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法學文選：法學院成立十周年的紀念（簡體書）

鄭成良，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法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理學、司法制度與司法改革；曾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社會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七十餘篇；代表性論著有：《法律之內的正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本位論》、《法治公信力與司法公信力》、《論法治理念與法律思維》、《論法律文化的要素與結構》等。

《上海交大法學文選:法學院成立10周年的紀念》選輯了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16篇教師論文（其中中文11篇，英文5篇），集中反映了這個學術群體對法治進展的深度關切和國際化的研究視野。

法律的定位：正義、程式與權利
法律職業主義
新農民階層與鄉村司法理論的反證——以地位獲得理論為視角
行政處罰中罰款數額的設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為例
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行政協議
“行政行為違法性繼承”的表現及其範圍——從個案判決與成文法規範關系角度的探討
共同法律行為理論的初步構建——兼析公司契約理論
貨幣所有權歸屬及其流轉規則——對“佔有即所有”原則的質疑
競爭法視野的知識產權問題論綱
反壟斷私人訴訟困境與反壟斷執法的管制化發展
民事訴訟發回重審制度之檢討
“To Take Law as the Public”Diversification of Society and Quadrants of Legal Discourse in China Today
A Modest Proposal to Amend the Chinese Copyright Law-Introducing a Concept of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China's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and Curbing of Financial Corruption
Policing the Sea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The Good, the Bad or the Ugly？ -A Critique of the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 in Tza Yap Shum v. The Republic of Peru

（二）準確評估數值和倍率兩大類方法的優劣，注重不同調整領域罰款數額設定方式的恰當選擇。相對於倍率式而言，數值式罰款數額設定方式的明顯優勢是直觀清晰，執行便捷，但剛性的數值也使其難以適應時空變化而易導致罰款責任的不合時宜。具體而言：
第一，固定數值式絕對限制了罰款數額的自由裁量權，但依循此式所確定的處罰結果難免僵硬，且割裂了違法行為的具體情節與罰款處罰輕重之間的關聯。因此，過於機械乃至呆板的固定數值式一般應被淘汰，至少不宜在資源環保等違法利益受社會經濟生活發展影響或對社會環境變化較為敏感的領域中適用。如《上海市節約能源條例》第43條規定：“在本市內環線以內新建燃煤鍋爐的，由市節能監察中心責令停止興建或者停止使用，並按鍋爐的每蒸噸處以五千元的罰款。”在“新建燃煤鍋爐”的違法成本既定但由此所產生的違法利益完全可能增加的情況下，此責任條款的原有威懾力無疑將被大大削弱，懲罰和預防違法的功能將受到罰款數額設定方式選擇不妥的負面影響。
第二，數值封頂式以封頂之舉對罰款裁量權予以剛性限制，使罰款數額不致畸高，從而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權益，但由於此設定方式無罰款下限，單獨使用在理論上極易導致司法和執法適用的巨大差異，難以戒斷行政罰款責任追究上的疲軟狀態，因此，一般僅適合與其他設定方法的配套使用。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1條第1款第2項“非法買賣、運輸、攜帶、持有少量未經滅活的罌粟等毒品原植物種子或者幼苗的”，“處……拘留，可以並處三千元以下罰款”的規定，對同一違法行為並罰3000元有據可依，亦屬“合法”。
第三，數值保底式的優勢是能有效防止罰款數額的不當偏小而導致處罰威懾的不足，但此方式因無最大罰款數額的限制而導致執法自由裁量權過大，因此，此罰款設定方式也不宜單獨使用，只有在為有效避免因罰款特定基數較低且乘數倍率較小而產生不當執法差異的情形下與倍率式協同使用。如《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第53條為確保對防治污染設施未經相關部門驗收合格，竣工後的建設項目已投產或使用的違法行為施以恰當的罰款處罰，在規定“並處以建設項目總投資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的同時，配之於“但不低於一萬元”的“數值保底式”以防止罰款數額畸低。
第四，數值數距式的特點是罰款數額的相對確定，以致執法權限的嚴格控制和裁量權限的適度賦予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協調張力，因此，此設定方式通常適用於應受懲罰性相對較小（如社會公共秩序類）、不易找到用以度量損害數量的基點（如人大政權基層建設類）和違法成本或獲利相對穩定不易受社會經濟生活發展影響（如僑民宗類）等領域的罰款責任追究。當然，此設定方式在違法收益彈性巨大等社會危害性極不確定的情形下，最大和最小罰款數額的限定必將難以匹配罰款責任與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的正相關性，因而，數值數距式也不能充分、徹底地滿足罰款責任設定中的過罰相當。如根據國務院《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25條關於“用人單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並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勞動者每人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標準計算，處以罰款”的規定，若對短期或者長期強求勞動者超時勞動，對因超時勞動獲得較少或者巨大違法收益的用人單位都依“每人100～500元”的標準處以罰款的話，無疑對其中部分違法者的懲罰不具有足夠的威懾力，進而難以切實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以致“過勞死”的頻頻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