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西方經濟理論傳統的查審（簡體書）

第二節市場意識的啟蒙
完成了神性向俗性的轉化，使神圣走下神壇之后，下一步便是教化人們的市場意識，使人們在市場環境下通過提供自己所擁有的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的服務，為社會生產出財富，從而獲取利益。經濟行為人所追求的目標、勞作的方向都需要緊緊圍繞市場需求。
一、基督教新財富觀的確立
市場意識的啟蒙離不開對財富創造、財產權利的合理認知與清晰界定。早期基督教漠視經濟問題和世俗生活，在神俗二元對立的理論框架下，今世的“世福”與來世的“永福”對立起來，世福成為進入永福的障礙。在新約中，耶穌多次談到財富和信仰的對立，比如：“不要為你們積聚財寶于地上，在地上會被蛀蟲咬食、被銹菌腐蝕、被竊賊偷挖。應積聚財寶于天上，在天上沒有蛀蟲咬食、銹菌腐蝕和竊賊偷挖。”（馬太福音6：19-20）“我向你們保證，富人要想進入天國是非常難的。我再重復一遍：富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要難得多。”（馬太福音19：23-24）“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人，你不能既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錢”。（馬太福音6：24）
但是，基督教也并沒有簡單否定人們對世俗世界中物質財富的追求。基督教亞歷山大學派奠基人之一克雷芒就把財富視為上帝的禮物，用以增進人類福利，財富本身只是工具。奧古斯丁也宣稱財富是上帝的禮物，是一種善，但不是最高的善和最偉大的善。他認為，“交易者不應同交易相混淆，交易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但它可能被罪惡的交易人敗壞了”。至托馬斯阿奎那則明確地表達了對私有財產的間接支持。他認為，私有財產并不違背自然法則，而是人類理智的發明。“不可偷盜”、“不可貪戀”這兩條誡命都假定人們有權利按照自己的判斷力去獲取、保留和出售其財產。的確，依自然法的觀點，上帝是世界的主宰，人們出生之時也并沒有隨身攜帶任何財產，但上帝給予了人們使用物品的權利，人們對自己擁有的東西要比對許多人或所有人擁有的東西照看得更好，而對共同擁有則易于提出異議。因此大自然無疑是將所有財產都交給了人類社會，但私有財產作為一種分配制度是對自然法則的補充而不是抵觸。
中世紀經院思想家們最為關心的是財富的不均等及其對道德的影響。他們針對中世紀的稀缺這個經濟問題所提出的解決辦法，一是繼續大力倡導節儉和苦行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在對私有財產和富人做出讓步性承認的同時，在道德上對這一群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富人們被告知，對慈善事業慷慨解囊、救助貧困潦倒之人是一種德行。商人追逐利潤本身可以被容忍和不被譴責，但商人有義務將利潤服務于慈善事業和公共利益，由此，財富轉變為實踐基督教主要美德——慈善的必要條件和手段。基督教會自身在中世紀就掌握了大量財產，因而不僅是那一時代的道德權威、政治權威、知識權威，更是經濟權威。至中世紀晚期，教會所發明的“免罪證書”則明確昭示了教會對于財富特別是金錢的興趣。一個人可以花錢來免除所犯的罪孽并規避應受的懲罰，這固然說明了基督教原罪理論的純潔性受到了挑戰，更反映了教會本身也已搖身一變為謀求財富積累的行為主體。
追逐財富和利潤逐步得到了默許，但財富和利潤的獲得方式仍然有著基本的倫理規范。基督教認為，財富應該是職業勞動的所得，違背這一點，也就違反了“不可懶惰”的誡命。宗教改革之后，隨著職業思想的提出，基督教對于世俗生活的肯定越發明顯。新教職業觀從神學理論上肯定了財富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現世的成功特別是現世對財富的積累是對上帝最大的榮耀和贊美，是被上帝青睞的表征。路德將農民與工匠的地位抬得很高，相對地貶抑商人的地位。因為他認為前二者畢竟是靠自己的技藝與勞力生產制造民生物資；而商人則是靠買賣別人所生產的物品賺取利潤。加爾文不同意這樣的區分，他認為所有的職業只要是對大眾有利益的，則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一律平等，職業無分圣俗。人在現世的努力工作，不是為了改變個人的命運，也不是為了造福于人類，而是為了他人，為了榮耀上帝。每個人都必須在他的職位上刻苦工作，不論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都是有效防止各種邪惡罪孽發生的必要手段。凡能改善人類物質生活、改造社會的，在上帝眼中就是行善。為了實現大同的理想，僅僅依賴傳統基督教思想所倡導的樂善好施是遠遠不夠的，每個人也必須積極參與就業、訂定合理工資及保障窮人的基本生活條件，以達成某種程度的財富再分配。因而，工作、勞動就是個人的一種宗教義務，任何不勞動者都是對神的褻瀆，是墮落的表現。而從政府和教會的角度看，努力涉入世俗經濟事務，為人民和教眾創造就業機會、保護他們的工作權則也是當仁不讓的一種責任。“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天職觀的重要意義在于將個體靈魂得救的方式從宗教活動以及宗教活動名義下的帶有財富分配性質的經濟活動擴展到世俗的日常活動。天職觀與傳統禁欲主義的倫理觀念的搭配，在客觀上促成了對消費的抑制和資本的積累，而覆蓋在世俗經濟活動之上的宗教的神圣性也使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的發育具有了深厚的道德根基。
二、對價格與利息的討論
奠基于上述對財富的基本態度，中世紀經院學者也深刻觀測到當時的交易市場中兩個鮮明的信號：公平價格與利息（高利貸）。圍繞著這兩個概念，進行了一個多世紀的討論。
經院學者十分推崇“公共利益”這一概念，其背后隱藏的正是基于個人經濟欲望的滿足之上的功利主義式的整體考量。“經院學者總是把他們所謂的‘不公平’這一觀念與他們所謂在該意義上公共福利受到損害這一觀念聯系起來。”托馬斯阿奎那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中的公平思想，從黃金法則和交換性質引出公平價格。他認為，公平價格具有主觀性，取決于人們對物品所得利益的大小和對物品帶來效用滿足程度的評價。交換行為應當是為著買賣雙方的共同利益設立的，推而廣之，社會的市場交易行為也是實現和促進公共利益、公共福利的手段。契約平等原則是交易行為的基石，無論是價格超過物品的價值還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都必然會以損害一方利益為條件使另一方獲益，這就違反了公平原則。為此，經院學者認為壟斷者是反社會的實體，會導致操縱價格，那些抬高價格和獲取暴利的人會對公共利益造成危害，因此嚴厲譴責各種中介、壟斷和投機活動。
如果說中世紀的公平價格理論構成了與古典羅馬法的“買者自慎，契約自由”原則之間的鮮明對比的話，中世紀早期禁止利息的觀點也與羅馬法思想發生了沖撞。基督教經常援引以作為對利息和高利貸的譴責的論據，是《圣經》中的兩個段落。第一段出自《舊約》：“你借給你弟兄的，或是錢財，或是糧食，無論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給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給你弟兄不可取利。”（申命記23：19）這一段實際上留有余地，道德法則執行了內外有別的雙重標準，故而對于國家間借貸乃至通過貿易獲利并沒有禁止。第二段取自《新約》：“你們若借給人，指望從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要如數收回……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路加福音6：34-35）這一段在理論上的規定是嚴厲的，對經院學者判定高利貸產生了很大影響，其關鍵在于“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亦即只要是借給人并“指望有所得”，就是在放高利貸。放高利貸收取了利息，就等同于偷了自己的同胞——這是違反了“不可偷盜”之誡。然而，教會對利息和高利貸的解釋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始終隨時代主題的變化而變化。早期的中世紀社會總體上處于農業社會，對高利貸的嚴格禁止也許比較適合；但到了中世紀晚期，當已經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對于資本的生產性需求時，如果頑固堅持舊有思維模式就不利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很適時地，托馬斯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對高利貸原則作了新的解讀。他認為，“補償借貸者因放款而招致的風險和麻煩是正當的”。引申開去，當獲利的機會是一個正常環境的組成部分時，所放棄的利得就轉變為實際的損失。由于十三世紀并未形成十六世紀那樣普遍的金融市場，故而對于阿奎那等經院哲學家的這種近似于后來經濟學理論中的“機會成本”的思辨認識不足。當時的教會采取了一種折中的辦法，即承認存在有息借貸合理性的情形，但應當是例外，因而需要對每一筆具體借貸行為進行審核，未經審核者不得收取利息。而被批準者，或是被認為利率“合理”，或是以有助于公共利益而非以借貸名義得到補償，但這類說辭經常引發更多的爭議。在世俗立法者和基督教內部經院學者的推動下，這種繁瑣的、實際上也無從執行的審查制度終于逐漸地銷聲匿跡，利息也就被接受為一種正常現象。
一個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在于，中世紀經院學者們顯然受到來自兩個相反方向的影響：一方面，古代傳下來并經過基督教加以改造的道德傳統，仍然在約束著人們進行順暢的商品交易的自由；另一方面，對商業活動和商業利潤的渴望已經勢不可擋，不斷催動著決策層釋放更多的自由、容忍與松弛。“與原則聲明中不斷增加的堅定相伴的是在對實施的理解中不斷增加的靈活。”
中世紀晚期的經院學者們對公平價格和利息的討論，是西方經濟理論體系形成的一個先聲。熊彼特曾專門對這一時期基督教學者對社會經濟現象和具體政策的討論作了方法論視角的分析，從而提出了“社會科學起源于自然法概念”的命題。熊彼特認為，人們對自然法的理解存在著一種“糊涂的看法”，即往往把自然法同原始狀態聯系起來，將原始狀態不加審慎考察地等同于公正，這在后來的盧梭對原始意義上的自然人性狀態的贊美可以看出。經院學者并沒有完全顯示出這種傾向，相對應地，他們是借助于自然法尋求理性的指引，來思索人的權利和行為規范，顯然這具有相當程度的思辨性。經院學者對公平與利息的討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正在于它開啟了實證與規范分析的一道閘門，既對歷史現象、經濟事實做出觀測與描述，同時基于理性原則提出獨特的價值判斷標準，經院學者所作的辯護與解釋之間、事實描述與價值判斷之間存在著溝通的橋梁。正如現代經濟學中可以根據壟斷競爭理論分析價格差別現象，同時又可以對這種價格差別做出價值判斷——確定其是否屬于價格歧視、屬于哪一種價格歧視。熊彼特的那句話因而不無道理：“從歷史上說，現代經濟學產生于經院作家。”
三、世俗政權對經濟的管理
如果我們把以晚期經院哲學的演變為代表的基督教思想漸變過程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內生條件的話，那么在此之外——在人的精神、思想領域之外——在實際的社會經濟生活之中，也已經出現了孕育世俗主義的深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