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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管理藝術:德魯克論現代管理與人文精神(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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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管理藝術:德魯克論現代管理與人文精神(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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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于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注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裏的作用等。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諦,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

作者簡介

約瑟夫?馬洽列洛(Joseph A. Maciariello)
德魯克研究院研究主任兼學術主任
德魯克管理學院的霍頓教席管理學教授
與德魯克共事26年,當德魯克減少教學任務時接替德魯克講課。他與德魯克合著了《德魯克日誌》和《行動中的有效管理者》兩本書。顧潔
品牌、營銷、呼叫中心管理方面的獨立咨詢師
曾任Nielsen媒介研究(中國)公司戰略分析總監、Dumbar Branding公司策略總監、Interbrand公司高級品牌顧問、Kipany公司營銷運營經理和上海大學廣告學院講師。曾在美國工作多年,為美國聯合利華、NEC、紐約時報、AT&T和Verizon等公司提供過廣告策劃、市場調研、直複營銷和呼叫中心管理等方面的專業服務。出版過《廣告文案寫作技巧》、《三位一體的商務智能》、《營銷:美國故事+中國啟示》和《美國故事中國啟示——新環境下的企業競爭力》等著作。出版過《銷售創造奇跡》、《向頂尖CEO學創新》、《向頂尖CEO學營銷》、《多面希拉里》、《石頭剪刀布——日常生活中的博弈論》、《“吃”不消》、《豐田領導者》和《美麗戰爭——化妝品巨頭全球爭霸史》等多本譯作。是《銷售與市場》和《新營銷》雜誌的特約撰稿人。

王茁
管理與營銷戰略專家
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佰草集化妝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雙妹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多年來一直倡導“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篤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而不遺餘力地在中國傳播世界管理與營銷的最新理念和最佳實踐。曾在美國工作多年,為美國IBM、惠普、康柏和微軟等多家公司提供過市場與商業戰略方面的咨詢服務。出版過《三位一體的商務智能》、《商業智慧》(臺灣)、《營銷:美國故事+中國啟示》和《美國故事中國啟示——新環境下的企業競爭力》等著作。出版過譯作《銷售創造奇跡》,是《向頂尖CEO學創新》、《向頂尖CEO學營銷》、《多面希拉里》、《石頭剪刀布——日常生活中的博弈論》、《“吃”不消》、《豐田領導者》和《美麗戰爭——化妝品巨頭全球爭霸史》等多本譯作的審校者。是《IT經理世界》、《銷售與市場》、《成功營銷》和《新營銷》等雜誌的專欄作者。

凱倫.E.林克萊特(Karen E.Linkletter)
歷史學家
克萊蒙特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和博士
在位於富勒頓的加州州立大學教美國研究課程。她是德魯克研究院的第一個檔案學家和人文學科方面的德魯克學者,還曾經有過金融服務業的經驗。

目次

導論
人文學科:歷史傳統
讓當今的企業管理者將管理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加以實踐
結論
第一章 德魯克管理學人文觀思想的起源
德魯克的使命:由各種組織機構所構成的社會得以有效運轉
對德魯克關於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這一概念產生影響的主要根源
為一個有效運轉的社會提供道德願景
第二章 管理學與人文傳統:
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之間架起橋樑
人文藝術傳統的歷史
管理教育和專業商學院的歷史發展
平行的兩個歷史:將管理和人文學科鏈接起來
第三章 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的貢獻
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對人文學科做出的貢獻
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對管理學的貢獻
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所引發的主要問題
具體情境在對傳承和變革進行管理時的重要性
學習的作用
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的不可適用之處
第四章 聯邦主義與權力和權威的分配
坎特對德魯克的批評
德魯克的目標
聯邦主義的歷史沿革
聯邦主義和德魯克的目標
公司聯邦主義的原則
通用汽車:公司聯邦主義的嘗試
聯邦主義給出的未來教訓:一支有效的高管團隊
結論
第五章 人的維度與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學
德魯克的世界觀:猶太-基督教基礎
德魯克的世界觀:人的尊嚴和權利
德魯克的世界觀:人的本性和工作
踐行德魯克思想的實例:ServiceMaster公司和Dacor公司
通過ServiceMaster公司的四個目標推行德魯克的四個實踐
DACOR公司
結論
第六章 從人文視角來看有效領導力
領導力:不同的詮釋
彼得?德魯克的有效領導力模式
亞伯拉罕?林肯:關於領導力的案例研究
結論
第七章 社會生態學和管理學作為
人文學科的實踐
方法論和社會方面的影響者
管理實踐者
社會生態學
德魯克的社會生態學方法論:“即便生而見之,亦需觀而察之”
德魯克方法論的運用
社會生態學方法論的運用:知識工作的興起
社會生態學方法論的運用:超級大教會
社會生態學案例:通用汽車公司
結論
第八章 應用社會生態學:為建立一個尚能容忍的希望社會進行
變革和創新
社會生態學方法論與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相輔相成的關係
機會的七個來源
技術:社會中巨大的非穩定性力量
技術變革的經驗:基於新知識的創新潛流
結論
結論
注釋

書摘/試閱

德魯克著作中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的起源
將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這一概念來自彼得?德魯克的著作。
德魯克曾經說過,他自己所做出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是他“強調管理學應該聚焦於人和權力;聚焦於價值觀、結構和體制,以及在所有這一切之上的責任,歸根到底,就是要在管理中將管理學視為一門真正的人文學科。”不過,德魯克關於管理學是人文學科的定義並不是非常清晰的。其關於管理學是人文學科的最早陳述出現在1988年,當時他說“管理學本身就是一門人文學科。它也應該隸屬于人文學科。它不可能僅僅只是一種技能而已。它不能只關注結果和績效。”後來,在1989年出版的《新現實》一書中,他是如此解釋管理學屬�人文學科的觀點的:
因此,管理學應該被視為傳統所稱的人文藝術學科:說它“人文”是因為它關注的是知識、自我認知、智慧和領導力這些最根本的東西;說它“藝術”是因為它是可資實踐和運用的。管理者應該學會充分運用自己所擁有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所有知識和洞察,這些學科包括心理學和哲學、經濟學和歷史學、倫理學,甚至包括自然科學。但是,他們在運用這些知識時需要更聚集於提升效率和最終所結果,比如治癒一個垂危的病人,教育好一個學生,建造起一座橋樑,設計並向市場推出一套“使用界面友好”的軟件。(德魯克,2008,p.25)
根據德魯克的觀點,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借助的是有關知識和教育的傳統。這一傳統表現為一種自我發展的形式,人們通常將其定義為人文藝術傳統。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更深入地探討這一傳統及其歷史沿革。一言以蔽之,人文藝術教育通常強調的是在人文學科、科學、數學和藝術方面覆蓋範圍更為寬泛的訓練。儘管學習人文學科的終極目標隨著時間的變遷而有所變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不盡相同,但是,通常都會涉及灌輸價值觀、培育人格或者培養良善公民以及教授更廣泛的有助於實際操作的技能,例如批判思維和分析能力。在很多方面,人文教育總是通過解釋自己不提供哪些教育來對自身加以定義的,說到底,人文學科是不提供職業培訓的。人文藝術學院經常強調其課程主要是為生活中更高層次的道德問題提供解答,而不是為特定的職業去培訓本科生。德魯克關於管理學屬�人文學科的概念也回應了下述理念:知識應該給人帶來智慧,應該受到道德方向的引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還是會涉及到實踐和具體應用的,也就是所掌握的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包括了當人們在日常工作、學習和社會生活中遇到問題時能夠運用到從人文學科中汲取到的智慧和道德教訓。
就其本質而言,管理學作為人文學科是眾多學科的綜合,包括神學、政治科學、社會學和經濟學、哲學、管理學理論、心理學以及德魯克所說的社會生態學。通過對德魯克一生和其管理學著述的回顧總結,我們首先要研究幾個促使他提出管理學隸屬于人文學科這一看法的人。這些討論可以讓我們逐步理解我們究竟該如何運用人文學科和管理學理論中的特定知識來處理和解決各種問題以及個人發展等議題。
德魯克的使命:由各種組織機構所構成的社會得以有效運轉
管理這一術語只是更多地跟私有企業關聯在一起。許多人通常都會認為彼得?德魯克的著述只涉及商業管理領域,其唯一的讀者是企業主管而已。事實上,德魯克的使命遠比這要宏大,其所研究的主題包括了人類本性、善與惡以及存在的實際意義等重大問題。人們通常會忽視德魯克著述中的哲學、神學以及道德成分,儘管事實上德魯克自己經常會提醒大家注意這些內容的存在:
管理的環境和目的都是組織機構,組織機構是由人組成的社區,因為工作的紐帶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種紐帶是家庭紐帶以外最強大的紐帶。也恰恰因為管理的對象是基於工作紐帶、擁有共同目標而連結在一起的由人組成的社區,因此管理總是避免不了處理人性問題,也正如所有有過實踐經驗的人所認識到的那樣,管理還需要處理善與惡的問題。我在做管理諮詢師的過程中所學到的神學內容比我講宗教課時還要多。
因為人是管理學永恆的主題,所以德魯克主張,管理實踐必須致力於創造和維繫健康的組織,使人能夠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義。也因為管理是與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魯克認為管理者必須不僅能夠解決有關效率和利潤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夠解決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嚴之類更宏大、更具哲學意味的問題。
德魯克之所以產生管理應該以人為中心這一觀點,部分原因是他的個人背景。1909年德魯克出生於一個維也納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阿道夫是一名政府官員,也是一個經濟學家。他的母親卡羅琳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同時還研習過醫學。德魯克家中的常客包括作曲家、經濟學家、哲學家、詩人以及其他知識分子。
18歲時,德魯克來到漢堡,後來開始在法蘭克福大學學習國際法,同時還兼做證券分析師。1929年,他成為《法蘭克福紀事報》旗下的一名金融記者,後來成為負責政治外交和經濟新聞的編輯。1933年納粹上臺後,德魯克前往倫敦,擔任一家銀行的經濟師。後來,他擔任過幾家英國報紙的駐外記者,1937年移民美國,開始了後來獲得極大成功的寫作生涯。
1939年,德魯克出版了《經濟人的末日》,在該書中,他試圖向人們解釋納粹極權統治(以及斯大林俄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德魯克認為,極權主義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無法實現各自做出的有關經濟平等的承諾。德魯克描述過這樣一種情形:在其中,整個社會對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以及這些意識形態能夠給人們提供經濟平等和自由的能力充滿了信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歐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表明,被德魯克稱為“世俗信條”的這兩個意識形態,哪一個也解決不了當時德國和其他國家所面臨的嚴峻問題。“經濟人”這一理念,即通過物質繁榮(資本主義)或者是經濟平等(馬克思主義)的承諾來定義人的價值,如今已經沒有意義了。結果,“在萬般絕望中,民眾去求助那個信誓旦旦地承諾化不可能為可能的魔術師。”當理性系統無法奏效時,非理性承諾開始給人們帶來一線存在尚有意義的希望。因此,歐洲擁抱了一個新的對於專制的信仰:德國的希特勒、俄國的斯大林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在實行專制。“經濟人”被“英雄人”取而代之了;這一新“人”的主要特徵是“他時刻準備著犧牲自我,約束自我,克制自我,堅持‘內在平等’——所有這一切都獨立於他自己的經濟地位。”
德魯克總結說,要避免諸如極權主義這種非理性的解決方案,唯一的一個辦法是創造一個基於自由和平等,但又不完全從經濟角度來定義自由和平等的有效運轉的社會:
在由經濟人所組成的社會的殘骸中,最終將會崛起一個新的社會,這一社會將會再一次努力實現人們的自由和平等。儘管我們尚不知道在未來的秩序中,哪一領域將會成為社會構成的基礎,但是我們知道肯定不是經濟領域,因為以該領域作為基礎已經不再有效了。這意味著新的秩序最終能夠實現經濟上的平等。因為,如果歐洲每一個團體都在基督教德行基礎上追求平等和自由目標的實現的話,那麼它也會致力於在構成社會基礎的領域裡實現平等和自由的目標。自由和平等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實現,而只能在那個領域被承諾......經濟平等同樣會變成可能,只要這種平等不再具有絕對重要的社會意義,只要一個新領域裡的自由和平等將在一個新秩序中得到承諾。
儘管德魯克描述了僅僅從經濟角度來定義人的存在所帶來的種種局限,但是他尚未識別能夠帶來自由和平等的新“領域”。逐漸地,德魯克開始將現代工業組織視為個人意義和社會地位的潛在來源。在1942年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一書以及後來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和《新社會》(1950)中,德魯克進一步發展了他的觀點,認為在現代工業公司裡就業能夠給人提供社會地位和意義,這種地位和意義不是簡單地基於經濟價值。現代公司能夠給人們提供社區感和公民心態,同時還能給個人提供自尊和來自他人的尊敬。他意識到,圍繞著流水線打轉轉的密集型生產工作場所對於員工來說是一個非人化的環境。正如電影《摩登時代》中查理?卓別林所扮演的工廠工人所表現出的那樣,產業工人只不過是“完全標準化的、可以彼此交換的、失了社會地位的最低級別的勞動力,既無職能也無個性。”這樣看待勞動力顯然無法使得一個社會有效運轉起來:
一個社會,除非它能夠賦予個體成員以社會地位和合適職能,除非其決定性的社會權力是一種合法的權力,否則是無法真正有效地運轉起來。前一個條件搭建起了社會生活的基本框架,即社會的存在目的和意義。後一個條件影響著該框架內的空間,使得整個社會能夠穩固下來,並且產生各類組織機構。如果一個社會不能賦予個體成員以社會地位和職能,那麼它就談不上是一個真正的社會,而僅僅是一群具有社會性的原子,漫無目的、毫無目標地在空中亂飛。更進一步,除非權力是合法的,否則的話就不存在任何社會性組織;所存在的不過是一個社會真空,只是靠一種奴性或惰性而勉強維繫在一起。
在《工業人的未來》一書中,德魯克提出了一項根本原則,這一原則貫穿其他眾多著述:現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對現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業制度中有決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與此同時,為了發展出一個有效運作的社會的典範,他還提出了兩個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問題:在這樣一個社會組織中,個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經濟性的地位和職能?究竟是什麼力量使現代工業組織的權力得以合法化?在德魯克看來,能夠取代極權主義或者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個健康的工業社會,而在1942年唯一一個有條件建立這樣一個社會的國家就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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