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簡體書）

費孝通（1910－2005）是享譽國際的學者、政治活動家，他一生留下數百萬字著述，話題多而廣泛。其中綿延時間最長、貫穿其一生思考的題目，是他在1920年代就開始思考的文化自覺問題。本書在費孝通的浩瀚學術生涯中刪繁就簡，梳理出一位著名中國知識分子人生追求的主線，全程描述了他持續追尋、終至實現的文化自覺過程，以及高度的文化自覺可以帶來的眼光、見識、襟懷、境界。．

張冠生，1954年生。祖籍江蘇，現居北京。該讀書時無書讀，遂到農村種稻穀。七七級一員。當過研究機構職員、記者、編輯、公務員。曾長期為費孝通先生當助手。有文章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求是》、《東方》、《讀書》、《天涯》等刊。出版有《費孝通傳》、《世紀老人的話：費孝通卷》、《知道：沈昌文口述自傳》、《遠古的紙草》、《荀子素描》、《紙年輪》等書。．

《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編輯推薦：費孝通——他一生志在富民，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而研究，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學術大師，他的作品是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不搞花架子的領導、20世紀40年代的著名公知，一生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

一支史筆七十年
實地調查是費孝通先生畢生堅持、一以貫之的學術研究方式。
1935年，費先生初訪廣西瑤山，開始實地調查。2003年，他第七次訪問甘肅定西，一生實地調查謝幕。時間跨度近七十年，銜接兩個世紀。
在這段歷史里，費先生的際遇隨中國歷史起伏分出三段，每段時長二十三年左右。
1935年到1957年，費先生進入學界，走到學科前沿，聲名鵲起，成果迭出。
1958年到1980年，費先生學術上一段可悲可嘆的空白。
1981年到2003年，費先生復得研究條件，自稱“第二次學術生命”。他恢復了實地調查，以老邁之軀追蹤中國社會變遷步調，提煉改革發展在其大腦中不斷激蕩出的命題——蘇南鄉鎮企業（“草根工業”）、溫州小商品經濟、珠江發展模式、小城鎮建設、城鄉協調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生態與環境保護、農村基層直選（“草根民主”）、城市社區建設、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現代化與中國文化、洲際經濟、地緣政治、學術反思、人文精神、知識分子、文化自覺……對這些問題，費先生皆予追蹤觀察、思考和闡發，留下了豐富的著述。
看費先生的表述，除去《生育制度》一書，他很少對自己的著述表示滿意。晚年里，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點開路和破題的工作”。
臺灣著名的人類學家李亦園院士接過費先生的話頭說，費先生提出的很多課題都具有原創性，帶動了同行很多人去做進一步的研究。
翻看費先生留下的數百萬字著述，話題確實多而廣泛。其中，綿延時間最長、貫穿其一生思考的題目，不是民間熟知的“志在富民”，不是政界流傳的“出主意，想辦法”，不是他1930年代提出的“鄉村工業”和“鄉土重建”，也不是他1980年代提出的“小城鎮”和“區域發展”，而是他在1920年代就開始思考的“文化自覺”問題。當然，作為一個明確概念提出來，并作出接近定義性質的表述，是在費先生晚年。但作為這一命題的早期呈現，在他十七八歲時寫出的文章里已能讀到。從那時起，費先生的心志就確定在“認識人類究系何物”前提下“為中國文化找出路”的思考上。為著實現民族的文化自覺，費先生首先向自己提出了文化自覺的任務。他寫道：
過去的過去罷！不住的勇敢向著墳墓奔去，就是人們唯一的道路。在這荊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隨處都給你看見許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時啟示了你宇宙人生的意義。我這愚蠢的筆，固不能在道上隨處記出一些給后面很努力趕來的同類們作一些參考，但是我卻又不愿這許多值得留意的東西，在未經人注意的時候，隨著無名無聲的浪花流星般的息滅。我自己認為這是我唯一的責任。
在費先生此后生涯中，“隨處記出”“值得留意的事情”成了習慣，在“未經人注意”的事情上發現宇宙人生的意義，作出記錄和解說，成了志業。
費先生寫出這段文字，是這個世界上許多值得留意的事情之一。其中明確表達的責任感，蘊含內心的歷史感，高度自覺的記錄意識，安身立命的自我定位，傳達著青年費孝通的心志，預示著一支史筆的誕生。
這支史筆從此歷七十余年滄桑而初衷不改，忠實記錄下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過程，至白首而未倦。同時，也記錄了費先生自早年到暮年漫漫文化自覺之旅的全程。
從留意這段文字開始，體會費先生一生執筆不輟的文化價值，感受他的人格因素，應該比較容易找到門徑，也能較深理解費先生畢生追尋的文化自覺對于每個社會成員“人之為人”的積極意義。
上個世紀末，費先生說起書寫他的傳記的意義，有這么一句話：“人家看看我的一生怎么過來的，想想自己，能受點啟發，就不錯了。”
是為序。
張冠生
2012年5月13日夜

序言：一支史筆七十年上篇　人生傳奇第一章 家世與童年一、文化生命源頭二、大時代的氣息三、父母都是賢達四、教育優先的家庭第二章 中學到大學一、確定唯一的責任二、從醫學到社會學三、得到名師點化第三章 走上學術道路一、瑤山裡的慘禍二、尋找文化路徑三、寫成《江村經濟》四、魁閣時光五、名聲鵲起六、面對東西文化七、思索文明衝突第四章 風雨如晦一、投身國家建設二、提出批評意見三、學術生涯中斷四、苦難中的思索五、逆來順受，力求自保六、幹校家書第五章 人生第二季一、第二次學術生命二、為鄉鎮企業正名三、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四、重提文化出路第六章 呼籲文化自覺一、老年開始補課二、欲究天人之際三、闡述文化自覺四、回首前賢風骨五、教育要講做人六、借重古代思想資源七、老人家的警告八、不懂裝懂的背後第七章 最後的反思一、句號畫在什麼地方二、一國兩制的文化啟示三、神遊冥想看人類四、文化的自覺與自信尾聲中篇　代表作品聖誕節續話年終《中日戰爭目擊記》譯文前言中國文化內部變異的研究舉例社會研究的程序社會變遷研究中的都市與鄉村論社會組織復興絲業的先聲《花籃瑤社會組織》編後記再論社會變遷書評《江村經濟》第一章祿村農田論旅行論神經戰過年過日子與過渡心理狂者進取我們沒有分別--給編者及讀者的信西行雜寫向西去邦各有其道初訪美國？人生的另一道路初訪美國：文化的隔膜初訪美國？餘筆土地裡長出來的文化增加人口的代價這是什麼世界鄉土重建對以政治力量強迫儲蓄的過慮美國人的性格鄉土中國中國社會學的長成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知識分子問題的十二字訣我的第二次學術生命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孔林片思學術自述與反思下篇　評價討論馬林諾斯基：《江村經濟》序李友梅：文化主體性及其困境王銘銘：民族學與社會學張雨林：費孝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謝　泳：晚年費孝通餘世存：費孝通--大師的中國榮辱張冠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參考書目．

第一章 家世與童年
1910年11月2日，費孝通出生在江蘇省吳江縣松陵鎮一個開明士紳家庭。
接下來，春秋九五，伴隨家國沉浮，他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可謂山重水復，柳暗花明。
作為一名社會人類學家，他盯著國家和人類發展前沿課題，行路不止，思索不輟，著述等身，影響廣泛，為中國學界贏得國際聲譽。
一、文化生命源頭
費孝通的自然生命源頭不外十月懷胎，文化生命的源頭則要久遠得多。
早年里，費孝通看到過老家收藏的家譜。《江夏費氏世譜》（1995）正文第一句給他以深刻印象——“費氏系出伯益（大禹之子）”。
這本世譜說，伯益輔佐大禹治水有功，封地在費（今山東魚臺西南費亭），稱大費。伯益生有兩個兒子，次子名叫若木，始姓費，為費氏祖先。
《辭海》有“伯益”詞條，說伯益“亦稱大費”。《竹書紀年》中，有“費侯伯益出就國”的記載，可與費家世譜的相關內容作參證。
費孝通看見家譜時，正在讀《三國演義》，于是知道了家譜所載祖先中的費祎是個深得諸葛亮器重的人。費祎是三國時代蜀國重臣，性情良實，理政練達，是社稷之才。劉禪繼位后，費祎出任黃門侍郎，位于人君之側。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稱許他是“志慮忠純”、“貞良死節之臣”。
費姓望族氣脈綿延，名士輩出。《江夏費氏世譜》載，費祎之后，有費詩為諫議大夫。唐代時候，費冠卿為元和年間（806—820年）進士。此后，有費宗陶、費叔熊皆為前蜀（907—932年）輔佐；費黃裳舉后蜀（約950年）進士第一；費有章為南宋紹熙年（1190—1194年）吏部尚書；費有章之子費士寅、費士威等先后登第。費士寅官拜副相，為南宋嘉泰時（1201—1204年）參知政事。開禧年間（1205—1207年），他因不附權貴，忤犯外戚顯宦，掛冠辭朝，擇地而居，住在吳江垂虹橋畔。吳江自此有“東城費氏”之號，并自此后次第排序。后世子孫纂修家譜時，稱費士寅為“吳江費氏第一代祖”。
費氏門外，山外有山。清末民初以前，吳江歷來人文薈萃，人才輩出。遠有陸龜蒙、洪祖烈、楊廷樞、柳如是，近有陳去病、柳亞子、楊天驥、孫本文……《吳江縣志》記載，僅是同里一鎮，從宋淳化三年（992年）到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先后出過三十八個進士，八十個文武舉人。
“一泓月色含規影，兩岸書聲接榜歌”——類似楹聯，在當地水巷石橋上時常可見。一些老式民居大門上，斑駁之中，“耕讀傳家”字樣至今清晰可辨。
明末清初，學壇又現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氣象。當時活躍于文壇、大有影響的復社、幾社、慎交社、驚隱詩社等社團，都有吳江人士作中堅。曾屬復社、又入驚隱詩社的顧炎武常到吳江，與詩社中吳江人王錫闡、吳炎、潘檉章等往還。顧氏曾說：“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王氏與友人仿司馬遷《史記》體例寫《明史記》，歷數年，書稿成紀十、書五、表十、世家三十、列傳六十。將完稿時，“明史案”發，書稿被焚。事雖未成，卻可看作吳江文人勤于筆耕、發憤著書一例。
有清一代，吳江的盛澤、同里、松陵、黎里、平望、蘆墟這六個鎮上先后建起九所書院，如盛澤的吳公書院、松陵學舍、肄業公所，黎里的禊湖書院，松陵的松陵書院、震澤書院，同里的同川書院，平望的藝英書院，蘆墟的切問書院等。一縣之地，一朝之間，而九所書院，吳江的讀書風氣之盛，文化氛圍之濃，由此可見一斑。
吳江文人勤于著述的風氣，當是從古今綿延的耕讀傳統中醞釀出來。
吳江人氏的歷代著述，在1994年編修出版的《吳江縣志》中，共選錄書目257種。其中民國以前的179種，選入《四庫全書總目》的85種；民國時期36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42種。
單從《江夏費氏世譜》上看費家近現代人物，也能看出吳江學風熾盛。如費延斄，同治四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其子費樹蔚，喜讀近代名人傳記，過目成誦。兵部尚書吳大澂愛其才，招為快婿。費樹蔚之子費鞏，自幼受父親和表兄柳亞子督責，于復旦大學畢業后，赴巴黎、倫敦深造，在民國時期寫下了《英國文官考試制度》（1931）、《瑞士政府》（1933）、《比較憲法》（1934）和《中國經濟問題》等書。費孝通稍后寫下了《江村經濟》（1939）、《生育制度》（1947）、《鄉土中國》（1948）等書。費家姻親柳亞子在民國前后寫下了幾千首舊詩、幾百篇文言文、幾十篇語體文和《南社紀略》……
這些篇章中，激蕩著二十世紀初的時代風云，預示著古老中國的百年巨變。
二、大時代的氣息
費孝通出生當年，中國第一座水力發電站在云南的螳螂川鳴炮動工；第一次試辦的航空企業在北京南苑建造；第一屆全運會在江蘇南京南洋勸業會場舉辦；連續三次的全國立憲派大請愿聲震朝野……
是年，馬寅初（1882—1982年）以出色成績取得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赴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陳寅恪（1890—1969年）就讀于德國柏林大學。其兄陳衡恪留學日本畢業回國，興辦新學，任教于南通師范學校；
丁文江（1887—1936年）在英國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主修動物學、地質學和地理學；
吳宓（1894—1978年）始聞游美學務處通令各省招考游美學生，遂與諸同學赴省應考；
胡適（1891—1962年）進美國康乃爾大學主修農科，后轉入該校文理學院改習文科；
梁漱溟（1893—1988年）在北京順天中學堂接受洋文總教習和漢文練習的雙重訓練；
熊十力（1885—1968年）在《庸言》連續發表文章，意在證明“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并藉“證人學會”以文會友，甚而“風動社會，左右政界”；
顧頡剛（1893—1980年）在蘇州公立中學接受軍訓，持新毛瑟槍跑步、沖鋒、埋伏、變換陣式等，一一熟習；
劉海粟（1896—1994年）在江蘇常州開辦圖畫傳習所，融中西畫技法于一堂；
辜鴻銘（1857—1928年）出版英文版《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縱論東西文明，暢銷一時；
梁啟超（1873—1929年）創辦《國風報》，向國民灌輸立憲政治常識。初求溫和，不事激烈，但發現清政府玩弄立憲騙局后，言論漸趨激烈，推動了各地立憲請愿運動的勃興；
張謇（1853—1926年）為敦促清廷著手立憲改革，主持江蘇省咨議局通過決議，聯合各省咨議局代表共同赴京，向都察院遞交敦促早日召開國會的請愿書。
據費孝通回憶，他的父親費璞安（1879—1969年）曾隨張謇組織聯合請愿活動，進京面見段祺瑞，吁請變法立憲，后曾擔任吳江縣議會議長。
對于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知識分子常常既先覺其至，又投身其中。
那些可稱為大知識分子的人物，更是常得風氣之先，又引潮流于后。
從上述人物1910年的行蹤片段上，清末民初時期社會上的新鮮風氣，不難察知。
新舊兩個時代之間，不曾隔著一堵墻。
新時代脫胎于舊時代，猶如嬰兒出自母體。
費孝通的出生，將為《江夏費氏世譜》世系表再添一筆，為當時身處革新大潮的吳江費氏又添一丁。自伯益、費祎、費士寅到費孝通的一脈世譜，背后是數千年中國歷史。吳江乃至蘇南一方土地上的立憲呼聲，是二十世紀初整個中國救亡圖存、奮發圖強的一處縮影，是數千年文明古國對現代世界潮流的響應。世紀初的東方時空傳布和激蕩著的全部歷史主題，都將成為文化基因，伴隨著費孝通自然生命的育成和延續，融入他人文生命的全過程。
三、父母都是賢達
費孝通的父親費璞安，小時候接受私塾教育。在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科舉考試中，他考得生員資格。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設立學部，興辦新學，命各省都送秀才出國深造，費璞安有機會于當年東渡日本留學。
在“教育救國”思想影響下，他攻讀教育專業。學成回國后，從在家鄉辦學開始，直到年邁離開公職，他把相當多心血用于教育，人稱“江蘇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費家好友中，張謇是光緒年間狀元，清末民初著名改良派實業家和教育家，視實業、教育為“富強之大本”。張謇于1903年在家鄉南通初創中國第一個師范學堂——通州民立師范（即今江蘇省南通師范學校）時，曾延請王國維等十多位學界先進做教員。費璞安留學回國后，也曾應張謇之請，于1909年1月到通州師范學校執教。費孝通的名字就出自父親這段執教經歷。
據費孝通說，費家與張謇兩家交情很深。張謇的兒輩屬“孝”字輩。為紀念父輩友情和通州執教經歷，費璞安為小兒子取名“孝通”。
1911年9月，根據清政府頒布的地方自治章程和縣會選舉法，吳江縣選民選舉成立了縣議會，議員四十七名，費璞安是其中之一。他當時在通州任教，未回吳江投票，但被選為議員，還被選為議長。
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義，辛亥革命爆發，費璞安心向往之。不久，他由通州到上海，與史量才一起籌備由張謇發起、行將在滬舉行的全國農務聯合大會。
11月5日，蘇州光復，費璞安回到吳江，以縣議會名義召開民眾大會，商議光復吳江之事，又趕赴蘇州都督府，商定光復日期。
11月15日，蘇州都督府派革命軍荷槍實彈到達吳江。費璞安在城隍廟召開民眾大會，并以縣議會議長身份就主席位。當時，號鼓齊鳴，百姓歡呼，吳江、震澤的知縣抱著內裝官印的箱子，恭恭敬敬放在主座桌上。費璞安將官印取出，讓大家驗明，交革命軍司令吳嘉祿執行銷毀，同時正式宣布吳江光復，聲明今后政權改為民主，議會是人民的代表，一切政事取決于人民，并舉行了宣誓儀式。
此時，費孝通剛滿一周歲，費璞安剛過“而立”之年不久。
此后，費璞安立足的民主政治舞臺不斷擴大。當時的吳江縣議會確有實力，凡縣政預算決算以及地方興革諸事，均須由議會議決通過，并確能根據定章切實辦事，這使費璞安感到大有可為。在民國成立、各省議會成立、國會成立的局勢下，他聯合吳縣、上海、常熟、如皋四縣議會，共同發起成立了江蘇省的縣議會聯合會，在上海“也是園”設立機構，“深能反映當時的民眾呼聲”。后來，吳江、吳縣、上海、常熟、如皋五縣議會又倡議，聯合全國縣議會組織全國縣聯會，并推費璞安為江蘇省晉京請愿總代表。費璞安到京后，借賈家胡同吳江同鄉會為會所，定期開會。各省代表又推舉他晉見段祺瑞，代表全國人民呼號請愿。費璞安在當時社會進步力量中的影響，由此可見。
費孝通的母親楊紉蘭出身于當地名門。她從小承教于家學，后來畢業于上海務本女學，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紀初，婦女解放的思潮激蕩著中國思想界，激勵著仁人志士。楊紉蘭的思想也發生了強烈共鳴。
楊紉蘭的同鄉金松岑，曾在上海愛國學社與鄒容、章太炎、蔡元培一起鼓吹革命。1903年，金松岑的力作《女界鐘》刊行，這是中國最早闡發婦女解放的專門論著。書中用天賦人權、民主、自由的新觀念論述婦女問題，以男女平等為主旨，主張從入學、交友、營業、管財、出入、婚姻等六個方面恢復婦女的自由權利。這本書刊行之前，金松岑有意請費璞安、楊紉蘭夫婦作序。費璞安則讓妻子獨執其筆，一抒胸臆。于是，楊紉蘭酣暢淋漓的《〈女界鐘〉序》，如晨鐘轟鳴，震響在清王朝氣數將盡的沉沉暗夜：
溺于社會之人不知世界，溺于現在社會之人非獨不知未來世界，并不知已往世界，男子且然，而況于女子哉。女子者居社會之半部分，以平權之理論之，女子亦居國民之半部分。國民者何也，有國家思想政治思想者也。悲哉，我女子乃閨闥之外無思想乎！悲哉，中國男子乃功名富貴之外無思想乎！雖然，男子我不論，我論女子。方今女權墮地，女學不昌。順從之外無道德，脂粉以外無品性，井臼以外無能力，針繡以外無教育，筐笥以外無權利。膠蔽耳目，束縛形骸，無論未來之新國民如羅蘭夫人、批茶女士、蘇菲亞若安之流，言之適遭怪異，即中國已往人物如班昭、謝韞、木蘭、馮夫人、梁紅玉、聶隱娘之流，亦不過低頭咋舌，以為不可及，而如其奮發投袂，起而效之，則一以為魔怪，一以為風狂。群聚而嘩，不見容于社會。宜乎蠢蠢須眉，塵塵巾幗，兩俱淪于黑暗世界，以有今日之時局也。同邑金君著《女界鐘》約三萬言，掊擊現在之社會，而提倡新中國、新國民，將以警醒我同胞，出之于奴隸之陬，而登之于平權自由之樂土。其文章則流麗芬芳，語長心重，其議論則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雖以錫綸之愚讀之猶且感動，何況世不乏聰明才智之姊妹，茍開卷熟復，其必有奮發投袂而起，以逐諸女杰之后塵者，則我謂此書為美利堅之自由鐘可也，為批茶之五月花亦可也。
楊紉蘭（文中“錫綸”是她的字）這篇序言寫于1903年，對體察費孝通早年成長環境十分重要，可供后人從當時整個社會狀況一直看到楊紉蘭的胸襟、見識、抱負。
父母親在費孝通出生前后這一番以天下為己任的作為，在社會上是喚醒民眾的呼號；在家里是充案盈室的高尚氣氛。費孝通呼吸著這樣的空氣，在母親創辦的蒙養院中，一天天長大。
四、“教育優先”的家庭
費璞安楊紉蘭夫婦養育有四子一女，費孝通最小。其上依大小排序有大哥費振東，姐姐費達生，二哥費青，三哥費霍，費孝通為幼子。
費孝通的父母投身社會進步活動時，把教育事業作為安身立命之處。父親辦學教書，母親創辦蒙養院，各有天地，同開風氣，視教育為最根本、最長遠的進步動力。國家如此，族群如此，家庭亦如此。他們忙于社會活動，對兒女生活上管得不多，教育上卻有全盤計劃，很下工夫，要使兒女都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
費孝通幼年時期，費璞安上有母親和姨母，下有妻子兒女。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的工資供養，家境并不寬裕。據《吳江光復前后回憶》一文可知，辛亥革命爆發后，費璞安曾參與發起組織紅十字會。當時要籌款制備擔架藥品，發起人中有人捐一千元，有人捐兩千元。費璞安記載自己認捐時的情況說：“我是窮漢，亦竭力寫捐五十元。”
捐五十元已是“竭力”之舉，家中境況可想而知。費孝通上小學前后，父親任職于江蘇省教育廳，工資不多，乃至“微薄”。家境如此，楊紉蘭既要維持九口人年復一年日常吃穿，更要保證兒女教育費用，確實得花費不少心思。
一次，病重的楊紉蘭把孩子們叫到床前，讓費孝通的三個哥哥根據歷年家庭日用賬目作出統計，按各項支出畫成曲線，列在一張表上。結果，紅線表示的教育費用高高居上。楊紉蘭指著這張表對孩子們說，費家的理財原則是量入為出，教育優先。家中所需的各項支出中，首先扣除教育費用，再以余錢安排其他，這就是“教育優先”原則。母親病床前這一幕情景和母親的話，給費孝通留下了終生不滅的印象。
楊紉蘭有心讓兒女們都受到正規教育，然家庭收入微薄，須有特殊供養辦法。她讓五個孩子間隔開，上大學和讀專科交叉安排，利用讀專科不用家里花錢的條件，省出學費，確保每個孩子都受到正規教育。在母親的安排下，費振東就讀于上海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成為南洋一帶著名華僑教育家；費達生畢業于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后留學日本，成為國內知名蠶絲業專家；費青由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后，留學德國，成為著名法學家；費霍進入蘇州工業專科學校，成為建筑工程師；費孝通從母親創辦的蒙養院開始，小學、中學、大學，直到清華研究院畢業后留學英國倫敦，取得博士學位，經歷了正規教育從最基礎到最頂端的全過程，接受了嚴格而充分的學術訓練，且有幸在清華和倫敦先后師從人類學大師史祿國和馬林諾斯基，為日后取得卓越學術成果奠定了深厚基礎。
費璞安在江蘇省教育廳擔任視學一職，相當于后來的教育督導員。每年中，他有一多半時間在省內奔波，巡視各地的學校，作實際情況訪查，回家就忙于寫調查報告。每當此時，家里書桌上就堆滿了他從各地搜集到的材料和巡視筆記。
對于這些，費孝通自有孩童式的好奇，有時趁父親不在家，就去翻看。材料多是各所學校提供的情況介紹，有很多數據，對一個孩子來說，未免枯燥。費孝通印象更深的是那些筆記。其中有隨班聽課的現場記錄，還有評語。這些生動、具體而富于現場感的筆記，融進了父親的調查報告，也融進了費孝通對父親的早期印象中。
從現在可以見到的費璞安遺墨看，他的毛筆字相當見功力。但他每寫出一篇調查報告，都要請本鄉一位書法更端正的先生抄寫出來。抄出以后，費孝通的二哥三哥就被指定作校對，一人念原文，一人對抄本。費孝通年紀還小，“只配在一旁陪坐”。他后來寫《鄉土教材和社會調查》（1991）一文回憶當時情景說：我當時識字不多，在旁邊看，不大懂他做這些事情的意義，但是記住了這些事情。我一生的學術活動有兩個特點，一是搞調查，二是寫文章，很明顯跟父親的影響有關。這就是父親對我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
對費孝通影響更深遠的“身教”，是費璞安每次外出調查都要帶回沿途搜求的地方志書，逐漸積滿整整一個書架。這些記載各地方地理、歷史、名勝、人物、民俗等的志書，費孝通時常翻看。開卷有益，影響日深，他后來在燕京大學寫畢業論文時，就是利用全國各地志書中有關婚姻風俗的資料，在吳文藻等指導下，寫出了《親迎風俗的地理分布》（1933）。1938年，費孝通在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博士論文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時，把它看成“實際上是一本開弦弓的鄉土志”。1996年，費孝通接受一次采訪時，把自己六十多年的學術成果概括為“現代鄉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