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簡體書）

5月初，民盟中央隨還都的國民政府遷到南京。從此，調停東北內戰的工作在南京、上海兩地進行。進人5月后，國共雙方軍隊不僅在四平街越打越激烈，而且東北戰火已開始向關內蔓延。5月15日，張君勱與民盟在滬的其他政協代表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和梁漱溟舉行記者招待會，提出對時局的四項主張，號召全國同胞一致起來，制止內戰，挽救危局；要求國共雙方尊重軍事調處執行部停戰令之性質，全國各地一律停戰；重開政治協商會議，并督促各項協議之實施。17日，張君勱、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和梁漱溟又根據民盟4月底的調停方案，提出三條建議，并由張君勱領銜，分電南京的蔣介石和延安的毛澤東。這三條建議是：（一）中共軍隊退出長春；（二）中央不再進兵長春；（三）東北政務委員會駐長春主持政務，就地組織警察，行使職權，所有委員人選由各方協商，而由中央簡命之。其他一切問題，概俟停戰后協商解決。電報發出后的第三天（19日），即收到毛澤東的復電，原則上同意民盟的三條建議，“長春雙方都不駐兵”，由“三三制民主政府”主持接收，市長由中間人士擔任。但蔣介石對此電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收到毛澤東復電的第二天（5月20日），共產黨軍隊撤出了四平街，而且一撤就是300里，連公主嶺和長春市也一起放棄了。既然如此，國民黨方面要求占領長春的目的已經達到，所謂“時局關鍵”已不復存在，就應該接受民盟的建議，宣布停戰。但蔣介石卻認為共產黨軍隊從四平街、長春一線撤退，意味著他們已經“潰敗”，國民黨軍隊不僅不應該就此停戰，而應乘勝追擊，將東北共產黨軍隊一網打盡，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北問題。因此，5月23日，國民黨軍隊占領長春后，蔣介石不但沒有下停戰令，反而命令其軍隊繼續分兵兩路，北攻哈爾濱，東攻吉林，蔣本人也于前一日帶著宋美齡、白崇禧徑飛沈陽，給東北的國民黨軍隊鼓動打氣去了。臨行之前，馬歇爾要求他下停戰令，他推托說：“等我到東北看看再說。”24日，他托宋美齡致信馬歇爾，提出了新的停戰條件，除要求中共遵守以前達成的停戰、復員整軍和恢復交通這三項協定外，還節外生枝地提出了所謂接受主權問題和美方決定權問題。
馬歇爾收到宋美齡的信后，又將它交給了周恩來。為了謀求和平，周恩來在26日復馬歇爾的信中，作了最大限度的讓步，“先表示同意贊成，末后才點出兩點不懂的意思，一是關于接受東北主權問題，一是關于美方決定權問題”，并就“這兩點不懂的意思”作了一些必要的補充說明。
馬歇爾當即就把周的復信轉給了國民黨方面。當時馬歇爾和民盟負責人都天天盼蔣介石能很快飛回南京，履行諾言，頒布停戰令，以便繼續和談，解決所有爭議問題。5月29日，民盟在上海的政協代表張君勱、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梁漱溟等五人，由張君勱領銜，致電蔣介石，催其“早日言旋”。但與馬歇爾和民盟負責人的盼望相反，蔣呆在沈陽就是遲遲不歸。蔣不回南京，無人敢下停戰令，國共軍隊繼續在東北交戰，全面內戰一觸即發。如何使東北內戰停下來，成了時局的關鍵問題。
6月2日，張君勱發表《從外交內政兩方面解決東北問題方案》一文。他認為，要解決東北問題，除外交上需“徹底實行中蘇條約”和“對于蘇聯的親善政策，不可有絲毫忽略”外，就內政方面而言，首先必須立即宣布停戰。東北問題不是外交問題，而是內政問題；既是內政問題，那就不存在主權是否由政府接受，而是政府的法令能否貫徹的問題。而要使政府的法令得到貫徹，國共之間就應早日開始協商，而不應彼此訴諸武力。如果“中央以為法令之貫徹與否須視中央兵力達到一村一落為止境，那么收復中東路還不夠，還須進兵至窮鄉僻壤，甚至東北各縣收復亦還不夠，更須收復山東、河北兩省與延安地區，此種方法便是武力解決而已”。在他看來，“中央政府最初說長春接收后，一切問題可以付諸談判，現在這目的既達，所以停戰令應即日宣布”。在宣布停戰令的同時，還“恢復長春路上交通”，并將“兩方軍隊各撤退若干里，以免沖突”。
P284-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