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的政治：當代都市的業主維權和社區建設（簡體書）

郭于華：博士，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農村社會學、口述歷史研究；重點關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社會關系、社會公正與公民社會建設。著有《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2013）、《傾聽底層》（2011）、《死的困擾與生的執著——中國民間喪葬儀禮與傳統生死觀》（1992）等。
沈原：博士，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勞工社會學、經濟社會學；主持“都市運動與社區自治”、“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等多項研究課題。著有《市場、階級與社會》（2007）、《社會轉型與新生代農民工》（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六輯，2013）及論文多篇。
陳鵬：博士，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教師。研究領域為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城市社區治理；主要研究成果有《當代中國城市業主的法權抗爭》（2010）、《國家—市場—社會三維視野下的業委會研究》（2013）等多篇論文。

郭于華、沈原、陳鵬等幾位，都是長期關注中國社區維權的學者，他們都懷著極大的熱情，予以冷靜的觀察，書寫了中國社區維權運動的艱辛、艱難、艱苦的歷程，展現了中國公民社會扣人心弦的萌芽歷史和心路軌跡。
本書既是對中國公民社會、維權運動的細膩描述，也是對中國公民社會、維權運動的深刻反思——如果你想成為具有公民精神的個體，那么本書是你自由成長的參考讀物、行動指南。

第1章 導論：私人生活空間的公共轉化
一、城市化進程與居住形態的演變
二、日常生活的政治
三、維權行動——私人生活空間的公共轉化
第2章 都市運動的基本譜系
一、都市運動的實踐：抗爭空間、組織機制與行動策略
二、都市運動的譜系：權利認同、公民生產與社會重建
第3章 社會生產的雙重困境：“國家化”與“市場化”
一、社會生產的新契機
二、理論回顧
三、社會生產的兩條進路
四、困境抑或路徑
附錄：業主委員會的四種基本類型
第4章 產權界定的權利實踐：“主體錯位”與產權建構
一、經租房問題：一項用于透視產權界定的關鍵個案 第1章 導論：私人生活空間的公共轉化
一、城市化進程與居住形態的演變
二、日常生活的政治
三、維權行動——私人生活空間的公共轉化
第2章 都市運動的基本譜系
一、都市運動的實踐：抗爭空間、組織機制與行動策略
二、都市運動的譜系：權利認同、公民生產與社會重建
第3章 社會生產的雙重困境：“國家化”與“市場化”
一、社會生產的新契機
二、理論回顧
三、社會生產的兩條進路
四、困境抑或路徑
附錄：業主委員會的四種基本類型
第4章 產權界定的權利實踐：“主體錯位”與產權建構
一、經租房問題：一項用于透視產權界定的關鍵個案
二、產權界定的主體錯位
三、產權界定的策略
四、產權錯位界定的邏輯碰撞與原因探析
五、產權具有建構屬性
第5章 業主維權的訴訟策略：“加碼邏輯”及其意外后果
一、問題的提出
二、MLY案業主的維權過程與訴訟策略
三、MLY小區業主訴訟維權的行動策略分析
四、加碼邏輯的形成及其制度空間
五、結論與討論
第6章 業主維權的組織形式：社區自治與“跨區聯合”
一、萬人聯署事件：發出全國業主們的聲音
二、“業申委”的興起：在跨社區層面新的“中間群體”的形成
三、公民知識的產生、傳播和吸納211
四、結論
第7章 社區政體的二重維度：從“維權”到“自治”的轉型
一、業主維權：從“上訪”到“立法”
二、業主自治：從“內部”到“外部”
三、業主運動：從“產權”走向“公民權”
第8章 邁向對公民成長的社會學理解：公民的勇氣與智慧
一、案例概況與制度背景
二、抗爭空間的營造
三、抗爭空間的形態
四、簡單的結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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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居住的政治”？
居住，不僅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項基本內容，而且還構成日常生活得以展開的物質活動基礎。住宅是人們賴以棲息和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質實體”，在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質實體中，住房可能是體積最大、價值最高、對于人的庇護性最強的實體，甚至可能陪伴人的終生。因而，住宅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人們展開生活、培育家庭、建設家園所必需的空間載體。
正如阿倫特所指出的，每個人的存在都展現在兩種生活領域中，一個是私人生活領域，另一個是公共生活領域。前者是滿足個人生活的需要和由欲望所驅動的領域，家庭生活以及個人獨有的、僅僅關涉到自己生活的事務都屬于私人領域；后者則是通過追求公共福祉、維護公共利益而表現的公共行動領域。這就是說，日常生活以家庭生活為基點來展開，并構成主要的私人生活領域。但是這種私人生活領域本身也具有實現向公共領域轉化的潛能。
通常而論，家庭生活是非政治的，公共生活則是政治的。政治就表現在公共性中。公民對公共生活的關注通過公民行動而表現，這就是思、言、行。在公共領域中的思想、言說和行動表現了公民個人的公共精神。實際上，公共生活空間是每個人自我展示的空間，而自我展示的方式是通過公共的思想、言說和積極的行動來實現的。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理性的自由討論和公開言說是公共領域存在的條件和表征。
對于每個人而言，正是因為有了公共生活的長期熏陶和滋養，才使得他們的公民性（civility）獲得發展和提升，從而建構起一個具有高度自治意識和自治能力的日常生活領地。這種日常生活領地通常也成為人們抵制體制“殖民化”的主要源泉。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現代社會所面臨的一個重大的理性化危機。在當代西方社會，惟有重建日常生活世界才能使現代社會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就中國社會而言，新中國建立之初的政權是一個全能主義的政府，力圖實現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居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國家負責提供和管理。城市通過單位制度、農村通過人民公社制度而有效地實現了對城鄉社會的高度支配。這些表明在我們的國家中從一開始就少有真正的私人生活領域。隨著后續一系列政治運動的展開，居民的日常生活被進一步政治化，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渲染和裹挾，到文化革命而至其極。那時，真正意義上的日常生活，即人們自組織的社會生活不復存在，政治話語滲透到家庭之最為隱秘的領域。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的出現，中國民間社會得以稍稍成長，居民自組織的日常生活才逐漸獲得了較大的空間。然而，雖說這種生活空間是在市場化改革中由國家主動釋放出來的，但國家卻從來就沒有放棄對它的控制權和主導權。不難發現，至少是在改革以后的城市基層結構，一方面顯現出社會自我發育的某種跡象，另一方面則是基層國家政權建設的日益增強。這表明，無論是改革前，還是改革后，中國社會背景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始終充滿和彌漫著國家權力的滲透、構造和把握，從而使得人們的日常居住生活變成了一種國家事務，并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
其實，日常生活作為國家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并不足為奇。問題的關鍵在于，改革前后國家對日常生活的治理形式和邏輯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從宏觀層面來看，有論者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經歷了一個“從總體支配向技術治理”、從“直接治理向間接治理”轉變的過程，并呈現為一種“治官權與治民權分設，上下分治的治理體制”。就城市基層社區而言，改革以來的一個基本發展趨勢是要求從行政管理型向居住自治型的轉變。
在我們看來，轉型期家庭生活的政治化及其演變呈現出多種表現，而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所出現的城市新建居住小區正是一個重要類型，它集中代表了一種新型公共空間的出現，意味著社會基礎關系結構的轉型。在這種新型公共空間里，業主自己組織起業主大會并推選出業主委員會，主動參與涉及他們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務，而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以及討論場所的存在正是公民社會的主要特征。因此，業主委員會的公民社會性質應當是無可置疑的，在其目前的發展階段上，我們至少可以將其稱為“住宅社區的公共領域”。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新興的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與舊式單位大院的公共性有著根本的不同，后者服從的是單位政治的邏輯，在單位制度序列中的個人和家庭生活很難逾越工作情境里那些約定俗成之規，而自由居住時代的購房者所挑選的小區性公共領域，則是布爾喬亞的公共樂園。當然，這種公共樂園并不意味著它能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片完全凈土，市場和國家治理之手仍會頻頻出現，并給業主們的公共生活帶來重大變數和深刻影響。這背后其實涉及到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根本特性問題。
當然，時至今日，從行政管理型向居住自治型的轉型過程尚未完成；相反，隨著中國社會各種利益矛盾沖突和群體性事件的日趨頻繁，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對基層社會的管控以實現其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從中央層面來看，《物權法》（2007）、《物業管理條例》（2003）和《居民委員會組織法》（1989）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布和施行，從制度層面賦予了基層城市社區廣闊的自治空間，讓業主通過民主選舉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進而實現自治的有效治理。但是，這種制度權利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卻常常會遭受到來自體制力量的嚴重擠壓和宰制，而諸如“一票否決”、“零指標”等政績考核指標的設置更成為懸在基層政府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使得基層政府不得不將“維穩”作為其第一要務。這也就造成所謂的業主和居民的自主生活常常被籠罩在權力的監視和管控之下，甚至會頻頻遭遇權力的直接干預和打壓。在此意義上，對于普通業主而言，所謂的日常居住生活就不再僅僅只是一種簡單的個人事情，而是一種需要與國家權力不斷打交道進而雙方之間相互沖突、斗爭和博弈的公共生活。換言之，這種日常居住生活已然構成了中國社會背景下政治生活的獨特形態。
當居住和生活變成一種國家事務，并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內容時，居住就因此而獲具了政治的含義，也即“居住的政治”。這種新型的政治形式，雖然不同于正式的國家政治，但卻又與國家本身有著密不可分的天然聯系。斯科切波認為，國家作為一種組織制度系統是一個自主的行動主體，國家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和偏好。國家的策略和行動不僅構成了居住政治的重要源泉，而且直接塑造了居住政治的表現形態。
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展開，中國城市社會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居住革命”。一時間，“居住改變中國，民主從社區開始”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
那么，居住究竟如何改變和塑造人們的生活呢？從最為直觀的層面來看，相較于改革之前的居住形態，無論是房屋的內部結構還是居住小區的外部環境都有了極大改觀，人們的居住需求和居住品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居住物質性滿足，也使得人們對精神生活的品質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這種從個人物質生活向公共精神生活的轉變，正是建立在居民成為住房主人這一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當住房成為一種私有財產時，實際上也就打開了通往公共生活之門。正如阿倫特所言：“占有財產意味著握有一個人自身生活的必需品，因而潛在地成為一個自由人。……私人財富成為進入公共生活的前提條件”。一個人在擁有了自己的財產之后，才可能形成獨立的人格、自主的表達意識，才可能積極關心自身的利益并參與公共討論。
同時應當看到，當居住空間從國家的緊密控制滑向市場的自由選擇，它就成為私人的競技對象。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公房截然不同的是，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出現的新建居住小區正是一種以私有財產為核心、以共有財產為紐帶的利益共同體。這里既是平凡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心，也是各種利益、矛盾、沖突、斗爭、博弈得以展開和進行的“戰場”和“操練場”，個人會有意無意地卷入到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之中，從而使得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由此可見，住房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其本身的居住功能，而是日漸成為中國公民社會發育和成長的一塊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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