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大：西南聯大與士人精神（簡體書）

西南聯大，一所誕生於抗戰烽火中的大學，一個大師的搖籃。自1938年5月4日開始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在昆明八年的時間裡，它的命運與民國的政治走向緊密相連。《大師之大：西南聯大與士人精神》聚焦中國遠征軍中西南聯大學子的身影，展現聯大教授議政參政的家國情懷與擔當精神，厘清聯大教授與各黨派的關係和糾葛：穆旦翻越野人山，聞一多喋血西倉坡，張伯苓晚景淒涼，錢端升神情落寞……歷史困境中的西南聯大人，最後的命運令人唏噓不已。在20世紀劇烈變革的中國，當學術遇到政治，當教授遇到政客，誕生了悲劇，也鑄就了大師的風骨。西南聯大是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的孵化地，他們之後，中國再無大師：陳寅恪、胡適、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華羅庚、費孝通、楊振寧、李政道、趙九章、鄧稼先、劉東生、吳征鎰、宋平、彭佩雲、王漢斌、朱光亞、彭佩雲、汪曾祺、鄒承魯、王希季、陳芳允、郭永懷、屠守鍔、吳訥孫、陳忠經、戴傳曾、何兆武、李長之、何其芳、吳大觀、任繼愈、吳慶恒、葉篤正、謝瑋、黃昆、王浩楊、鳳林景……

劉宜慶，筆名柳已青，書評人，專欄作家。山東汶上人，生於70年代，畢業于山東師範大學。現居青島，供職《半島都市報》。關注晚清民國知識分子群體，致力民國人物研究。著有《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紅塵往事：民國時期文人婚戀傳奇》《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等作品。

序

學問家的入世情懷
在那蒼黃翻覆、陵穀變遷的大時代，在那風雲變幻、波瀾壯闊的歲月裡，歷史的浪潮將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推上了風口浪尖，他們在改變中國命運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一株會思想的蘆葦，在中國兩大政治力量狂風暴雨般的衝擊下，註定一生不得安寧。
在20世紀劇烈變革的中國，當學術遇到政治，當知識分子面對政客，產生了悲劇，也鑄就了風骨。這是個沉重的話題，也是一段傷心史。
聯大教授經歷了政治上的種種磨難，付出了尊嚴、血淚和生命，這難道是知識分子參政的魔咒？
聯大教授生於晚清，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封閉的帝國。這是中西激烈碰撞的時刻，古老的農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業文明。內憂外患，晚清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少數先知先覺者開始新的探索，中國人的現代“啟蒙”於此開始。國家獨立，民族富強，便成了生於晚清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終極夢想。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他們的夢想實現了，當年崇尚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的聯大教授，投入到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其中，既有自我批判思想改造成功的急先鋒錢端升，也有經過多次檢討未能過關的馮友蘭、潘光旦。作為受過西方文明教育的公共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身份，與舊我徹底決裂是非常困難的。
學者資中筠認為，中國這一次出現的大變局，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政教合一”的體制，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讀書人失去了代表“道統”的身份。很快到來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讓昔日的聯大教授們意識到，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已經沒有可能了。在20世紀的中國，依靠武裝力量建立起來的執政黨，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要求知識分子不加批判地絕對服從。
1957年，羅隆基、曾昭掄、潘光旦、費孝通在“反右運動”中，無一倖免。吳晗在文革中慘遭折磨而死，連其夫人、養女都被株連。
聯大教授代表了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們是聯大模式的歷史標杆。1949年之前，國民黨是中國的執政黨，知識分子的形象是西裝或者長袍；1949年之後，共產黨是執政黨，知識分子的形象是統一的中山裝。聯大教授在歷史的劇變之中，在舊時代與新時代之間，身份是割裂的。考察聯大教授與國共兩黨的關係，可以看出聯大教授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是怎樣消失的。
“文革”結束後，當年的西南聯大教授倖存者已不多矣，華羅庚、錢端升、賀麟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經歷滄桑巨變，往事不堪回首，白髮皓首一老叟，沐浴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他們將加入中國共產黨視為人生最後的歸宿。不知他們曾憶否，當年在昆明的那一段前塵往事？
2005年4月24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一代宗師費孝通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5歲。從1945年到費孝通逝世的2005年，風雨滄桑六十年，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追尋西南聯大參政的足跡，從大師遠去的背影裡，探尋一段塵封的歷史。

後記

一粒一粒的文字，仿佛一滴一滴的水；一段一段的文字，好似一線一線的細流，一篇一篇的文章，就像一條一條的小溪。2011年12月，一個飄著雪花的夜晚，我將十八個月的心血彙集在一起，那一刻，百感交集，感受到一滴一滴的水，是怎樣彙聚成一條河流。
河流是有源頭的，歷史好像一條大河，流到今人的腳下。書中的歷史場景，似曾相識，今昔對比，不勝獨立蒼茫之慨。
寫作這本書時，我經常有一種穿越到民國的夢幻感，在歷史的長河中，西南聯大教授經受的一切，常常讓我感到糾結，甚至無語。他們的人生際遇與歷史命運，我仿佛也經歷了一遭。
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永遠都有一種張力，一種落差。剛從西南聯大教授們的自由言論中出來，就看到微博上的眾說紛紜以及種種之怪現狀，凡不可說的，又如何保持沉默？每寫一位聯大教授，他們的歷史宿命讓人唏噓感歎，但在緊要的地方，欲言又止。我大致勾勒出他們的一生，如何看待，如何評價，仿佛是國畫山水中的空白，這就需要您的認識和理解來完成了。
寫一本書，好像一次精神的朝聖之旅，經歷千山萬水，最後風輕雲淡。但是，總有一些時光碎片，鑲嵌在書裡書外。
這本書即將完成之時，在一個夜晚誕生的一些想法，無法忘記。那是深秋的一個子夜，我下了夜班，在蕭瑟秋風中，踩著簌簌的落葉回家，低頭若有所思。此時，萬籟俱寂，那些亙古不變的星座悄無聲息地存在，燦爛星河隱在城市迷離的燈光之外。忽然想到唐代詩人李欣的詩句：“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不由得駐足，抬頭仰望天宇，頓覺宇宙之浩大，個人之渺小。八年前，我曾醉心於寫佛教植物，對深具文人趣味和佛教內涵的禪宗，非常入迷。後來，放下佛教植物，轉入晚清民國知識分子群體這個領域，已經八年了。“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皈依。”一個人在蒼茫的大地行走，如何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宿。也許，以文學的生動和史學的嚴謹，寫民國人物，是我的心靈皈依吧。
承蒙讀者不棄與繆賞，出版了幾本小書，獲得一點兒聲響。接下來和讀者交流幾句我的這部作品。這是以民國知識分子為主題的第四本書，此前三本出版後，收到天南地北不少讀者的來信，無論褒貶，我都感到欣慰，一本書出版了，讀者來信和作者探討和交流，我將此視為寫作的最大獎賞，與此相比，寫作中遇到的種種困難，都可忽略不計。“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精神相通的人，總會在一本書中相遇。我希望以書為橋樑，與您相逢。如果您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當年的教授或學子）的後人和家人，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如果您藏有與西南聯大有關的史料或老照片，可否與我分享？如果您樂意，也許我會寫到下一本書中，與更多的讀者分享。
bdlyq618@163.com，這個信箱，接收讀者來信和方家斧正。
書中的史料來源，做一下簡單的說明。除了行文中注明，書後附錄主要參考文獻。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我接觸不到像蔣介石日記這樣的第一手史料和原始檔案，本書中徵引的史料，比如，蔣介石日記、西南聯大教授致朱家驊函等，轉引自聞黎明、楊天石、楊奎松、王奇生、黃克武、王晴佳、汪朝光、鄧野、高華等學者的相關著作和論文，在此致謝。另外，有不少學者對西南聯大教授進行深入研究，本書中的一些篇章，參考了他們的論著，比如，謝泳筆下的羅隆基、張友仁筆下的周炳琳、陳夏紅筆下的錢端升、戴美政筆下的曾昭掄、呂文浩筆下的潘光旦、張冠生筆下的費孝通，等等，對此深表謝意。書中若有硬傷和不足之處，請各位師友不吝賜教。
司空圖《詩品》中說：“書之歲華，其曰可讀。”我希望我的人生年輪以書來標識，“落花無言，人淡如菊”那樣境界，身不能至，心嚮往之。四十年光陰如電光火石，好多事情如一枕黃粱，我胸無大志，只想踏踏實實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安安靜靜地寫幾本寂寞的書。惟願現世安穩，妻女相伴，人書俱老。
劉宜慶
2012年1月4日於青島。時一陣太陽雪飄過。

序言：學問家的入世情懷 第一章 南渡：空前絕後的西南聯大 倉皇的北平 長沙臨時大學 徒步三千，流亡萬里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第二章 捐軀赴國難 長沙的聲音：到前線去！ 韋君宜的抉擇 聯大總動員 遠征軍裡的“學二代” 駝峰“生死線” 遠征軍的非人生活 怒江哀歌 突擊隊裡的書生 第三章 他們，改變了中國 張伯苓與蔣介石的是是非非 大學校長的困局 從階下囚到座上賓 哲學的王冠與權力的柄杖 第四章 家，國，天下 一心跟國民黨走的姚從吾 華羅庚：人生曲線誰求解 致力於民主的教育家周炳琳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錢端升 張奚若的勇氣和擔當 第五章 教授、民盟與中國的未來羅隆基：至今為平反的右派 一代宗師曾昭掄 費孝通：雖九死其猶未悔 聞一多喋血西倉坡 第六章 做“呐喊”的中國人 震驚的獨裁者 不受歡迎的來訪者 美國副總統的來訪 第七章 西南聯大與五四運動 1944：五四舊夢 1945：歷史的叉路口 第八章 “一二?一” 勝利的歡呼與內戰的憂慮 撕裂的“一一二五”之夜 “一二?一”蔣介石的錯誤 罷課與複課的博弈 第九章 反蘇運動中的聯大 東北問題的由來 張莘夫事件聯大師生的反應教授的絕望和厭倦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

“有中國即有南開”
1930年12月24日，張伯苓為爭取南開大學補助費，第一次到南京會見蔣介石及党國要人，這也是張、蔣的初次相識。蔣介石對張伯苓及其創辦的教育事業大加褒揚，同時非常爽快地答應給予南開大學在財力等方面的大力扶植。不久，蔣介石就兌現了諾言。自1932年起，國民政府開始向南開大學發放補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為62000元。
1933年6月，華北危機四伏。蔣介石致函張伯苓，徵求他對時局的看法。張伯苓回函，信中不無溢美之詞：“仰見我公無時不以謀國為心，一柱擎天，而虛懷若谷，不勝為之欽佩。”至於對華北的局勢的意見，張伯苓在給蔣介石的信中，也避重就輕：“華北事由何、黃二先生主持，措置均甚得宜。”張伯苓的信措辭謙卑而又誠懇，蔣介石讀了一遍又一遍，越讀越滿意。
國民政府對南開大學的補助，從1932年、1933年連續兩年的6.2萬元猛增到1934年的14萬元，同年教育部又補助4萬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廳補助6000元，總計達18.6萬元。而當時南開大學的全年收入也不過40萬元，政府公款補助占45%左右。（安淑萍《張伯苓對蔣介石撥款的回報》）
1936年初，張伯苓為籌劃南開內遷事宜，再次到南京“化緣”。張伯苓提出：“發展四川大後方必先從教育、實業、交通各方面著手，尤其是教育，很是重要。”蔣介石非常贊同張伯苓的看法，當即表示個人捐贈法幣5萬元，以助張伯苓在四川建校。張伯苓于2月11日收到這5萬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蔣介石做出了表率，國民政府大員紛紛效仿，以示捐資助學之慨。行政院長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張群、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等也紛紛捐款。其中劉湘不但自己捐出5萬元，還動員妻弟周成虎將800畝土地以半捐形式賣給南開。
七七事變爆發時，張伯苓正在廬山參加蔣介石召集的“廬山會談”。張伯苓在會談發言時，一改平日的平穩、持重，情緒激動地說：“‘南開’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戰端一開，難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決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爛了‘南開’可以再重建，國家一旦滅亡了，還談什麼教育！”他說得熱淚盈眶，聽者無不動容。果然不出張伯苓所料，日本侵略者對南開這個抗日大本營進行野蠻轟炸，南開校園頓時成為一片廢墟。張伯苓幾十年心血，毀於一旦。
張伯苓面見蔣介石，彙報南開被毀之事。蔣介石安慰說，在抗戰中，國家一定儘量支持南開在內地辦學；打敗日本之後，也一定會協助南開複校，並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蔣介石批准了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建議，南開與北大、清華合組為臨時大學，於11月1日在湖南長沙開學，隨後又遷昆明，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是西南聯大的三位常委，由於張伯苓常駐重慶,主要精力在創辦重慶南開中學上，黃鈺生作為南開的代表，代替張伯苓行使聯大的決策權。
抗戰的爆發，讓全國各界空前團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之後，標誌著南開由私立大學向國立大學轉型。1938年8月10日，蔣介石在漢口約見張，並邀其共進午餐，陳佈雷做陪。席間，張提出南開經費補助事宜，蔣當即讓陳佈雷記下催辦，並很快在行政院會議上通過補助南開8萬元的決定。這是張首次直接向蔣求助經費，此後南開大學的經費皆來自公款。
蔣介石對張伯苓的支持（拉攏）不僅是在經費補助方面，同時還有對其生活的關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賀、子女的培養等。從1938年到1946年，蔣兩次到南開中學參觀，五次拜訪張伯苓，還借南開中學大運動場舉行閱兵式。探病、祝壽、題詞、授勳、贈款……任何一位國立大學的校長都未曾享受過如此禮遇，更何況是私立的南開了。
1942年，張伯苓患前列腺脹大病，蔣介石聞訊即往沙坪壩張伯苓的家中探視。隨後的兩年中，張伯苓兩次發病，蔣介石每次都親自探望，並安排他到當時醫療條件最好的中央醫院醫治。
1944年1月1日，國民政府為褒獎張伯苓終身從事教育，頒發一等景星勳章，以示嘉獎。這可以看作蔣介石送給張伯苓的新年禮物。張伯苓過生日時，蔣介石又贈送手書的條幅，以示禮遇。
從精神到金錢，從健康到生活，蔣介石對張伯苓的優遇，可謂無微不至。1946年4月，蔣介石親自簽署了將南開變為國立大學的文件。這是履行蔣介石答應張伯苓的一個諾言：對於這所大學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華軍隊文化摧殘的補償。同時，核定了三校復員經費預算，遷移旅費70億，修建費30億（北大10億，清華12億，南開8億）。
就在蔣介石簽署文件將南開變為國立大學之前，張伯苓還打著自己的算盤，想繼續維護南開的私立性質，並對此充滿了信心。在三校復員之前，他將南開教育經費的設想致函蔣介石，並與蔣介石面談。但這只是張伯苓的一廂情願，教育部已經為南開大學撥款近九年，不可能再讓南開姓“私”。南開校史專家梁吉生對此評論說：“張伯苓做了種種努力，終究未能實現南開大學的私立願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過政治家們的聰明‘運作’。”其實，就南開的命運而言，改為“國立”未嘗不是一種較好的出路。
從張伯苓與蔣介石密切的交往可以看出，張伯苓獲得了教育經費，蔣介石獲得了張伯苓在政治上的支持。蔣介石鼎力支持張伯苓，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利用張伯苓作為社會名流的影響力以及作為南開校長對青年學生的號召力。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伯苓以南開名義發表通電，提出“擁護蔣委員長抗日”的口號，關心蔣介石的安危並為之奔走、斡旋。南京國民政府高層知道張伯苓與張學良交情深厚，而周恩來是他的學生，準備請他去西安勸說。後來蔣介石被釋放，平安回到南京。張伯苓在南開召開慶祝大會，會上說：“西安事變解決得這麼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過去我把他開除了，現在我宣佈恢復他的學籍。”
抗戰時期，張伯苓不論在任何時候，都表明自己的立場——“蔣介石是全國的抗日領袖”——並於1941年加入國民黨。最初孔祥熙曾讓行政院參事張平群動員張伯苓入黨；繼而貴州省政府秘書長鄭道儒亦向張作過同樣請求；最後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親赴張氏寓所，請其參加，並將黨證放置在張伯苓的桌上。張伯苓礙于情面，不好意思將黨證“璧還”，只好認可。
正因為張蔣之間相互支持，各得所需，形成了雙贏的局面。在兩人關係的慣性之下，張伯苓最終偏離了教育家的軌道，從參政到從政，也並不出人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