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低生育水平與被忽略的人口風險（簡體書）

《北大社會學·教授自選集系列：中國的低生育水平與被忽略的人口風險》收集了郭志剛近幾十年中對中國生育率及有關問題的30篇學術論文，系統反映了他在中國人口發展進入低生育率階段以來學術思想的發展脈絡。《北大社會學·教授自選集系列：中國的低生育水平與被忽略的人口風險》包括他追蹤借鑒國際人口學最新理論和方法，對生育率指標、方法與人口預測模型的探討和改進，以及對中國人口調查數據的一系列應用分析的研究結果。
2004年.郭志剛率先提出中國時下的生育率很可能遠低于當時的權威估計。郭志剛還認為，多年來人口統計陷入一個怪圈，即嚴重高估實際剩余水平，進而導致嚴重低估人口老齡化的風險。這事關人口發展戰略決策和未來中國長期持續發展，是中國人口研究中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在此之後，他認真地用數據和新方法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多角度檢驗，并努力從多方面探索研究了中國生育轉變過程的復雜性。
他還針對時下人口宣傳中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思想認識問題及其在生育率、老齡化和人口發展戰略學術研究中存在的錯誤和缺陷進行了旗幟鮮明的學術批評。盡管他的學術觀點提出後并未很快被人們理解和接受，卻不斷得到實際人口數據的驗證，其中也包括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的印證，因而來自學術界和社會方面的認同越來越多。

郭志剛，1982年于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獲學士學位，1985年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社會學系獲碩士學位，1990年于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獲博士學位。1985年至1999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現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領域：婚姻家庭、生育率、人口預測、人口政策與人口發展戰略，以及社會統計分析的方法與應用等。
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人口發展與家庭戶的變遷》、《中國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分析》、《中國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分析》、《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社會統計分析方法——SPSS軟件應用》。

我的低生育率研究歷程（自序）
新形勢下對中國人口發展的思考
人口理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中有關問題的思考
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初步理論思考
中國近期生育水平的胎次遞進研究
從近年來的時期生育行為看終身生育水平：去進度效應研究
時期生育水平指標的回顧與分析
開展學術創新，推動人口科學
總和生育率的內在缺陷及其改進
我國現行生育政策與未來的家庭結構
對中國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與探討
關于中國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討論
對五普和四普隊列人口一致性的再檢驗
利用人口普查原始數據對獨生子女信息的估計
從政策生育率看中國生育政策的多樣性
關于生育政策調整的人口模擬方法探討
孩次遞進比的計算與調整生育指標的理解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別比及外來人口影響
關于京津滬超低生育率中外來人口分母效應的檢驗
關于外來人口分母效應的再探討
中國當前生育水平與未來人口展望
人口研究發展過程的啟示
認真做好當前生育水平的監測與研究
中國人口形勢已進入低生育率新時代
再論隊列平均子女數不能發作為當前TFR的估計
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響因素
近年生育率“回升”的由來
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及相關人口研究問題
流動人口對當前生育水平的影響
上海市近年人口發展狀況分析
中國的低生育率與被忽視的人口風險

從1991年開始，黨中央每年在全國人代會期間都召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要領導同志參加的計劃生育座談會，近兩年來黨中央陸續將環境與資源兩個方面也列入了座談會的主要議題。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計劃生育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并“提出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
盡管研究文獻中已經擁有很多人口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方面的論文、著作和教科書，也已經有很多人口資源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但是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這樣一個具有重大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體系，現有研究的理論框架仍然帶有其產生學科理論結構的局限。比如，在人口資源環境綜合研究中雖然對于各個對象之間聯系有所理論表述，但顯得比較牽強。又如，對人口、資源、環境某一對象的經濟理論框架中雖然已經將這一對象與經濟聯系起來，但顯得自成體系，互相割裂。顯然，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作為一個新興的理論學科尚處于其孕育形成的階段，如何在理論上將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納入整體發展模型，如何在宣傳和實踐角度正確把握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擺在政府、社會團體和公眾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一人口、資源、環境的概念化
理論需要抽象。抽象是從對象的多種屬性中選取一種屬性，以便歸“類”。而對象的其他屬性在這一“類”中被視而不見。當然，抽象的屬性是依據主體的需要而定的，是理性層次的認識。但是，“由于在現實中屬性與實體是不可分的。其他屬性可以在如此這般的歸類被視而不見，但卻無法取消。因而只要關注點有所轉移，同一個對象物就可被歸入另一類。這正是思維中的規定性與現實的多樣性的矛盾產生的原因。”?但我們在做理論工作時，總是必須經過抽象，否則不可能將認識推人事物的本質。
在我們將人口、資源、環境作為研究對象時，因為人口、資源、環境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對象，所以首先要進行抽象。通常所說的狹義人口主要包括人口的數量和性別年齡結構，人口的性別年齡結構影響仍可以通過一套換算權數折算為人口數量，因此人口在理論框架中成為其統計學定義的人類數量總體。至于人口的地理分布問題，實際上在縮小具體研究的地域口徑時便可以得到反映。資源也包含多種，環境也存在不同方面，在進行理論研究時，它們也可以通過各自的換算方法折算為一個量或指數。在這三個對象具有單純形式後，一方面便相對于各自的理論概念，便于理論研究；另一方面也得到了量化的表述，形成了量化分析的基礎。
這種研究對象概念化是理論研究的必要。否則，我們便不能確定我們的研究對象究竟是什么，于是便很難展開理論上的演繹。比如，人口作為理論的研究對象，成為有關人口的研究中最基本的范疇。所以，它的定義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國許多有關人口理論的著作中，都普遍地存在著將人口與人、人類、社會等概念混淆的現象，這無疑阻礙了有關理論的發展。?
當然，在實際應用理論做具體問題研究時，我們仍需要還原三個對象原本比較復雜的具體形態來加以分析。因此，我們應當承認，理論研究和實際研究在定義的抽象層次上不同。此外，實際中的具體問題研究在地域范圍的口徑上也有特定的限制。二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主要是通過經濟過程得以建立
如何將人口資源環境作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對象聯系在一個理論框架中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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