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作品集(全4冊)（簡體書）

文人之間鬧著玩，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文人不爭就不是文人，但是一定要辨別是非，區分正邪，爭出勝負，希望“偉丈夫”出來解決問題，結果就可能是壞事。有理不在聲高，有話好好說，文人玩政治，玩到臨了，被玩弄的恰恰是自己，魔瓶的木塞往往由文人親手打開。《葉兆言作品集（套裝共4冊）》適合文學愛好者閱讀。·

葉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他1974年高中畢業，進工廠當過四年鉗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1986年獲得碩士學位。他80年代初期開始文學創作，創作總字數約四百萬字。他的主要作品有七卷本《葉兆言文集》《葉兆言作品自選集》以及各種選本。另有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花影》《花煞》《別人的愛情》《沒有玻璃的花房》《我們的心多麼頑固》，散文集《流浪之夜》《舊影秦淮》《葉兆言絕妙小品文》《葉兆言散文》《雜花生樹》等。·

《葉兆言作品集(共4冊)(精)》由葉兆方著：寫作是一樁很寂寞的買賣，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那不過古代詩人的想像和狂妄。時至今日，作為一個寫作者，能夠把想寫的文章寫出來，還能有幾個讀者愿意讀，知之，好之，樂之，就已經是很幸運了。

群鶯亂飛午後的歲月陳舊人物（增訂本）雜花生樹·

朱自清先生醉酒說英語
讀朱自清先生日記，有幾處小記錄讓人會心一笑。譬如喝醉了酒，一向拘謹的朱先生會慷慨陳詞，對熟悉的朋友大說英語，這是地道的酒后“胡說”和出“洋相”。事后聽別人說起，朱先生非常震驚，也非常羞愧。我們都知道朱先生是個認真嚴肅的人，酒后失態本不足為奇，發生在他身上卻多少有些意外，仿佛做鬼臉，如果是學童倒也罷了，沒想到私塾先生也變得調皮搗蛋起來。三十年代初，朱先生以清華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去歐洲做訪問學者，為此寫了《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傳唱一時。不過我更喜歡他的日記，因為這類文字不為發表而作，可以讀到更真實的東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日記上有這么一段：
一大早有人示我“文侯之命”，問文侯是指重耳否，余竟不知所對，惶恐之至。
即使最有學問的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惶恐之至”充分說明朱先生做人的態度。在英國期間，因為英文程度不夠，朱先生屢屢遭人自眼。不由地想起聞一多和郁達夫國外留學時的情景，都說中國人出了國都愛國，但是留學的年齡階段不同，思想情緒也不同。聞和郁在國外做學生時歲數還小，受人歧視，難免孩子氣，因此也難免口號標語似的憤怒。朱自清已經是清華的大教授系主任，他所產生的情緒就要復雜得多。
首先是學外國語言產生的自卑。年齡越小，學習語言能力越強，反過來，年齡越大，能力越弱。但是年齡大了，理解能力更強，于是弱和強的懸差，讓做事認真的朱先生無所適從。出國三個月以后，朱先生第一次做了這樣的夢，他夢見自己“被清華大學解聘，并取消教授資格，因為我的常識不夠”。這個夢很值得讓人玩味，一個月后，他又一次做了類似的夢，“夢見我因研究精神不夠而被解聘，這是我第二次夢見這種事了”。有趣的是這種噩夢還在延續，過了四年，早已回國的朱先生在日記中寫道：
昨夜得夢，大學內起騷動。我們躲進一座如大鐘寺的寺廟，在廁所偶一露面，即為沖入的學生發現。他們縛住我的手，譴責我從不讀書，并且研究毫無系統。我承認這兩點并愿一旦獲釋即提出辭職。
我想說的是，做學問的人老是自卑和自責，絕對不是什么壞事，盲目自大才是可笑的。錢鐘書先生在小說((圍城》中，把出國留學鍍金比喻成為種防止天花的牛痘，胳膊上有了那么一個疤，做學問的便算功德圓滿。這個帶有諷刺意味的比喻雖然尖刻，畢竟涉及到了要害。朱先生在日記中曾這樣勉勵自己，說現在大學里的好位置，差不多已都被歸國留學生占滿了，像他這種沒出國留學過的教授已是碩果僅存，必須自重，珍惜自己的機會，要加倍努力。這絕對是當時的實情，留學猶如科舉時代的功名，有沒有進士出身的身份至關重要。朱先生日記中，屢屢能看到俞平伯先生鬧加薪，這讓朱先生很為難，作為好友，深知俞平伯的學問，可是作為系主任，不能不考慮到資歷，只能讓俞一再失望。俞先生出身北京大學，和傅斯年一樣，同為黃侃先生的高足，又同是五四新青年，可是傅在國外留學多年，其地位和待遇不知高出多少。一九二。年俞先生和傅斯年曾乘同一艘輪船去歐洲闖蕩，到英國以后，傅先生留了下來，俞先生卻因為留學費用不足，玩了一圈瀟灑回國，結果沒有洋學歷便成終生的遺憾。
朱先生在英國做訪問學者的時候，非常用功，像海綿一樣充分吮吸著西方的養料，文學，哲學，藝術，交際舞以及各種客套禮節，無不一一虛心學習。值得指出的是，朱先生此時雖已和陳竹隱女士訂婚，并沒有完婚，是地道的黃金王老五。在朱先生身上，見不到今日成功人士的那種自以為是，他到了西方，沒有瀟灑地趕快享樂人生，而是老老實實做學問，絲毫不敢怠慢。龐大的西方像座高山一樣蠻橫地擋在他前面，他努力了，用功了，甚至可以說奮斗了，但是結果卻是，越想更多地了解，越發現根本不了解，越是崇敬，越是自卑。因此，在他的夢境中，沒有學問被解聘也就不奇怪，隱藏在潛意識中的恐懼仿佛漏網的魚逃了出來。
自從進入近代以后，中國的學人對于西方總是崇敬與疑慮并存。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
陳先生的意思，是說無論生搬美國的資本主義，還是硬套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在有著幾千年傳統的中國，都成不了大氣候。這道理大家多少也有些明白，陳先生在國外待過許多年，通許多國語言，由他來指出這件皇帝的新衣最有說服力。問題在于，事物總是有另一面，成不成大氣候是一回事，管用不管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外國的東西確實對中國起著決定作用，這不僅表現在政治思想上，同時也反映在學術思想上。吳宓先生在晚年的日記中曾說：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決不從時俗為轉移。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本身就是一種時俗。趨時從俗有時候免不了，只有程度的不同，就好像同樣喜歡外國的好東西，有人關注先進的文化思想，有人留戀流行的實用小家電。不同的人，對西學為用的“用”，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不由想起學術界關于中國人種起源的討論，古文大師章太炎的《種姓篇》就認為中國人的祖先源于古巴比倫人，另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也持差不多的觀點。時至今日，這種胡亂認人做父的學術觀點聽上去怪怪的，但是在一個世紀前，這其實是一些很有意義的思考，學術界不僅懷疑中國人源于古巴比倫，而且還可能是古埃及古印度的后裔。
P001-005(《群鶯亂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