建設性的批評劃等號。前面所列的批評都不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只要舍得丟掉面子、降低人格，就能辦到。而建設性的批評是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的，是要真正研讀文本、思考問題的。因此，建設性批評興旺發達起來後，那些烏七八糟的批評才會偃旗息鼓。
批評家從法官和導師的姿態轉變為對話與交流的姿態，吻合了思想文化演進的趨勢，但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批評的標準。當批評家以法官和導師的姿態出現時，批評標準無疑是手中最有效的武器。而當批評家采取對話與交流的姿態時，他就不認為文學世界只能由他來作出決斷了，他要傾聽作家、讀者的想法，他要在對話中學習別人的智慧，從別人的意見中吸取有用的內容，他在對話中也會不斷地修正自己的想法。那么，在對話與交流中批評家還有沒有自己的批評標準呢？答案顯然是有的。這一點應該毫無疑義，只不過此時的批評家在處理標準的方式上與法官和導師式的處理方式不一樣而已。
馬克思與我們同行馬克思與我們同行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又出版了一本由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共同編輯的新版本，這并不是一個多大的新聞，因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是我們文藝的指導理論，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著作出版了很多的版本，這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情。如今又出一個新版本，在譯文上更加精準，在選文上也有新的考慮，這也是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我在參加為這個新版本而舉行的研討會時仍然收獲了不少感慨。
我聽到非常年輕的批評家說，他們是第一次閱讀其中的一些文章，他們才發現，馬克思的文章寫得是這么的有文采。也許他們的發言有某種策略性的考慮，但應該承認他們的發現是由衷的。我們總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和思想上的唯一性和權威性，于是人們就不再注意馬克思的文采了。我想，馬克思的著作在我們的身邊應該是輕易就能獲得的書籍，然而人們也許太容易獲得，反而熟視無睹了吧。今天有年輕人注意到馬克思的文采，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不過還有比文采更重要的問題，年輕人能否發現呢？就說這本新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吧，收入書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馬列文論的經典文章，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必讀文章。但即使是這些文章，如果是一位不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年輕批評家來讀的話，是不可能真正讀懂的。這并不是說馬列文論是多么晦澀難懂的讀物，恰恰相反，馬列文論在文風上都是清新明快的，但是，有的人也許只能讀懂字面上的含義，而不能真正把握到這些文章的思想價值，因為馬列文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哲學基礎的文學理論，不了解作為基礎的哲學思想，遑論對馬列文論的了解。馬列文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組成部分，它不可能脫離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而獨立存在，一個不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進行思維的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列文論的精髓。
我的感慨之一：馬克思離我們是遠還是近？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當下的處境是相當特別的，因為它的特別就使得關于遠與近的答案變得非常迷離。首先，它無疑是近的。馬克思主義作為執政黨的指導思想，不僅寫進了黨章，而且也寫進了憲法。在政治場合，在公共領域，馬克思主義是說得最響亮的詞語。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非政治性的場合里，它似乎又是離我們很遠的。特別是在學術界，除非你是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們一般都似乎盡量回避自己的研究是與馬克思主義有關聯的。有的人曾做過統計，稱在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申請項目才占了百分之幾。不能不承認，在公共的潛意識中，有一種將信奉馬克思主義與思想獨立品格相對立起來的傾向，似乎一個學者要想顯示出思想獨立品格來，就不得不與馬克思主義拉開距離。因此也就有人憤憤然地斥責我們這個社會對馬克思主義的淡漠。然而以我的觀察，馬克思離我們既遠又近，遠的是一個被意識形態化的、被套話化的馬克思，近的則是真正的、作為理論思想武器和觀察世界方式的馬克思。即使是思想學術界，中年以上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盡管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接觸到教條式的、被篡改了的、掛羊頭賣狗肉式的等等各種各樣的假馬克思主義，但正是在對真與假的反復識辨過程中，人們逐漸理解了、學會了馬克思主義觀察世界的方法，從而在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塑形過程中融入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的元素。同樣，我們也絲毫不應該低估馬克思主義在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建設中的作用和影響。也許人們在理論和批評實踐中沒有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但他們的觀察和分析文學的視角和方式卻是馬克思主義的，或者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影響。比如對當代現實主義的辨析，比如對底層文學的倡導和討論，比如對現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比如關于文學中的道德精神重建的呼吁，等等。事實上，馬克思不僅離我們很近，而且就活在當下，活在人們看待世界的方法中。
問題在于，許多人似乎看不到當下仍然活著的馬克思，也不認同在我們思想中還活躍著的作為方法論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有了我的第二個感慨。
我的感慨之二：馬克思是孤單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