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商道（簡體書）

孔子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后世被尊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師、萬世師表，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兩千多年來，孔子的儒家思想對中國、儒家文化圈及世界有深遠的影響。全中國各地都建有孔廟祭祀孔子，現在全世界有400多間孔子學院紀念和學習孔子。
“半部《論語》治天下”。儒家經典著作《論語》談的都是做人處事的道理，中國人談商道，重點不在項目、戰略、流程、規章，而在做人做事的道理。學會做人的道理，是中國商道智慧的起點。
《國學商道智慧叢書之二：論語商道》一書說的是商道，其實是在講人道，商道即是人道。中國人常說的“做生意之前先做人”就是這個道理。生產的技術手段無論有多好，都不能代替做人之道。

譚志浩，筆名浩之、信志，生于廣東云浮。文化學者，財經作者，畢業于肇慶學院、中山大學。曾在教育、法制機關任職，曾擔任大型地產公司策劃師、品牌經理，報刊主編。系統學習過廣告傳播、品牌策劃和管理學。現為文化公司總裁。
在創業、經營管理公司之余，不斷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與研究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對將歐美先進的管理模式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與獨特的培訓方法，曾為眾多企業老板做過管理咨詢。熱衷于研究《周易》、國學、民俗學等領域，編著出版發行《周易商道》、《論語商道》、《老子商道》、《八榮八恥黨員讀本》、《跳出思路找出路》等多部書籍；并發表文學作品多篇，曾多次獲獎。

前言：孔子的成功之道與基業常青
一、孔子說商道原理
富貴人所欲：富貴并非浮云
富貴在天：致富之路在何方
富而好禮：商道就是人道

二、孔子說信的力量
民無信不立：信的重要性
言忠信：信用、信任和信譽的關系
言必信，行必果：信任的力量

三、孔子說信任與分權
愛之欲生：信任是管理的靈魂
不逆不億：組織中的信任
必有我師：要懂得放權

四、孔子說忠與恕
一以貫之：孔子辦私立學校
敬忠以勸：忠是一種對等原則
己所不欲：恕就是要換位思考

五、孔子說仁與勇
仁者愛人：仁就是一種社會責任
仁者有勇：用勇氣放棄包袱
仁遠乎哉：求仁的態度就是修其心正其身
見賢思齊：如何把自己做好
吾止吾往：成敗都在自己

六、孔子說自我管理
三省其身：自己培養自己
信而好古：傳統永遠不過時
反求諸己：戴爾的管理原則
知者不惑：企業家的“三從四德

七、孔子說中庸智慧
中庸之道：選擇的智慧
以直報怨：用中庸拒絕極端
擇善而從：用理智分析形勢
從吾所好：用真心追隨自己的理想
乘桴于海：用冷靜掌控抉擇
陳蔡之圍：君子亦有窮乎
……
八、孔子說學習之道
十五志于學：行者其樂無窮
九、孔子說溝通之道
十、孔子說人才之道
十一、孔子說禮法并濟
十二、孔子的革新
十三、孔子與儒商精神
附

一、孔子說商道原理
富貴人所欲：富貴并非浮云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
孔子的意思是說：“富與貴，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來，君子是不接受的；貧窮低賤，這是人人都厭惡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擺脫，君子是不擺脫的。君子一旦離開了仁道，還怎么成就好名聲呢？所以，君子任何時候——哪怕是在吃完一頓飯的短暫時間里也不離開仁道，倉促匆忙的時候是這樣，顛沛流離的時候也是這樣。”
孔子從不否認財富的吸引力，他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又說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這種務實的態度并不違背崇高的理想，孔子的真正立場是：“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
財富，古代儒家說成富，也稱“利”。中國歷代儒家論財富者甚多，還常有新見。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以為，財富也將和自然、愛情一樣，是一切思想家不斷探討的永恒課題。
《論語·子路篇》載：“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茍合矣。’少有，日：‘茍完矣。’富有，日：‘茍美矣。”’孔子說到衛國的公子荊善于管理家業。剛有一點財產，孔子就說：“差不多合格了。”稍微增加一些財富，孔子又說：“這就比較完備了。”當他富裕的時候，孔子就說：“這就很完美了。”這三個字：合、完、美，很有意思。合是基本合格；完是比較完備；美是相當美好。財富越多，孔子的評價也越高。這說明孔子是支持富裕的，贊美富裕的。
財富是美好的。這反映了孔子對財富的基本看法。儒家主張推己及人，自己喜歡寓，也要讓大家都富，使人民也富起來。孔子有共同富裕的思想。，于是，“恭喜發財”成為通行語，“招財進寶”，“升官發財”，這些平民所企盼的，都離不開一個“財”字。
儒家認為好義與欲利是人生來就有的天性，也是必需的。荀予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茍子·大略》）董仲舒也說：“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春秋繁露·身之養重于義》）錢財是養身體所必需的，人需要錢也是與生俱來的本性，是正當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去掉民眾的欲利之心。不過，圣人可以教育人民“欲利”不要超過“好義”。旦超過，就可能破壞人際關系，引來很多麻煩，其結果可能喪失更多的利。
為社社會和諧，也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儒家主張要重義輕利。因此，董仲舒說：“義之養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財也。”義對于人來說，比財富更重要。財富有兩面性，它首先是美好的，或者說它本身是美好的，另一面是被無知無德所歪曲了、所利用了。
杜甫一生富有才華，但性情褊躁傲誕，自命清高，文人和氣節是有的，然妻子不保，兒女至餓死，正應了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那句話：“無巖處奇十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如果一個學者連一己的生活都不能很好地維持，而喜歡講仁義，長期處于貧賤地位，也是不光彩的。
總之，儒家認為財富是好的，但要加以分析，一是如何掙來的，二是如何用的，取之以道，用之于義。
“富與貴”，用現代人的說法是“成功”，是牽涉了各項條件，如社會變遷、競爭手段、機會命運以及個人才華。世界上有富人，就有窮人，這是任何社會所不能免的情形。富有的如美國，照樣許多窮人夜宿紐約地鐵。儒家的興趣不在過問一個人是貧是富，卻想告訴一個人如何在貧富的環境下自處。
消極的表現，“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俗話說：人窮志短，胸無大志，只求茍活，見了別人，難免是一副諂媚的表情。若不諂媚，就可能心懷怨恨。若是無諂無怨，又可能心如止水，好像“哀莫大于心死”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