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青春最難將息（簡體書）

前 言

1994年4月，我和一位出生在中國北京、當時居住在日本東京的中國女孩喜結連理。那一年，我29歲。我們在北京舉行了婚禮，之后就回到了東京居住。
婚后，我們夫妻二人去了日本最有名的占卜師朋友高山東明老師在東京新宿開的事務所。面對著這位聲名遠播的“高人”，貪心的我像連珠炮一般，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
“今后，我的事業會一帆風順嗎？”
“還算不錯。”
“將來，我有能力在東京買房嗎？”
“這應該不成問題。”
“身體方面，應該沒問題吧？”
“三十多歲的時候，一切正常。過了四十的話，你就要多加注意了。”
“那我們什么時候會有孩子？”
當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一直面帶微笑的占卜師朋友的臉上，突然泛起了一絲愁云。可是，我卻不以為然地繼續問道：
“第一個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
這時，他一臉嚴肅的看著我們說：
“好吧，請你們二位認真地聽我說。從今以后，請你們把出生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孩子都當成是你們自己的孩子來看待。無論是日本的孩子，還是中國的孩子，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你們生命中最為寶貴的子女。”
看著悵然若失的我，占卜師朋友繼續說道：
“看看我吧。現在的我已經年過半百，但是仍然孑然一身。我也給我自己占卜過，最終的結果是，我將孤獨終老。于是，我把在每天的工作中接觸到的女性都看作是我的夫人，然后，帶著滿心的愛意接待她們。關于孩子這個問題，道理也是一樣的。所以，我雖然一直單身，但我并沒有感覺到孤獨。作為全人類的一份子，我熱愛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女性、所有的老人，我覺得我的人生真的非常幸福美滿。希望你們也能擁有和我一樣的心境，繼續走下去。”
聽完了這些話，我和妻子帶著些許的郁悶離開了朋友的事務所。
時光如水、歲月如梭，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了——
剛結婚的時候，考慮到我們的孩子會是中日混血兒，所以我們把日本“大和民族”的“和”和“中華民族”的“華”結合在了一起，為將來的孩子取名“和華”。后來，我們甚至還商量過，孩子以后是在日本上學，還是在中國上學。
然而，事實正如那位占卜師朋友所預言的那樣，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見到我們的孩子“和華”。
不過，在步入不惑之年的時候，我似乎就已經理解了那位占卜師朋友所說的箴言。“無論是日本的孩子，還是中國的孩子，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你們生命中最為寶貴的子女。”——這句話說的真是太好了。
如果“和華”來到了這個人世間，那么，“他”或是“她”今年應該快二十歲了。所以，我把這本書獻給所有和“和華”年紀相仿的、同樣是“我們的孩子”的中國年輕人。
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我一直親眼見證并且親身體驗著中國和日本“似是而非”的兩種文化。如今，中國正在走的這條經濟發展的道路，曾幾何時也是日本走的道路。現在，中國年輕人心中的煩惱，大部分也都是日本年輕人曾經的煩惱。所以，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中國的年輕人提供一些參考。
今年5月去北京的時候，我去電影院觀看了趙薇導演的處女作《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那是一部讓人無限懷念自己的青春時代的電影。看過之后，我愈發相信，擁有正如電影里所呈現的青春時代的中國年輕人，必將前途無限！
拙著若能為中國的年輕人帶來更多的希望，筆者不勝之至。

近藤大介
2013年年底于東京
第一章 大學改變了誰的青春

如果你對自己目前的學歷或者多年來接受的教育非常不滿，我想告訴你，與其把時間浪費在宣泄不滿上，還不如“向前看” ！
學校的主要作用是培養學生掌握知識的技能，所以如果想學會很難的成語，或者想讀懂氣象圖的話，那么我建議你還是花點時間，去學校學習一下比較好。
但是，那些畢業于清華大學或者北京大學等名牌大學的學生在進入社會之后，就一定會比只有中學學歷的學生生活的更幸福嗎？我并不這么認為。
精英男A君與鄉村女B君
在北京生活的時候，我認識了兩位正相反的中國朋友。一位是畢業于北京大學的“精英男”A君，一位是在浙江省的某鄉鎮學校里僅僅讀完了六年小學的“鄉村女”B君。兩人同是1984年生人，但是在我看來，B君要比A君幸福千百倍。
B君是浙江溫州人，小學畢業之后，她像很多同齡人一樣進入了中學繼續讀書。但是在14歲那年，她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退學，去北京做生意。如今她創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三里屯的亞秀服裝市場里有她經營的珍珠項鏈店；多年來一直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家夜校學習英語，口語表達地道流暢；和一位同樣經商的男士組成了家庭，然后住進了三里屯附近的高級公寓，并于去年產下一子。換句話說，B君收獲了事業與家庭的“雙豐收”。
與B君相比，畢業于北京大學的A君似乎就沒有那么幸福美滿了。目前，A君就職于一家日資企業，月薪人民幣6000元左右。但是，在事業上，他無法做到出人頭地；性格方面，他又十分陰郁孤僻，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連朋友都沒有幾個，更不用說女朋友了；而且自大學畢業之后，他已經換了三份工作，可是直到現在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工作。
在當今這個世界上，既存在“擁有羨煞旁人的學歷卻在現實生活中非常不幸”的人，又存在“沒有學歷卻十分幸福”的人。而對于A君和B君之間的差距，我覺得可以從是否積極向前地面對人生和是否自立這兩方面來尋找原因。
在前進的路上，B君無時無刻不在積極地考慮未來的事情——明天我要做這件事，下個月的營業額要提升到那個高度，明年要把公司發展壯大到那個程度……而A君的大腦里滿是對過去的不滿——我畢業于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可我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肯定呢？
在是否自立這個方面，B君從來不依靠其他人的力量，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判斷過自己的生活。反觀A君，在公司里，他經常把工作推給其他人，很少負責任地完成某件事，在家里，他對母親百般依賴。總而言之，他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不自立的人。
其實，所謂的“教育”就是一個不斷地磨練自己、最終實現個人自立的過程。有的人剛剛小學畢業就已經非常自立了，而有的人可能從大學畢業之后都無法自立。一個人只有步入了“自立”的階段，他所接受的教育才算完成。也就是說，一個人自立與否與他的學歷沒有一絲一毫的關系。
就拿中國的繁體字“習”來說吧（作為一個日本人，在中國人面前談論漢字，我頗有魯班門前弄大斧之感，萬望諸位海涵），這個字形象地描繪了小鳥揮動翅膀練習飛翔的樣子。當小鳥成功地飛上了藍天，在這一刻，它的振翅練習才算告一段落。同樣的道理，一個人無論就讀于哪所著名的大學里、師從于哪位名師，都只不過是“振翅練習”的過程而已。所以，如果有哪位年輕人還在為自己沒有大學學歷，或者不是名校出身而煩惱的話，那么我告訴你：“明天將會發生大地震，中國大陸會沉入海底。”你一定會覺得這是無稽之談，其實你的煩惱也是如此。
曾幾何時，日本也是一個“學歷至上”的國度，但是現在的日本已經完全變了模樣。我所任職的出版社每年都要面試一萬多名求職者，我多次擔任面試官，所以對于面試的過程、提問的內容以及求職者的簡歷都非常熟悉。從大約十年前開始，求職者的簡歷上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學歷”一欄了。不僅如此，向求職者提問說“你畢業于哪所學校”也成了禁忌。因此，身為面試官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些經過了四輪考試和面試并最終被錄用的求職者究竟畢業于日本783所大學中的哪一所，甚至他們是畢業于日本的大學、美國的大學還是中國的大學，我都不得而知。對于這種“英雄不問出處”的做法，很多人認為體現了“不以大學出身對求職者差別對待”的原則。其實，更為深層的原因是，大學出身與工作能力的高低幾乎沒有任何關系。
我本人畢業于日本的東京大學——一所在日本的地位和名氣等同于中國的清華、北大的學府。每年，我的大學同班同學都會組織同學會。在參加了25次同學會之后我發現，雖然我們畢業于日本的最高學府，但是在過去的25年時間里，我們都過著極為平凡的生活——班上一共有50多名同學，其中只有一個人成為公司的社長。說是社長，其實不過是繼承了父親經營的小工廠罷了。進入政府機構或大企業工作的人數量較多，但沒有一個人當上了“高官”，最多管理5到10名下屬而已。有幾個人當上了律師或法官，但都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只有一位成了“金牌大狀”，但是在好幾年前因積勞成疾，郁郁而終。所以說，即便是從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也并不一定都會成為達官顯貴。順便提一句，日本的公司的總經理大多畢業于日本大學這所入學幾乎不費吹灰之力的學校。
傳說中的一個餐廳服務員
在日本東京有一家名為GLOBAL DINING的著名餐飲公司。該公司擁有餐飲店56間，提供日餐、法式大餐等各式餐食，員工總數多達891人。經過多年的發展，GLOBAL DINING公司已經成為了日本東京地區最具代表性的餐飲連鎖集團，并在東京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3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還曾滿懷炫耀之情，專程陪同訪日的美國總統布什光臨GLOBAL DINING。
在一次對GLOBAL DINING公司進行的采訪中，我問：“貴公司以什么樣的標準錄用員工？”該公司社長回答：“我們會盡可能地錄用沒有什么學歷的年輕人。”理由是“根據我們的經驗，高中畢業生比大學畢業生更加適合服務業，將來的發展前景也將是一片大好”。事實上，這家公司的確采用了完全成果主義的方針，旗下各門店的店長以及晉升董事會的董事全都是以高中畢業生身份進入公司的員工，所以該公司社長解釋：“我們并不是對大學畢業生心存成見，目前的狀況只是一個偶然。公司董事會的所有成員，包括我在內，沒有一個人擁有大學文憑，這樣的上市公司真是太少見了。”
1991年，GLOBAL DINING公司在東京澀谷代官山開設了一間能容納100人的美國加州風格的高級餐廳TABLEAUX。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這間餐廳一直是東京都內各國大使館的官員們在交際應酬時經常光顧之地。于是，人們就給TABLEAUX取了一個別名——“夜の大使館”。
在這間餐廳里，有一位“傳說中的服務員” J君。之所有這樣的名號，是因為他能記住所有來店里用過餐的顧客都點過什么。比如，某位顧客上次光臨時，點了什么前菜，選擇了哪種湯，喜歡什么類型的紅酒，正餐是肉類還是魚類，肉要烤到幾分熟，甜點吃了什么，餐后喝的是拉特咖啡還是意大利濃縮咖啡等等。
有一次，我在時隔半年之后，再次來到了TABLEAUX。令我感到萬分驚訝的是，J君竟然真的記得半年前我點過的所有東西。“上次您點的前菜是油炸小蝦，今天我們同樣為您準備了美味的油炸小蝦。另外，從這個月起，我們在前菜中新增加了牡蠣，味道也非常不錯，向您推薦一下……”面對著僅有一面之緣的我，J君如此說道。
“啊，對啊。上一次我的確點了……”
說實話，要不是有J君的提醒，我真忘了半年前在這家店里點過什么東西。甚至剛開始，我還錯誤地認為“難道J君是一個對我有愛慕之情的同性戀者？”但是，當我看到他對店內所有的顧客都是如此時，心中的誤解才得以消除，同時，對他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所以，雖然這家店距離我家很遠，但是從那之后，我還是成為了這里的常客。
記得有一天，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來到了TABLEAUX，正巧坐在我旁邊的座位上。通過他們的言談舉止，我推測這次是兩個人的第一次約會，而且男孩子好像非常喜歡女孩子，所以他才會帶女孩子來這么高級的餐廳。
當兩個人吃完了正餐，開始吃甜點冰激凌的時候，男孩子十分緊張地問女孩子說：“如果方便的話，能不能告訴我你的手機號碼？”對于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女孩子表現出了一絲猶豫。正在這時，J君快步走到兩人身旁，默默地遞給女孩子一張便簽紙和一支筆。就這樣，女孩子的臉上浮現出燦爛的笑容，欣然寫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后來，當我把這件事告訴GLOBAL DINING公司的社長時，他說：“J君好像沒有高中學歷，他只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但是他的記憶力出類拔萃，觀察力也非常敏銳，而且能夠在一瞬間洞察對方的心理。他的這些能力都是我們在大學里學不到的。”
由于在北京分公司的任期已滿，2012年我回到了日本東京。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了一家位于銀座的高級法式餐廳。在那里，我意外的遇到了已經升任店長的J君。屈指算來，我和他已經有十年沒見了。雖然店鋪的裝潢和菜單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他依然清楚地記得我喜歡哪種紅酒。在聊天的過程中，這位在事業上已經取得巨大成功的J君告訴我說，現在他所管理的這家店十分重視對員工的教育，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向員工灌輸專業的服務理念和準則。
由此可見，教育并不會在我們離開學校后就立即結束。
“斯巴達式”教育讓小伙伴目瞪口呆
1965年，也就是第18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東京奧運會）后的第二年，我出生在日本東京。之后不久，我們一家人搬到了位于東京北郊的埼玉縣。我的父親是出生于九州大分縣的農家孩子，母親雖然出生在日本殖民時期的中國臺灣，但是追根溯源，她也是九州鹿兒島縣的農民之女。換句話說，我的父母都出生在類似中國云南省那樣的與首都遠隔十萬八千里的地方。而且，要是按照東京地區的標準日語來衡量，他們所說的話帶有非常明顯的地方口音。
結婚之后，我的父母依然沒有一份滿意的工作，因為兩個人都不是各自家族里的長子或長女，所以他們不需要承擔繼承家業的重擔。于是，兩人最終來到了首都東京。在那里，我的父親在一間小型證券公司找到了工作。之后，我和弟弟妹妹就陸續降生到了這個世界。
父親對日本象棋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據說當得知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是個男孩時，他高興地跳了起來，“終于有可以陪我下象棋的人了！”等我剛剛過完兩周歲的生日，父親就迫不及待地讓我用小手抓起了象棋的棋子。
這就是我接受的最初的家庭教育。現在，每當我回想起當年接受的這種嚴酷的“斯巴達式”教育，都會不寒而栗。
我的童年記憶就是從下象棋時被父親責打開始的。在日本象棋中，如果某一方的“王”無法移動，那么另一方就取得勝利。于是，父親設計了很多棋局，讓我學習如何移動自己的棋子才能置對方的“王”于死地（“將死”）。一開始，我只需要移動一個棋子就能完成任務。接下來，父親又擺出了需要三手才能“將死”的棋局——第一次“將軍”之后，父親把“王”移動到安全的位置，我只有再次“將軍”才能獲得勝利。就這樣，三手棋局逐漸升級為五手、七手、九手……只要我能夠獲勝，父親擺出的棋局的難度就不斷上升。
如果解開了父親的棋局，我并沒有一絲一毫的高興，而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相反，如果我沒能解開棋局，那么父親立即暴力相向——第一次沒有解開，他會用他碩大的手掌扇我一耳光。要是我接連幾次都沒有解開，他會舉起棋盤向我砸過來，同時破口大罵“巴嘎雅路”（日語：混蛋）。這時，年幼的我被嚇得無所適從，只能躲在房間的角落里瑟瑟發抖。就這樣，我的象棋課每天都是在父親的責打聲和我的哭泣聲中告一段落。
不過，多虧了這種特殊的家庭教育，我在5歲時就擁有了下盲棋的能力。比如，我和父親可以一邊在家附近散步，一邊在腦海里勾畫棋局，然后通過對話的方式“下棋”。在旁人看來，這兩個一邊走路一邊說象棋術語的人有些“不正常”，父親卻樂此不疲。而對于我來說，當有人路過我們身旁的時候，我會心里非常踏實。畢竟在這個時候，即使我下了一步壞棋，父親也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打我。不過，在周圍沒有人的時候，他會立即給我一拳。
當我開始讀小學之后，這種“象棋教育”戛然而止。原因是，父親采取的“斯巴達式”教育的成效過于顯著，以至于他再也贏不了我了。這樣的結果嚴重地傷害了他的自尊。于是，在幾次完敗之后，好強的父親終于絕口不提“象棋”二字了，而我也終于從象棋中得到了解放！
可是，在我的心里，“接近就會挨打”的恐懼感早已根深蒂固，即使“象棋教育”已經結束，我仍然不敢和父親走得很近。所以，從那之后，我就再也沒有接受父親的任何教育了。
另外，時至今日，我都很少再接觸日本象棋。但我時常會想，那種嚴酷的“斯巴達式”教育對我究竟意義何在？經過了一番思索，我得到一個答案，那就是它讓我非常輕松地掌握了中國象棋——1995年，我到中國北京大學留學。一位中國朋友建議我：“要想和中國人有深交，你就一定要學會打麻將和下象棋。”于是，我就照他的話學了起來。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自己在下象棋方面的進步程度遠遠高于打麻將。
象棋這種娛樂活動起源于印度，后來依次傳播到中國、朝鮮以及日本。就規則而言，中國象棋和朝鮮象棋非常類似，而日本象棋可以隨意使用被自己吃掉了的對方的棋子，這和中、朝兩國的象棋規則有著顯著的差異。
但是，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小時候接受的“斯巴達式”教育讓我在很短時間內成了中國象棋高手。后來，我去過中國的很多城市。每當遇到有人在街邊下象棋的時候，我都會上前湊湊熱鬧，甚至還有好幾次和素不相識的中國人拼殺一盤。在下棋的過程中，我會向周圍的人打聽他們身邊的趣聞，這樣我不僅可以體會下象棋的快感，而且還能以普通老百姓的視角更加清晰地了解這個城市。如果用一個社會學的專業術語來表達的話，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實地調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也許真的要好好謝謝父親。
與父親不同，我的母親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婦。由于在我之后，她還生了兩個孩子，所以根本無暇顧及對我的教育。于是，她把這份工作委托給了當時和我們同住在一起的她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對我疼愛有加，欣然地接受了這份“教育委員”的工作。一開始，外祖母教我識字。她先在紙上一個一個地寫下“一、二、三……”，再教我這些漢字的讀法（日語漢字源自中國漢字，含義大致相同，但讀法不盡相同，有的相距甚遠）。
與學象棋不同，即使犯了錯誤，外祖母也不會像父親那樣狠狠地給我一拳，所以我被外祖母教給我的這些“方塊字”迷得幾乎到了神魂顛倒的地步，以至于每天都會央求她“多教我一點吧！”一開始，外祖母還會耐著性子多教我一些，但是后來隨著我的“求知欲”越來越旺盛，外祖母索性給我買了一本小學生用的詞典，“從今以后你就跟著這本詞典學吧”。就這樣，外祖母終于從對我的啟蒙教育中解脫了出來。
從那之后，我無時無刻不把外祖母給我買的詞典帶在身邊。功夫不負有心人，我最終在6歲上小學之前就記住了小學六年里要掌握的1096個日語漢字。
　現在中國城市里的父母，幾乎都會不惜一切代價對孩子進行各種“英才教育”。在北京大學留學期間，我遇到過十五六歲就被北大破格錄取的中國“天才少年”，似乎這種“英才教育”真的能讓孩子的才能有顯著的提升。
但是，我的母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鄉下人”，在她的大腦里不可能存在類似“英才教育”這樣的詞匯。再加上我和弟弟妹妹先后來到這個世界上，母親光是為了養活三個孩子就已經筋疲力盡了，哪還有心思考慮什么“精英教育”。所以，我們上的都是家附近的普通公立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