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行政科學評論(Volume 79 Number 2 June 2013 )（簡體書）

告別辭
主編絮語
引言：比較視角下的福利體制改革及其對問責的影響
描繪問責：核心概念與子類型
勞動力市場管理中問責的變化——由集中式問責到共擔式問責？
重塑公共問責：德國、挪威和丹麥的醫院改革
移民管理問責：挪威、丹麥和德國的危機比較
作為政策技術的問責：對歐洲教育績效的審視
中歐與東歐國家的問責：概念與實踐
意大利部長辦公室作用分析：行政改革研究中的遺留和時間性問題
從公務員到自由職業者：葡萄牙公證員制度改革的實證分析
在供給和需求之間：南非參與式發展的局限性
書評

（二）丹麥——“無國籍門”事件
1.背景
從1983年開始，《丹麥移民法》曾是歐洲最寬松的移民法之一。但自1995年以來，這種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隨著反對移民的丹麥人民黨（DPP）獲得選民支持，移民問題在國家政治議程上變得更為重要。2011年全國大選之后，一個自由-保守黨少數派聯合政府上臺。在議會主張“嚴控移民”的政黨——丹麥人民黨（DPP）為自由-保守黨聯合政府提供了其所需的議會支持。這就導致議會從2001年到2011年形成了一種類似于集團-政黨制的丹麥多黨制的狀況。丹麥人民黨的影響意味著移民成了這一時期丹麥高度關注的政治問題。由于丹麥人民黨利用了其影響力這一杠桿，法律經常被修訂（收緊），例如，把移民問題納入與政府的年度國家預算談判中。丹麥的移民政策成為北歐國家最嚴格的政策，申請丹麥公民身份或庇護的移民或難民數量相應減少。法規的諸多變化，對公務員及其依據不斷變化的規則體系進行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挑戰。
2.負責移民事務的組織機構
在丹麥，從傳統意義上講，移民領域的事務是由司法部內不同的理事會來管理的。20世紀90年代初移民事務交由內政部管理。日常的綜合服務則由一個外部的第三方組織-丹麥難民救助會來提供，直到1999年一項重大改革賦予地方政府負責實施綜合政策為止。自2001年到2011年，中央政府的移民事務歸屬到了移民規化部，而丹麥移民服務局（DIS）則具體負責管理諸如《丹麥移民法案》之類的移民條例。2001年到2011年期間，已出現了一些個案，對丹麥移民服務局管理的《丹麥移民法案》提出了質疑。2006年，丹麥移民服務局遵照歸化部長的倡議，進行了改革。在國家審計署對該機構的辦事效率和內部文化發表了批評報告之后，丹麥移民服務局的改革速度隨之加快。這項改革以機構易名、正式組織改組和前任局長辭職而告終。
最終，丹麥也建立了一個類似于法院的正式機構，即難民上訴委員會（RBA）。在丹麥移民服務局拒絕移民尋求庇護或進入該國的情況下，難民上訴委員會擁有相對的自決權和類似于法院的地位。但其自決權受到了隸屬于歸化部的秘書處、隸屬于歸化部領導集體的負責人和上訴委員會部級行政領導集體代表的限制。
3.案例描述
2011年初，這一情況對于廣大公眾來說已變得清晰起來，那時一些無國籍的巴勒斯坦人——在孩提時來到丹麥，現已長大成人——一直被拒絕獲得丹麥公民身份。這種做法是無視國際公約的行為。當時，議會國籍事務常務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來自于社會人民黨）向一家報社的記者秘密透露了這一情況，因為這名議員對歸化部長回應另一國會議員（來自于反對移民的丹麥人民黨）對授予35名原先無國籍的人以丹麥公民身份的質疑言論感到困惑不解。此事引發了一場政府危機。這位丹麥人民黨議員對授予無國籍的巴勒斯坦人丹麥公民身份的數量提出了批評，而歸化部長回應說，她僅僅是在糾正一個錯誤的做法而已。這便導致了這位社會人民黨成員的疑惑：這種錯誤的做法一直持續了多久？這是不是現任部長、前任部長和官僚閣員們有意而為之？簡之，誰應對違反國際公約和拒絕授予無國籍的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負責？
國籍常務委員會在丹麥議會中是一個正式的機構，具有最終控制權并負責授予移民丹麥國籍。然而，相比移民歸化事務部這類國家機構，國會議員缺少管理資源，只能聽從該部的建議，因此議員通常被看作是“橡皮圖章”。此外，在這個案例中，國籍常務委員會的議員們好像成功地啟動了彈劾程序，最終導致了歸化部長羅恩·赫爾貝克女士（自由黨派）的解職。
4.說明
丹麥的“無國籍門”事件必須從丹麥移民領域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來審視。誘發事件是反對移民的丹麥人民黨以質詢形式對授予在丹麥長大的無國籍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的做法，啟動了政治問責。因此，在最初的信息收集階段，就曾要求責任部長按照議會管控規則和慣例到議會分委員會作出解答。在隨后的階段里展開了不同的辯論。移民歸化部長聲稱她只是在糾正現行的錯誤做法，試圖回絕質詢。但這個問題被反對派政客和報紙無意中了解到，從而進一步激發了公眾和議會對政治、行政和專業問責的辯論。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媒體）問責關系在引發危機和使危機不斷升級的過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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