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養好公民（簡體書）

認真整理、研習民國教育的思想和實踐，從中理出民國教育在中國的特定含義和目標所在，則這樣的「整理國故」，便有了特別的意義。百年中國，多少悲壯劇，前人創造了歷史，卻又多少被遺忘，「百年尋夢」，「追尋傳統」。時代潮汐試圖抹平的石灘之上，他們以看似微弱的力量曾做過公民教育巨舟最初的推手。 回望民國教育，從公民教育，從具體的側面，到整個教育觀，可以看到整個民國教育的思考和實踐。民國期間的公民教育，依據的是憲政與社會教育的基本思想。天民在其《公民教育論》文中，即引凱善西台奈氏（Geoug Kerschensteiner，現譯為凱興斯泰納，1854－1932）對公民教育的基本理解而得出結論：「公民教育之事業，全存於黨派的觀念及黨派的政治之上，必由增進經濟力及開化力之見地，以國民全體之協力，而始得有功。」

《回望民國教育系列:如何培養好公民》編輯推薦：認真整理、研習民國教育的思想和實踐，從中理出民國教育在中國的特定含義和目標所在，則這樣的“整理國故”，便有了特別的意義。百年中國，多少悲壯劇，前人創造了歷史，卻又多少被遺忘，“百年尋夢”，“追尋傳統”。
時代潮汐試圖抹平的石灘之上，他們以看似微弱的力量曾做過公民教育巨舟最初的推手。
回望民國教育，從公民教育，從具體的側面，到整個教育觀，可以看到整個民國教育的思考和實踐。民國期間的公民教育，依據的是憲政與社會教育的基本思想。天民在其《公民教育論》文中，即引凱善西臺奈氏（Geoug Kerschensteiner，現譯為凱興斯泰納，1854－1932）對公民教育的基本理解而得出結論：“公民教育之事業，全存于黨派的觀念及黨派的政治之上，必由增進經濟力及開化力之見地，以國民全體之協力，而始得有功。”

王小慶，1969年10月生，中學英語高級教師，現為杭州北苑實驗中學教科室主任，《教師月刊》特約欄目主編，對兒童詩歌、語言教學、課堂教學評價以及教師發展等方面有所研究，在《中國教育報》、《教育研究與評論》、《江蘇教育研究》等報刊發表過文章，編著有《好用的英語教學游戲》、《日有所誦?英文誦讀》等。
傅國涌，歷史學者，獨立撰稿人，1967年1月生于浙江樂清，現居杭州，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百年中國言論史、知識分子的命運史、企業家的傳統等。著有：《金庸傳》、《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臺前幕后》、《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另一種讀法》、《文人的底氣》、《大商人：影響近代中國的實業家們》、《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等，編有《過去的中學》、《過去的小學》等。

總序：教育，永遠面朝未來
傅國涌
我曾在老杭大圖書館的七樓、八樓呆了大半年，幾乎天天去那里，主要是看舊《大公報》影印本，也順便看看其他的舊報刊。有一天，我在那里發現了一堆《教育雜志》，隨手拿起來翻翻，那一期正好是1935年1月號，有“全國專家對于教育救國的信念”、“全國專家對于學制改造的態度”、“全國專家對于教育上特殊問題的意見”，周予同、吳俊升、王造時、周鯁生、楊端六、高覺敷、陶孟和、吳經熊等各領域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談教育，他們知識背景各不相同，對教育的理解也有很多不同，但他們各抒己見，坦誠地將自己對教育的看法貢獻出來。（已收入本叢書中的《給教育燃燈》）
撫摸布滿灰塵的舊雜志，許多觀點今天讀來卻依然新鮮。冬天的圖書館，不僅鐵鑄的樓梯是冰冷的，連每一頁紙都是冷冰冰的，但是那個冬天因為很多的發現而變得溫暖。
1909年，《教育雜志》誕生之時，正是晚清新式教育勃興之初。已有十幾年歷史的商務印刷館，在教科書編輯上剛剛獲得巨大的市場，有意在教育上為古老的中國開辟新路。
1909年到1948年，可以看作新式教育在中國最初的起步階段，卻是一次壯麗的跋涉。《教育雜志》在這四十年間，歷經世變，清朝垮臺，民國破土，袁氏稱帝，軍閥混戰，北伐洪流席卷江南，日本虎視眈眈，九一八到一二八，盧溝橋到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內憂外患連綿不斷，《教育雜志》也曾兩度被迫中斷，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停刊，直到1934年9月復刊，1941年12月隨著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淪陷而停刊，直到1947年1月才復刊。最終在政權更迭的前夜，1948年冬天戛然而止，畫上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句號。然而，在四十年間出版的三十三卷三百多期雜志，卻保持著連貫的氣韻，將幾代教育研究者、第一線教師和教育編輯的思考和實跡記錄下來了，體現了他們的教育報國情懷，他們在一個大變動時代推斷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持續努力，他們在動蕩歲月里以教育為切入點不斷回應外部環境挑戰的精神，他們開闊的視野、開放的胸懷，他們對每個具體教育環節細致深入的探索，都足以令后來者動容。如果考慮到這一切都是在那樣不安定的環境下完成的，就更加難能可貴了。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從容，也可以看到他們的堅定，他們安靜的心態，開放的姿態，呈現出的正是這個老大民族在文化根脈未斷時健康的狀態，他們面臨的壓力、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但他們并不妄自菲薄，他們更沒有固步自封，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尋找合適的教育，他們在特定的時代探求一條更富前瞻性的教育之路。三百多期雜志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不僅有教育思想、教育理論的探究，也有具體學科、課堂教學的深入，不僅有對中國教育的回顧、摸索和展望，也引入了大量外國的教育資源，不僅有小學、中學、大學教育的討論，也有職業教育、平民教育的拓展，特別是公民教育的線索始終清晰。大量的國內外教育資訊和國外教育期刊的介紹，也為當時的中國教育界引入了活水源泉。在這里，教育從來不只是學校、學科教育，更是全人教育、終生教育。作者和編者呈現在世界面前的不只是對教育的專業思考和實踐，更是他們完整、健康的價值觀，他們的思想或許是多元的，甚至在一些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但他們的負責、他們的認真，都是值得尊重的。他們眼望世界，他們腳步實地，他們有自信，更有謙卑。
臺灣出版的《《教育雜志》（1909—1948）索引》，使我們可以更便利地檢索四十年間《教育雜志》留下的資源。在許多不同的時期，《教育雜志》曾推出許多有深度的專號，涉及教育的各個層面。1923年6月的“賠款辦學計劃專號”，就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余額給中國辦學，陳啟天、周太玄、張印通等十多位教育家和教育研究者發表了看法。同年8月推出的“性教育專號”是中國對學生性教育問題首次集中的探討。（已收入本叢書《讓性回歸常識》）1924年1月、2月，連續推出《小學各科教學專號》，執筆的包括沈百英、舒新城、吳研因、黎錦熙、王伯祥、周越然、豐子愷等人。當年10月推出“小學教育參考書專號”。1925年1月20日推出“職業教育專號”，吳俊升、衛士生、劉湛恩、夏承楓等人執筆。1927年9月、10月連續有兩期“平民教育專號”、“城市平民教育專號”，1928年3月有“職業指導專號”。1929年5、6月，連續兩期都是“實驗小學教育專號”。1930年6、7月兩期是“現代世界教育專號”，不光介紹英、美、法、德國的教育，也介紹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國的教育。1931年8月是“成人教育專號”。1935年5月，以全部篇幅刊登“全國專家對于讀經問題的意見”，蔡元培、唐文治、任鴻雋、李書華、江問漁、翁文灝、陶希圣、林礪儒、柳亞子等數十人發表自己的見解。同年8月有“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1936年4月有“畢業會考問題專號”。1941年1月，推出的“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專號”，穆旦介紹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王星拱介紹武漢大學，共介紹了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嶺南大學等二十七所大學，有國立、私立的和教會大學，有綜合性大學，也有專門的學院和上海美專、西北技專等專科學校。7月出的“抗戰四周年紀念號”，介紹了抗戰以來四川、廣東、江西、貴州、湖北等地的教育，及中央大學等高校。1947年1月，《教育雜志》復刊伊始，就連續兩期推出“戰后中國教育專號”，不僅討論大學、中學、小學、師范等學校教育，而且討論國民教育、文盲教育、職業教育、華僑教育、邊疆教育等。1948年是《教育雜志》最后一年，1月有“中國教育學會年會專輯”、四月有“教育心理研究專輯”、8月有“中學教育專號”，11月有“社會教育專輯”，專題如此密集也比較少見。
包天笑的《馨兒就學記》、《苦兒流浪記》，葉圣陶的長篇小說《倪煥之》，夏丏尊譯的《愛的教育》等也都是首先在《教育雜志》上連載的。這些作品今天仍有讀者，而《教育雜志》早已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
但我深信，在這些發黃的老雜志中蘊藏著不會逝去的新生命。
教育從產生之日起——無論是古希臘時代，還是我國的諸子百家時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提升人類。教育到底是什么？不少人眼中的“教育”只有“教”，沒有“育”。“育”是什么？我們可以聯想到孕育、哺育、養育、涵育……這些都跟生命有關。如果我們把這個“育”作為“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從來都不只是一個結果，它是一個過程，是一個生命展開的過程，就像一棵樹的生長，是從一粒種子到大樹的過程。教育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它永遠面朝未來。
我粗淺的理解是，學校應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態”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態”教育。它只擔負一個使命，培養普通人；不擔負培養“天才”、“超人”的責任。學校并不擔負培養愛因斯坦、莎士比亞、畢加索的責任……它不是為培養科學天才，也不是為了培養文學家、藝術家而存在的。試想貝多芬、莫扎特是學校能教出來的嗎？他們本身就有天賦異能，在任何環境下他們都有可能通過自己的方式脫穎而出——當然，學校教育會給他們提供一些幫助。
學校只擔負一個責任，就是讓一個普通人成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為具有文明常識的社會人，或者說一個負責任的公民。自進入民國以來，《教育雜志》發表了大量關于公民教育的文章，并譯介了世界上許多先進國家的范例，從理論到操作，從理念到實踐都有探索，將這些放在我們面前，有一種陌生的新鮮感。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貫穿其中的其實就是公民教育，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許多老輩人對此都有記憶。那是一個中斷的話題，在老雜志里卻是活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學校教育應該以人為本，而且應該以普通人為本的，尤其是基礎教育。“把人當人”，不是說我們現在不把人當人，而是說我們現在更多的是把人當成工具。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教育設計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為學校要求學生在考試中勝出，要他成為考試的機器，整個設計的目的是為了考試而存在的，而不是為了教他成為一個人而存在的。這是最大的問題。當所有人都往這一個方向去的時候，你要扭轉方向，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盡了。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這些問題，民國的教育家和老師們大致上想清楚了，在諸多的文章和討論中也一再得到了體現。在《教育雜志》存世的四十多年間，時局板蕩，充滿了不安和驚悚，但是，從教育家到第一線的老師們，包括關心教育的學者和各界精英，對教育仍充滿著溫暖的關懷，從沒有停止他們的思考和探索，從各個不同的側面不斷地、一次次地逼近教育的本質。
我試圖在過去尋找未來。
過去并沒有過去，有那些前輩的思考在，有那些載入老雜志的文字在，他們已經融入這塊土地，化作民族的精神養分。當我們打開塵封的雜志，這一切就會奇妙的復活。
我把自己的想法與郭初陽、王小慶、蔡朝陽、許驥等朋友分享，得到他們的支持，決定先從中選出三個專題，重新整理出版。初陽一直關注中學生的性教育，他編成了《讓性回歸常識》，王小慶留意公民教育多年，他編了《如何培養好公民》，許驥編了《給教育燃燈》，蔡朝陽欣然寫下萬字前言，從一個中學教師的角度，向民國教育致敬。沒有他們的參與，這套書就不可能編成。感謝清華大學出版社接納了這套書，愿與一同關注中國教育和中國未來的朋友們一起，繼續朝前走。農村教育、職業教育、……都是值得關注的，也是《教育雜志》中現成的資源。我一直說，回望過去，不是懷舊，而是為了尋找未來。回望民國教育也是如此。
2012年10月18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