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創業型大學管理模式比較及啟示（簡體書）

而美國大學教授擁有研究成果專利的所有權，則歸功于20世紀80年代大學及其在小企業共同體內同盟者的共同努力使得《貝杜法案》得以通過。在《貝杜法案》出臺前，企業通常認為學術界是知識產權的源泉，資助大學進行科研，但研究成果的專利權歸企業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政府成為大學研究最主要的投資者，研究成果的專利權歸政府所有。但當企業認為如果它們使用政府所有的專利權開發出具有市場化的產品，同時其他企業也可以利用政府所有的專利權開發出類似的產品時，就會出現“搭便車”效應，因此，企業可能會不進入該領域，進而阻礙了知識產權投入生產。因此，《貝杜法案》通過授予大學明確的知識產權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中對于大學的規定主要包括：①大學可以選擇保留聯邦政府資助研究項目的成果；②大學必須與發明者共享收益，并對收益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規定“發明人1／3，部門或研究單位1／3，大學1／3”。
《貝杜法案》為大學提供了從知識產權許可中獲利的機會，并將科研成果的轉化作為獲得聯邦政府資助的必要條件。而大學也將專利的所有權授予了研究者，并建立相應的辦公室和管理機制幫助研究成果申請專利和市場推廣。在法案出臺前，只有少數幾個實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學有能力為大學內部的研究成果授權，但在該法案出臺后，幾乎所得到大量研究資助的大學都設立技術轉讓辦公室。伴隨著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增加，成立了大學技術管理者聯盟（AUTM）。AUTM的規模已經擴大到擁有常規會員1300人左右，預備會員1000人以上，該組織自行開展培訓項目。1995—2003年，AUTM的規模增長了一倍。同時，法案還重構了大學、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使大學成為美國創新系統的原動力。政府鼓勵大學向企業的技術轉讓，而大學通過轉讓技術專利將新技術注入企業，并將知識產權作為大學孵化器融資和成立新公司的基礎。
研究型大學向創業型大學的轉型呈現出線性發展的模式，大學從教學—科研—服務社會—帶動經濟發展。這些研究型大學，以競爭者的姿態，通過出售專利權和系統的創建新公司，實現了科學技術的轉移和科研成果轉化，反哺大學的教學和科研，并帶動本地區及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