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文果（簡體書）

朱江編著的這本《麥文果（南通的魏特琳）》以美籍護士麥文果在南通的經歷為線索，反映了中西文化在南通的交流與融合，展示了民國初年至1930年代南通的社會狀態。由于引用大量原始檔案，《麥文果（南通的魏特琳）》對西方人士對張謇及民國南通的評價、南通西醫的發展以及抗戰時期南通的慈善救助等方面，有著獨到的挖掘和評述。

應該講，德國人還是非常忠于職守的。王元章在 1938年 5月3日給陳葆初的信里說：“侄對于槍聲炮聲，習聞已久，故亦無怕懼之心。惟今日上午十一前，遇一危險事，吃嚇不小，至今猶心悸不已。”讓王元章心驚膽戰的事情，就是德國人方立熙（信中稱佛倫特許，另外信中提到的牛門即鈕滿）與日本軍官之間的沖突，對此王元章是這樣描述的： 今日上午十時半左右，有日軍官橋本及南木隊長暨士兵二人共四人，至一廠鐘樓頂上，用望遠鏡向城閘路嘹望。廠內德人佛倫特許君，昨日由電廠搬住來一廠，適亦在外散步，見日人登鐘樓，德人亦跟行上前止阻，并說此乃德國人所有財產，在德國旗幟之下，君等不能自由到此用望遠鏡膝望等云。此固德人忠心盡職之處，而不知大觸日軍官橋本之怒，即惡聲相向，向德人大罵。德人亦氣餒而回公司廳。日軍官及士兵四人亦緊隨而到公司廳。時侄在樓上純一兄房內，忽見日軍到廠（日軍已多日不到廠內），不知何事，遂立即下樓。時同事聚圍而觀者，有數十人，及到德人之接待室內，見德人止低聲說一句：“此乃我之職責，君共知乎？”日軍官橋本即應聲而呼： “君乃何人，君安有發言余地？君不過被華人雇傭，月取薪水而已。君每月取薪水若干，廠內德旗之事，我完全知悉。我認識牛門君（德人總代表），我與牛門君系朋友，我認識牛門君在汝認識他之前，汝能阻止我登鐘樓耶！且我之登樓，系嘹望游擊隊，屬于保護廠方之意，廠內各地我可任意各處嘹望，我是日本軍官，君何人能阻止我耶！君豈能以德旗嚇我退我耶！ ”是時，橋本聲色俱厲，愈說愈緊，即從皮袋內拔出手槍而向德人曰：“汝立即走出，否則我立刻將汝殺死。”當橋本拔槍時，圍觀之同事皆狂奔而避，止侄與耕五未走。耕五立即抱住橋本之臂而代解勸。侄當時不免大驚，深恐橋本誤會幫助德人而真正開槍，則定受池魚之殃。侄當時立即向橋本解說，說明此德人系新來，昨日方到廠，不明此間情形，有所冒犯，請息怒原諒，說了很多好話。時德人嚇得面如土色，倒坐在沙發上，不發一語。橋本方始收槍息怒。
1939年3月2日，日軍對大生企業實行軍管。據大生一廠的職工記載：“是日上午十時，南通特務機關長濱本，向本公司一、副、電廠同時發布命令：謂接奉南京軍部之命，勒令大生停工，促進日華合作云云。旋派員率領憲兵隊、警備隊，及鐘淵江北辦事處人員，于上午十一時一刻分赴各廠，勒令立刻停工。所有廠內各辦公室、寢室暨倉庫、工場等處，及公私信件，皆受嚴密之檢查，隨時封鎖，將鑰匙收去。并取去一廠二十七年份賬簿十冊，二十六年以前上海銀行舊折九個，廠圖一張，職員名單一張。副廠取去賬簿及信件一束。警備隊及鐘淵江北辦事處人員，即日起分駐會客室及一部分寢室。并在各處布置崗位巡查，嚴緊取締出人。致大生職員無法辦公行使職務。有一部分職員之寢室亦被占據。
關于勒令停工事件，駐一廠經理德人鈕滿君曾提出抗議。” 值得肯定的是，德國人并沒有畏懼，他們與日本人做著力所能及的有限的抗爭。3月4日傍晚，“一廠憲兵迫令大生經理鈕滿君等德人三名，限于五日離廠赴滬，至遲不得過九日云云。鈕君等以未便離去職守，未允”。
3月8日上午10時，日本特務機關長派人來，繼續促令鈕＿滿等離廠。鈕滿回答說，如果機關長簽發出境之命令，可以離廠。傍晚，鈕滿、方立熙、康諾德等三人被兩名日本憲兵強行監送至天生港。同日上午11時，三廠德籍經理歐納漢由日憲兵監送，取道青龍港乘軍用小汽船往天生港，當晚6時到達。
第二天，4名德國人搭乘南通丸輪船赴滬。鈕滿臨別時，囑咐將他的黃包汽車暫時寄存在麥文果那里。他說曾經跟麥文果面談過，并得到麥文果的允諾，如果遭遇危急情形，一廠的職員可以憑廠徽在麥文果處暫避，工廠的重要物件也可寄存在那里。
1939年4月23日上午11時23分，懸掛在大生一廠鐘樓上的德國旗幟被日軍卸下，改掛太陽旗。為了這面洋旗，大生各廠共開支184343.56元，換來了一年多的安全生產，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大生各廠所欠債務得以陸續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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