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里(中英雙語)（簡體書）

斯金納的解析極為成功。此書明晰、準確，是今天我們所能讀到的對馬基雅維里思想的*好導讀。

——《意大利季刊》 費利克斯•吉爾伯特

這本篇幅甚小的書，容量極大，完全可以納入思想家評傳的經典之列。

——政治學學者任劍濤

序言
任劍濤

《馬基雅維里》，是一本“大家”寫“大家”的小書。
先說作者。昆廷•斯金納堪稱“大家”。他早就蜚聲國際政治學界。評論者認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值得閱讀的十個作者之一。因為他在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論、時政評論等方面的貢獻，有著顯見的創新和獨到的闡釋，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評論。並且以他為核心，創立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劍橋學派，儼然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獨闢蹊徑、一開新風，堪稱典範。在中國，斯金納的盛名基本上限於專業學術圈。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研究者大有不認同劍橋學派，就歸屬施特勞斯學派的勢頭。但對讀書界來講，斯金納還是需要隆重推出的大師級人物。
次說傳主。馬基雅維里聲望隆盛，一般意義上的“大家”甚至難當其名，這似乎不必多說。但他一方面享有現代政治思想奠基者的聲名，另一方面則飽嚐邪惡導師的指責。到底馬基雅維里應該以何種形象入史、以怎樣的理論家面目示人，就成了一個問題。這也許是思想大家的趨同境遇：是大師，就得面對人們不斷的重寫，遭到不同趣味人士的理解或曲解，接受人們的崇敬禮讚或嚴厲指責。而斯金納以大家眼光，重新書寫馬基雅維里，就是想為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正本清源，還其真實面目。
“大家”寫“大家”，似乎應該以如椽巨筆，寫成皇皇巨著。否則，就與作者和傳主的身份地位不太相稱。但斯金納這本《馬基雅維里》實在是一本小書。小書，是就其篇幅來講的。不到十萬字，就將開現代政治思想先河的大師“打發”掉了。這樣的篇幅，對馬基雅維里這樣的思想家來說，實在是有些小得可憐了。斯金納以這麼小的篇幅評說馬基雅維里，一者與作者的約稿方要求有關，二者也與他不憚其小、申論宏旨的書寫定位有關。因此，這本篇幅甚小的書，容量極大，完全可以納入思想家評傳的經典之列。
斯金納這本書有三個值得讀者高度關注的重要貢獻。
一是他確立的政治思想史敘事進路。別看這是本篇幅很小的書，但它貫穿了劍橋學派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意識。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劍橋學派以兩個拒斥為先導，立定自己獨特的思想史方法：一是拒斥那種思想史家以自己的主觀價值偏好理解歷史上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避免偏離文本與時代，曲解思想家的思想。二是拒斥單純以一個政治思想家的時代氛圍來理解其思想的進路，杜絕矮化思想家，做大時代反應，將思想家僅僅當作時代符號。兩“破”為一“立”：劍橋學派主張，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語境中的思想。所謂語境，不僅指思想家所處時代、付諸行動這個大語境，而且也指思想家著述這個思想小語境，更指思想家與時代互動呈現在著作中的整全語境。於是，劍橋學派，尤其是斯金納，重視文本解讀、語言分析、行動導向、概念清理、修辭手段的綜合研究。
以這種看起來更為健全的方法作為指引，劍橋學派的旗幟性人物斯金納，在對傳主馬基雅維里做評傳之時，確實比較有效地避免了兩個陷阱：一是像施特勞斯學派那樣以自己的主觀價值偏好，對馬基雅維里這樣的研究對象進行詆毀謾罵。二是像流行於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主流範式那樣，將馬基雅維里這樣的思想家處理為現代政治興起的象徵符號，似乎思想家僅僅是時代與社會的應聲蟲。在斯金納筆下，馬基雅維里的形象就此豐滿起來。一個劍橋學派*值得重視的研究對象，*有力反映思想與行動互動的傳主，活靈活現地浮顯在他的筆下。
這本書的第二個貢獻是，斯金納對馬基雅維里進行了有效的歷史還原、形象重塑，完成了他確立的“重覓過去”的研究任務。本來，這是一本篇幅甚小的書所難以完成的任務。因為，馬基雅維里的著述不少、思想豐富、經歷複雜，如果要面面俱到、夾敘夾議，還真是需要很多篇幅才能竟功。加之斯金納又確立了那麼剛性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以此方法來處理像馬基雅維里這麼適中的對象，細部的展開，也許更容易展現其方法的精妙。但斯金納的功夫就是了得。即便篇幅限定了，也不妨礙他將其特殊方法悉數動用起來。
斯金納書寫馬基雅維里，首寫人生重要經歷，次寫重要著述要點。寫人生經歷的時候，將思想與行動連貫起來，讓人們對馬基雅維里的所思所想有所期待，做好理解他思想的心理預期。在概述他重要著作的時候，斯金納將之與傳主的個人經歷、國家處境、時代狀況、外交關係諸因素貫穿起來，其所思，其所行，水乳交融。這就避免了要么流連於思想家著述的字裡行間，望文生義；或者執著於時代背景，小看了思想家的觀念創制能力。
馬基雅維里之所以一開現代政治思想風氣，與他的特殊經歷具有密切關係。說起來，馬基雅維里並不是一個力斷眾流、首開新潮的人物。他有著那個時代所有重要人物的共同特徵：在人文主義氣氛甚為濃厚的佛羅倫薩，其人文修養功夫甚好，這為他晉身政界提供了台階。同時，他對意大利的統一建國，縈懷於心，對內思考政治整合，對外比較國家建構，視野甚為廣闊，行動導向極其明確。這樣的高層經歷，恐怕也是馬基雅維里足以洞穿政治的決定性條件。加之，他從高層政治摔下來，墮入民間，緊張的教訓歸納，與重出江湖的應急考量，讓他著力製定了再次躋身政界的對策性建國方案。不過好運不常，馬基雅維里以政治生涯而輝煌，也因政治經歷而深沉，但*後則因政治失意鬱鬱而終。但正是因為他與政治的終生糾纏，才足以深刻領悟政治的真諦。斯金納開篇對之的敘述，就將馬基雅維里足以掀動現代政治思想革命的時代大背景與個人小處境，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個理論政治家與實踐政治家錯位交疊的馬基雅維里立體形象，就這麼呈現在人們面前。
斯金納在敘述馬基雅維里的生平、經歷後，對他三本重要著作進行了縷析。無疑，馬基雅維里之成為馬基雅維里的理由，首先在於他撰寫了《君主論》。下決心成為“君主智囊”，是他寫這本現代政治學開創性著作的*強勁動力。這本書讓馬基雅維里蒙受了邪惡導師的污名。斯金納經過分析，認為這一指責過於嚴重。考慮到馬基雅維里所處時代的人文主義風氣、他的政治實踐經歷，他之所以鮮明推崇君主臨機應變的政治化舉措，實在是當時政治的發展需要正當化時運之上的德性。這裡的德性，不是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學意義上的美德，而是一種審時度勢、當機立斷、與時俱進的綜合能力。人文主義重視時運，馬基雅維里視其為迂遠。在建國之際，人們豈能採取治國之時的政治方略。尤其是關乎國運的君主，德性要講，政治能力更為重要。斯金納特別強調，這是馬基雅維里經歷佛羅倫薩共和衰亡給他的深刻啟迪。這哪是一般和平狀態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能理解的主張。那些單純幼稚的古典學家，在這裡，就像馬基雅維里時代的人文學家一樣，露出不懂政治的怯懦來。
馬基雅維里的研究者，常常以他思想的另一面為他開脫邪惡導師的指斥。在《君主論》之外，他的另一本著作《李維十論》（本書中譯為《論李維羅馬史前十卷》），被人認讀為反映了馬基雅維里政治理想的作品。在這本書裡，馬基雅維里表現出對古典共和主義的偏愛，似乎這才是他涉論建國的理想寄託。在斯金納看來，這本書乃是一本著述宗旨與《君主論》完全一致的作品。只不過，兩書的落筆重點，略有不同而已：如果說《君主論》主要是提請君主注意，運用政治手段強力建構國家是其要務的話，那麼，《李維十論》不過是藉助羅馬史學家李維的著作，來申發如何可以成功建構強大國家的想法。馬基雅維里兩本重要著作的宗旨，其實是一以貫之的。這就有力矯正了馬基雅維里研究中將兩者對立起來分析的習慣性思路。
馬基雅維里認為，共和建國，基點應落在古典的集體自由上面，重點應落在建國者對時運與德性的綜觀把握能力上。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為自己民族創制強大國家，那不過是一種運氣。而再造國家的政治家，應當開創一種更具有延續性、足以整合平民德性的法治體系。這樣才能杜絕國家的朽敗，保證國運昌盛、歷久不衰。而足以維護國家時運與德性的適時匹配，在政體上莫過立於自由的混合政體。著眼於此，《君主論》的主題便得到深化與拓展。斯金納就此成功地彌合了分裂的馬基雅維里形象。
斯金納的這本書，主要篇幅都在縷述《君主論》與《李維十論》中蘊藏的馬基雅維里政治思想。在對之條分縷析，力闢流俗之見，展現馬基雅維里思想全貌之後，他用十來頁的篇幅，評述了馬基雅維里晚年的重要著作《佛羅倫薩史》。這部著作的嚴格歷史學意義是不足的。但之所以單獨拿出來品評，是因為這部著作體現了馬基雅維里關於建國的一貫思想：杜絕國家的朽敗，尋求對內激活政治體能量的衝突，確定對外的軍事擴張戰略，以保持國家的生機活力。尤為關鍵的是，對馬基雅維里而言，撰寫這部授命而作的歷史作品，事關他的家鄉情懷。在斯金納看來，馬基雅維里的政治思想時時處處遊蕩著一個幽靈—佛羅倫薩，這個城邦的興盛與衰敗，是激發他政治思考靈感的源頭活水。這也許是斯金納不得不花費一些筆墨處理這本書的緣故所在。
斯金納在馬基雅維里的著作中選取《君主論》、《李維十論》和《佛羅倫薩史》進行專門討論，絕非無意之舉。他自陳，選取這三本書討論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是因為三本書恰好呈現了馬基雅維里政治思考緊密關聯的三個方面：“《君主論》是希望向君主進諫，如何通過建立'偉業'贏取榮耀，《論羅馬史》（即《李維十論》—序者註）是力圖解釋某些城邦為何'能夠崛起'，羅馬為何能脫穎而出，成為'超級強權'，創立'輝煌功業'。”而《佛羅倫薩史》在全力闡釋一個城邦或國家如何可以避免朽敗，走向衰亡。三本書的主題是內在呼應的：確立建國任務，刻畫建國典範，避免建國誤區。斯金納以簡明扼要之筆，描摹了完整的馬基雅維里政治思想圖像。
斯金納這本書第三個方面的貢獻是，在重塑馬基雅維里形象的細節上進行的精到分析與準確刻畫。如果說全書的宗旨是論述馬基雅維里政治思想旨在處理國家建構中的時運與德性關係的話，那麼，斯金納在一系列具體論述中，澄清了對馬基雅維里的種種不當論斷。他確信，政治思想史家是“記錄的天使，而不是殺人的法官”。因此，還原馬基雅維里之為馬基雅維里的真實語境，就成為他不懈努力的目標。他堅決拒斥施特勞斯學派那種將馬基雅維里視為邪惡導師的血口噴人，試圖以更為寬容的態度對待馬基雅維里推崇君主骯髒政治手段的主張，並且嘗試理解馬基雅維里這種主張的個人經歷、時代處境、國家命運、國際政治諸方面的思想動力。基於此，他在全書的具體論述中，隨時呈現出為馬基雅維里清污的努力。
這樣的清污，在書中處處可見。開篇，斯金納就明白無誤地指出，他寫馬基雅維里，就是要在古典哲學和文藝復興哲學的思想語境、16世紀初意大利城邦生活的政治語境中，領悟他的所思所想。接下來，在全書的具體論述中，斯金納先是將馬基雅維里放到他生活的社會中，描述他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政治狀態。清理他心儀和討厭的古今政治家，分析他打過交道的政治家及其得失，凸顯了馬基雅維里之所以切入政治思想世界的綜觀動力。在解析馬基雅維里的兩本重要著作的時候，斯金納澄清了馬基雅維里那個時代關於運氣與德性的複雜含義，這就有助於人們準確理解馬基雅維里討論建立國家與繼承國家的劃分、區隔和貫通時運與德性的進路、追求物質與尋求榮耀的劃分、重視美德與推崇權謀的不同立意。人們也許會理解，馬基雅維里對根本美德與君主美德刻意嚴加區分的意圖，絕不在淺層的權謀，而在深層的政治寓意。在馬基雅維里一生中，他總是處在古典人文主義的精神氛圍和共和主義推崇美德的政治取向牽引中，但他對權謀詭詐之術的倡導，旨在表明自己試圖為真正“政治的思考”開闢一條通路。為此，他提倡君主不講道德，主張國富民窮，力推貧富衝突，狂熱要求建立公民軍隊，推崇對外擴張，因之掀動一場政治思想上的“馬基雅維里革命”。
這場“馬基雅維里革命”，其實是一場矯正當時人不做“實際上”要做的事情，非要做“應該做”的事情的時風的革命。這場革命，讓人們意識到，人文主義所主張的那一套東西，是一種單純幼稚的東西。對一個處在建國關鍵時刻的國度來講，一味地對建國者即君主灌輸美德，其實是相當不理性的、災難性的做法。從美德的視角看，為善的優先性自不待言。從政治的角度講，當時勢不允許行善的時候，就該當機立斷，下定為惡的決心。這是一個把握國運的君主必須具備的、審時度勢的能力。否則，就會像馬基雅維里家鄉的政客們一樣，在共和國面臨危機的時候，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由此，他畫出了自己與古典人文主義以及古典共和主義的重要界限：在適時的時候，放棄德性，堅持理性。這對主政者即君主來講，以獅子的兇猛和狐狸的狡猾雙重手段，對付複雜的政治局面，把握建國與治國的要領，乃是決定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正是基於這樣的冷峻理性觀念，君主才足以把握建國時運，也才能在治國之時，掌握臣民敬畏與仇視的兩個端點，有效供給國家秩序。
“馬基雅維里革命”，乃是一場政治理性對道義邏輯的革命。這對一切單純崇尚美德傳統的人來講，確實是一場無法接受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站在現代建國的歷史起點上，馬基雅維里及時掀起了這場革命，而為現代國家打開了歷史閘門。在馬基雅維里的思想中，不是不講道德，而是不講具有無條件優先性的道德；不是不重視美德的地位與作用，而是拒絕將道德置於一切事務的前置地位，將之視為一種後置的結果。這是斯金納在書中沒有直接得出的結論。但可以從他對“馬基雅維里革命”的語境縷析中推導出來。
這就是斯金納此書“重覓過去”的*大貢獻：現代政治思想的生成，原來並不是馬基雅維里個人的偏好，而是政治觀察的深刻洞見。施特勞斯學派對馬基雅維里的憤憤然，原來是因為也期待政治洞察力的他們，不太理解馬基雅維里的苦心孤詣所指，有慮及此，似乎完全可以釋然放下。
大師小書，值得精讀。

第二章君主智囊

馬基雅維里革命

馬基雅維里給新君主的建議分為兩大部分。他的第yi個根本論點是，“所有國家的主要基礎”都是“好的法律和好的軍隊。”而且，二者中好的軍隊更重要，因為“沒有好的軍隊，就沒有好的法律”，相反，“有好的軍隊，就一定有好的法律”（42—43 頁）。他以典型的誇張語氣說，真諦就在於，明智的君主除了“研究戰法戰例”，“不應有其他的目標和興趣”（51—52 頁）。

然後，他把軍隊分為兩個基本類型：僱傭軍和公民軍。意大利各國幾乎全部採用僱傭軍，但馬基雅維里在第十二章集中火力攻擊了這一制度。“多年以來”，意大利人一直“被雇傭軍控制”， 後果令人震驚：整個半島“被查理蹂躪，被路易洗劫，被費迪南德掃蕩，被瑞士人羞辱”（47 頁）。這樣的結局完全在意料之中，因為所有的僱傭軍都“百無一用，反添危險”。他們“彼此不和，各懷野心，軍紀廢弛，毫無忠信”，如果他們還沒毀掉你，那隻是暫時的， “一旦需要他們上陣，你就在劫難逃”。（43 頁）對馬基雅維里而言，結論不言而喻，他在第十三章中極力主張，明智的君主永遠“不要使用這種軍隊，而要組建自己的武裝”。他甚至按捺不住加了一句荒謬的斷語，說他們“寧可率領自己的軍隊承受失敗，也不願藉助外國軍隊獲取勝利”（49 頁）。

如此激憤的語氣令人困惑，如果考慮到多數史家都認為僱傭軍是一種有效的製度，就更需要解釋一番了。一種可能是，馬基雅維里在此處只不過遵循了某個文學傳統。亞里士多德、李維和波里比阿都曾強調，為國從軍是真正公民精神的體現，從萊奧納爾多•布魯尼師徒開始，佛羅倫薩的數代人文主義者都繼承並發揚了這個觀點。然而，即使在效法他*敬重的權*時，馬基雅維里也極少如此亦步亦趨。更合理的解釋是，雖然他是在普遍意義上攻擊僱傭軍制度，縈繞在他腦際的卻是家鄉的悲慘遭遇，在與比薩的長期戰爭中，僱傭軍將領的確讓佛羅倫薩蒙受了一系列的恥辱。不僅1500 年的戰役慘不忍睹，1505 年的新攻勢同樣可悲：戰鬥剛打響，僱傭軍的十位連長就在陣前譁變，不到一個星期，計劃就流產了。

我們已經知道，1500 年的災難發生時，馬基雅維里發現法國人對佛羅倫薩人冷嘲熱諷，這讓他深受刺激，鄙視的原因就在於軍力太弱，甚至連比薩的叛亂都無法平復。1505 年噩夢重演後，他決心採取行動，制訂了一份用公民軍取代佛羅倫薩僱傭軍的詳細方案。大議事會於同年12 月暫時批准了提議，授權馬基雅維里招募士兵。第二年2 月他已準備好在市內舉行首次閱兵遊行，盧卡•蘭杜奇觀看了表演，大為嘆服，在日記中寫道：“大家認為，這是佛羅倫薩有史以來*好的儀式。”1506 年夏，馬基雅維里寫了《論籌建步兵》b ，強調“難以把希望寄託在外國的僱傭軍身上”，佛羅倫薩應當“用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公民武裝起來”（3 頁） 。到了年末，大議事會終於被說服了，成立了一個新委員會—“公民軍九人團”，馬基雅維里任秘書，佛羅倫薩人文主義者*珍視的一個理想終於變成現實。

1512 年，馬基雅維里的公民軍奉命守衛普拉托，卻被進攻的西班牙步兵輕鬆擊潰—我們或許以為，如此悲慘的表現會澆滅他的熱情，然而，他對公民軍的信心絲毫沒有動搖。一年後，他仍在《君主論》篇末極力勸說美第奇家族，他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建立佛羅倫薩自己的武裝（90 頁）。1521 年發表《戰爭的藝術》（他生前唯yi出版的治國術著作）時，他還在重複同樣的觀點。整個第yi卷都在反駁質疑公民軍作用的人，極力維護“建立公民軍的做法”（580 頁）。馬基雅維里當然承認，這樣的軍隊並非戰無不勝，但他堅稱，它比其他任何類型的武裝都優越（585 頁）。他誇張地總結稱，把一位質疑公民軍想法的人稱為智者完全是自相矛盾（583 頁）。

至此我們就明白了，馬基雅維里為何覺得切薩雷•博爾賈是一位非凡的軍事統帥，並且在《君主論》中斷言，給新君主的*佳建議就是仿效這位公爵的行為（ 23 頁）。我們知道，公爵殘酷地決定處死僱傭軍首領，建立自己的軍隊時，馬基雅維里正好在場。這個大膽的策略似乎對馬基雅維里的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君主論》第十三章剛談到軍事政策的時候，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到這個例子，並把它作為新君主應當採取的典範措施。他首先稱讚博爾賈清楚地認識到僱傭軍首領由於缺乏忠誠，是潛在的威脅，應當無情地除掉。馬基雅維里甚至誇張地吹捧博爾賈，說他已經抓住了任何新君主若要維持政權都必須理解的基本道理：不再依靠時運和外國軍隊，招募自己的士兵，做“自己軍隊的絕對主宰”（25—26 頁、49 頁）。

軍備和君主，這就是馬基雅維里《君主論》的兩大關鍵詞。因此，他要讓同時代的統治者明白的第二個道理是，希望登上榮耀頂峰的君主不但應有強大的軍隊，還必須培養君主領導術的恰當品質。關於這些品質的內涵，古羅馬的道德論者曾做過影響深遠的分析。他們首先指出，所有偉大的統治者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因為除非時運女神保佑，單靠人的努力，我們是不可能實現*高目標的。但我們在前文談到，他們也相信一些特定的品質（陽剛男人的品質）易於獲取這位女神的眷顧，從而保證我們幾乎沒有懸念地贏得名譽、榮耀和聲望。這種想法的邏輯在西塞羅的《圖斯庫蘭論說集》中總結得*為精闢。他宣稱，如果我們的行動是源於對德性的渴望，而不是贏得榮耀的盼望，那麼只要時運女神庇佑，我們反而*可能贏得榮耀，因為榮耀就是德性的獎賞（I.38.91）。

這番分析被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原封不動地繼承過來。到了15 世紀末，從人文主義角度向君主建言的書已形成可觀的規模，通過印刷術這個新媒介，其影響範圍也遠超前代。巴爾托洛梅奧•薩基、喬瓦尼•蓬塔諾和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齊等著名作者都寫過指導新君主的著作，並且都基於同樣的原則：擁有德性是君主成功的關鍵。蓬塔諾在論《君主論》的小冊子中極其高調地宣稱，任何統治者若想達到自己*崇高的目標，就“必須”在所有公共行為中“毫不懈怠地遵從德性的命令” 。德性是“世界上*輝煌的東西”，甚至比太陽還燦爛，因為“盲人看不到太陽”，“卻能清楚明白地看見德性”。

馬基雅維里在論述德性、時運和如何實現君主目標時，完全沿用了上述觀念。他第yi次明確表達自己的人文主義立場是在《君主論》第六章，他提出，“在一個全新的君主國，新君主維持政權的難度”基本取決於他是否“具備一定的德性” （19 頁）。後來在第二十四章，他又強化了這個觀點，該章的主旨是解釋“意大利的統治者為何失去諸邦”（83 頁）。馬基雅維里認為，他們遭受的羞辱不該歸咎於時運，因為只有在有德性之人不願抵抗她時“她才顯示自己的威力”（84 、85 頁）。他們的失敗只能怪自己沒能認識到，唯yi“有效、可靠且持久”的防禦必須建立在自己的德性之上（84 頁）。他在第二十六章（《君主論》末章以解放意大利的激情“呼籲”聞名）再次強調了德性的作用。馬基雅維里在這裡提到了那些因為“出眾德性”被他在第六章稱讚過的無與倫比的領袖—摩西、居魯士和忒修斯（20 頁）。他暗示，只有將他們的驚人才能和*好的運氣結合起來，才能拯救意大利。他以罕見的諂媚語氣補充道，榮耀的美第奇家族幸運地擁有所有必備的條件：他們有非凡的德性，有時運女神的鍾愛，而且受到了“上帝和教會的眷顧”（88 頁）。

常有人抱怨馬基雅維里從未給出德性的定義，甚至用法也沒有任何系統性。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前後一致的。他追隨了古典和人文主義的權*，將德性理解為這樣一種品質：它幫助君主抵抗時運女神的打擊，爭取她的青睞，從而登上君主聲名的頂峰，為自己贏得名譽和榮耀，為政權贏得安定。

然而，具備德性的人究竟有哪些具體的特徵，仍然需要考慮。關於德性，古羅馬道德論者留下了一套複雜的分析，按照通常的描述，具備真正德性的人擁有三組既獨立又相關的品質。首先，他應當秉有四種“根本”美德：智慧、公義、勇氣和節制。這些美德是西塞羅（繼承柏拉圖）在《論義務》的開篇單列出來的。但古羅馬作者又添加了一些他們認為應當專屬於君主的品質。*主要的一種（也是《論義務》中的核心美德）是西塞羅所稱的“正直”，它意味著信守承諾，與所有人交往永遠正大光明。此外，還有必要補充兩種品質，《論義務》中已經提及，但詳加闡述的是塞涅卡，他為每一種都單獨寫了著作。一種是與君主相稱的“大度”（塞涅卡《論仁慈》的主題），另一種是“慷慨”（塞涅卡《論恩惠》的主題之一）。*後，具備德性的人還應具備一個特徵，就是始終牢記，要想贏得名譽和榮耀，我們必須始終盡我們所能按照德性的要求行事。這個觀點—符合道德的永遠是理性的—是西塞羅《論義務》的靈魂。他在第二卷中指出，許多人相信“一件事可能符合道德，卻不方便做；或者方便做，卻不符合道德”。然而這是錯覺，因為只有用符合道德的方法，我們才可能實現期望的目標。任何相反的表像都是欺騙性的，因為所謂“方便”永遠不可能與道德要求發生衝突（II.3.9—3.10）。

為文藝復興時期君主建言的作家們全盤繼承了這套說辭。他們的基本假定是，德性總的概念應當涵蓋全部“根本”美德和專屬君主的美德，並且一邊繼續添加條目，一邊不厭繁瑣地細分。例如，在帕特里齊的《國王的教育》中，德性的頂級概念下竟層層羅列了君主應當培養的40 種美德。然後，他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古人的論點，相信君主應當採取的理性行動永遠是符合道德的行動—他們的論證如此雄辯，*後“正直是*好的政策”幾乎成了政治諺語。此外，他們還從基督教的特有立場出發，增加了一條反對將利益與道德割裂開來的理由。他們堅稱，即使我們在此生通過不義手段獲得了利益，在來生接受上帝的公義審判時，這些表面的好處也會被沒收。

閱讀馬基雅維里同時代的道德論著，我們會發現這些論點被不厭其煩地重複。但當我們轉向《君主論》時，卻發現人文主義道德的這一面突然被粗暴地顛覆了。劇變在第十五章露出端倪，馬基雅維里在開始討論君主的美德與惡德時，淡定地警告讀者，“我深知這個話題許多人都寫過，”但“我要說的與別人的見解有所不同”（54 頁）。首先，他提到人文主義的老生常談：有一些專屬君主的美德，包括慷慨、仁慈、誠實，所有的統治者都有義務培養這些品質。接下來他承認（仍是正統的人文主義立場），如果君主能在任何時候都如此行事，“自然應當極力稱頌”。但接下來他完全否定了人文主義的基本預設，那就是統治者若要實現自己的*高目標就必須擁有這些美德。人文主義者指導君主的這條金科玉律被他視為顯而易見的、災難性的錯誤。他對目標本身的性質自然沒有異議：每位君主都要保住國家，並為自己爭得榮耀。但他指出，若要實現這些目標，沒有統治者能完全具備這些“公認為善”的品質，或者把它們全部貫徹到行動中。任何君主面對的真實情形都是在一個惡棍橫行的黑暗世界裡竭力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他不做人實際所做的，非要做應該做的”，就只會“削弱自己的權力，不可能維持它”（54 頁）。

在批判古典和當代的人文主義時，馬基雅維里的論證並不復雜，卻極具殺傷力。他提出，如果統治者意欲實現*高的目標，他會發現符合道德的並不總是符合理性；相反，他會意識到，持之以恆地培養所謂君主的美德其實是不理性的、災難性的做法（62 頁）。但如何應對基督教的反駁呢？既然一切不義行為在末日審判時都會受到懲罰，如此置之不理難道不是既愚蠢又邪惡嗎？馬基雅維里對此一言不發。他的沉默勝過雄辯，甚至是劃時代的。它像雷霆般在基督教的歐洲迴響，起先大家驚愕無語，隨後報以詛咒的號叫，餘音今日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