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發展與社會管理創新：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2011年年會論（簡體書）

《法治發展與社會管理創新: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2011年年會論文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法理學觀念更新、實踐法理學的構建與社會管理創新
法學應走科學發展之路
“社會管理”的法理評議
論建構法治型社會管理模式
社會管理機制創新的法律保障研究
文實踐法理學與環境法學的新視角
法理學的“中國傳統”之反思——行進在自然法與法律實證主義的邊界上
以自由看待社會管理創新
?完善法律體系與創新社會管理?
中國法治國家建設的戰略轉移：法律實施及其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後”立法執法司法守法一體化——以立法為中心展開
法治發展與公眾參與立法：臺灣地區的實踐經驗及其啟示
完善立法執法推進社會管理創新
法價值的文明取向：一種哲學追問
?尊重和保障人權與創新社會管理?
功能主義視域下的民生改善與社會權保障之關系
社會管理中的私權意識和私法制度問題
論基因權利
人權與憲政
社會管理創新視野下我國監獄行刑理念的應然選擇——積極的個別預防之倡揚
試論維穩創新管理中的人權保障——以暴力強拆屢禁不止為例
?深化司法改革與創新社會管理?
當代中國司法幾對矛盾瑣議
中國調解功能的演變及制度創新啟示——基於—年統計材料的分析
修辭學視域下媒體與司法的關系研究——以媒體為聽眾的視角
形式的復興與實質的變異——對當下中國人民陪審制度現實困境的深層解讀
?法治、善治與社會治理?
把法律作為修辭——法治時代的思維特徵
善治視野下的社會管理創新
論法治與公民幸福
民主法治建設要超越中國儒家“主體至善”說
淺論社會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素
社會治理的法治模式探索——以榆林土地權屬案件的證據適用為例
?我國法治國家建設的戰略型與法律的實施?
創新社會管理的三大難題——從國家治理、法律和社會轉型角度
制度創新：由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
法治思維：創新社會管理的基本思維模式
論公益訴訟與中國社會的風險治理
新時期西南民族地區社會治理選擇的法理學思考
?法律論證理論與法治發展?
“爭點論”探賾
司法論證中的“非存在存在”——法律論證的同一律問題
法律的人性基礎論綱

但使人感到不足的是：落在枝幹，而回避了根本。譬如“社會建設和社會體制改革”只是在“加快推進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這一節中提出的，限於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這誠然很實在而迫切，但畢竟沒有觸及社會結構體制的改革。社會結構包括社會多元群體——階級、階層、各種利益群體、公民與社會組織等的社會地位結構；社會物質與精神資源的佔有與分配體制；社會主體的權利與權力結構；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的互動關系等。在現今社會特殊利益集團和權貴特權階層已牢固形成，社會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社會矛盾與沖突（主要表現在官民之間）十分尖銳的情勢下，想要單靠給弱勢群體發放些許社會救濟金和提供某些社會服務產品，而不觸動、改革以保障社會強勢主體利益為主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無視或縱容某些貪官汙吏和社會惡勢力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恣意壓榨和掠奪，則本來正當的口號會產生負面的社會效果。
今年提出的“創新社會管理”新口號，其總體要求是“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從字面上看也是促進政府善治和社會和諧的應有之義。但卻具體落實在“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建立覆蓋全國人口的國家人口基礎資訊庫，建立健全實有人口動態管理機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政策”，其重點對像是所謂的“特殊人群”，究何所指，不免使人困惑。須知在當前“穩定壓倒一切”的“大局—F，“和諧”已成為某些地方官僚壓制各種異見和公民維權活動的藉口，被草民謔稱為“河蟹”（網民形容某言某事被“河蟹了”，意即被禁止、取締、抹殺乃至鎮壓了）。國家財政投入的維穩費用超過國防開支。有些地方政府大量花錢，不是解決影響穩定的社會問題，而是用來阻止和打壓老百姓的上訪和其他各種維權活動。提出和策動社會管理的目的不在於保障公民權利和福利，而在維穩。維穩也不是側重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和諧安定，而是維護一些官僚特權集團的既得利益和執政權位的穩固。
聯系到2011年9月16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和《刑事訴訟法》新的修正草案的公佈，“社會管理”的潛在用意，已被某些主管部門作出有利於該部門濫權行事的解讀。
根據199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主要是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協調議事機構。而現今改名後的“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要求實行“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其權力已不限於治理違法犯罪，而是擴大到管控社會的方方面面。升級後的“綜治委”包括一名中常委、三名政治局委員，其威權高於任何其他社會管理機構。根據中央領導人“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的指示，其負責人在該機構的首次開張會上說：該機構的主要工作是“建立覆蓋全部實有人口的動態管理服務體系”、“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服務管理”、“做好對特殊人群的社會關懷幫扶工作”。這三項任務覆蓋了對民間各種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全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亦即對全民的思想、行為和經濟生活及其他社會生活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