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簡體書）

兩種本能理論
弗洛伊德最后的心靈模型以兩種本能理論著稱。它為弗洛伊德奧林匹克式理論建構斗爭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而且，由于下面即將給出的原因，很多當代心理分析學家都不歡迎這一模型。（因某種原因法國除外。）
晚年的弗洛伊德相信：心理分析早期階段對力比多的專注，忽略了人類事務中侵略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他就這一主題先寫了幾篇臨床論文，然后提出了一個超乎尋常的推斷，大意是：全部生命就是作為“生命—力量”的力比多和被他等同于“死本能”的侵略之間的斗爭。于是，他把生命視為這些原初力量之間的不斷戰斗，結果是后者（死）必然戰勝個體。然而，通過個體和集體對破壞力量的不斷斗爭，文明的連續性和力量得以增長。
弗洛伊德指出，這種無止境的循環“超出了快樂原則”，并且說明了人以循環方式重復心理痛苦處境的傾向（重復強制）。因此，這種循環式重復是潛在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外部表現。
到此為止，這是弗洛伊德最具哲學意味的觀點。很多分析學家認為它沒有任何臨床意義；而且，與其說它關注的是消極本能，不如說是生物細胞的死亡。這個現象學舞臺與下述舞臺極為不同：在這個舞臺上，復雜的個人內部和人際間整合同時為兩個目標服務：滿足與理想平衡。
即使人們承認這些反對意見，人們也不應低估弗洛伊德的預見天賦。例如，生物遺傳學中的最近發現表明：甚至在健康的個體中，也存在著一種關于循序漸進的細胞死亡的先天機制。（令人沮喪的是，也許它們在幼小的胎兒中就已存在了。）最近，胚胎學家們明確指出，在早期生命和青春期的一個特殊發展階段，不必需的細胞就會被剔除。當前的生物理論家提出，這一過程消除了那些早期階段需要、而后期階段不再需要的細胞。
就一個更大的范圍而言，無論從國內還是從國際上來說，人類歷史總是悲劇性地為不間斷的殘殺所打斷。大規模的集體屠殺——戰爭、種族滅絕和“政治壓制”等——常常用后催眠主體合理化其脫離現實的“指令”所使用的同樣的邏輯關聯并以回顧的方式加以“說明”。
我們還應注意弗洛伊德在其最后“理論”中，向團體及政治國家命運的回歸。
關于俄狄浦斯情結和危機
“在個體童年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一幅種族童年的畫面——一個人類種族的發展畫面，而個體的發展事實上不過是在偶然生命環境影響下的一種簡約的再現。”
——《標準版弗洛伊德心理學著作全集》，第5卷，《夢的解析》，“后退”（1990），第548頁
盡管從分類上看不是精神生命的一種“類型”，但俄狄浦斯概念在弗洛伊德理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之作出獨立的研究。
為了理解俄狄浦斯概念在正統心理分析中的核心地位與意義，同樣重要的是把握其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演進情況。我們已經注意到弗洛伊德的下述主張：除非本能的性沖動從一出生就被視為明顯的和有影響的，否則，人的動力行為及其機能失調就不可能達到臨床上的和邏輯上的一致性。
根據弗洛伊德的圖式，通過一個連續的生物學進化以及人的適當的撫養環境，嬰幼兒注定（不情愿地）放棄“原始”快樂：接近母親的乳房和身體、對母親的關心與慈愛的表面上的獨占性以及括約肌“游戲”的快樂。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贏得強大的、理想化的父母—看護者的正面注意（后者自己現在也基本上是這些相同放棄的“守法”的幸存者）。在用他或她的“基本”快樂換取父母認可的過程中，嬰幼兒通過一個日益增長和不屈不撓的認同過程獲得了“他們的”超我。弗洛伊德把這一過程視為艱苦的、里程碑式的和構成性的。
盡管乳房和其他小“戰場”可以相對容易地被轉讓出去，但孩子的生殖器興奮、快樂和幻想卻呈現為一個更為復雜的本能性戰場。在此戰場上，更多的內部、外部力量參與進來。弗洛伊德在若干場合注意到，產生肉體快樂的神經生理“態度”一旦在經驗中加以確立，便只能不情愿地被放棄。患者之所以對分析治療中的療法“變化”產生抵抗，原因便在于此。
一個自己進食、“斷了奶”且能進行語詞交流的3歲或4歲孩子已經是一個“小人”，具有活躍的和復雜的幻想生活，具有很多技巧，且具有推進他或她特殊的重點和目標的能力。弗洛伊德相信，到了這個年齡，兩性都進行一種積極的“浪漫”運動，以確保異性父母的愛和專注。這項持續幾年的計劃伴隨著手淫的思想和幻想以及未成熟的手淫式自我刺激。這種行為的顯著跡象（至少在弗洛伊德時代）遭到父母的勸阻，令孩子想起了早期的一些禁律，如必須斷奶和保持干凈整潔等。
于是，一個新戰場出現了。
幼兒希望表現得“好”，以取悅于他的父母及其不斷增長的內在代表——超我。“稍大的”孩子通常以一種基本上不存在問題的方式“控制”其進食和大小便，而他或她的特定生殖器沖動和需要，則會不斷地對他或她的終生的意識、傾向和側重點發生影響。在很多方面，一個人對性“需要”和“選擇”——不管是否難以駕馭——的控制都將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其總的命運。這些變化也常常影響國家的命運。
早在兒童時期，與性欲的抗爭就導致了強烈的內心沖突，對這一沖突的充滿矛盾的擴充后來支配了成人的性方案。例如，一個小女孩可能希望她媽媽“死掉”，以便她現在可以成為唯一對她爸爸的床、物品和（將來的）嬰兒提出要求的人。然而，她幾乎無法避免因這樣消除她親愛的媽媽所帶來的問題。在童話中，這個問題以下述方式得以“解決”：把重要的女主人公分為女巫和守護神，或者分為死去的“好”媽媽與邪惡的、活著的繼母。
同樣，渴望成為他媽媽唯一所有者的小男孩必須面對對他親愛的男性“理想”和保護者的清除。在神話和童話中，這種情況常常以這種形式出現：一個“敵人”——常常在某些方面與父親相關——殺了他的父親，或者失去父親的兒子試圖為他的死而復仇。在尋找仇敵的過程中，“沒有父親的”兒子歷經磨難，死里逃生，終成一位神勇的武士，從而博得以各種方式偽裝起來的公主的歡心。（無論在清醒狀態還是在夢中，忠誠和親生父母總是可以平穩地相互置換。）
這些主題的各種變形為大量世界古代和近代的文學作品提供了文本，也為宗教和神話提供了“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