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格林先生（簡體書）

在本短篇小說集中，貝婁本著作家的責任與良知，對世界前途深懷關注，對人類命運充滿憂慮，對社會現實做了嚴肅探索，對社會道德做了真誠評價，對人生做著執著追求，對人性做了深入開掘。正如他自己所說:“要求能有一種更加廣泛、更加靈活、更加豐富、更加條理、更加全面的敘述，闡明人類究竟是什么、我們是誰、為什么活著等問題。”收入這本集子的《銀碟》涉及猶太人的家庭情感、責任等主題，通過故事的敘述，探索了人世的美德和人生的意義；《尋找格林先生》著重寫了主人公送支票的經歷和內心體驗，象征著在異化世界中對人的身份與價值的追尋；《記住我這件事》記述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對兒孫們講述自己少年時代一次頗有悲愴意味的奇遇，意在讓他們懂得，在充滿欺詐的社會里，多么有必要保持人性的尊嚴。總之，在所有這些小說中，既有對人性的評說，也有對人性的頌揚，因為貝婁認為:“事實王國和價值標準王國并不是永遠隔絕的。”“生活中可能存在著種種真實，畢竟有些真實還是我們在這個大千世界中的朋友。”

索爾貝婁1915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1924年遷至美國芝加哥，1937年獲西北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士學位。自1938年以來，除當過編輯和記者，并于二次大戰期間在海上短期服過役外，他長期在芝加哥等幾所大學執教。

索爾貝婁一共出版了9部長篇小說，《晃來晃去的人》、《受害者》等早期作品皆以結構優美著稱，《奧吉馬奇歷險記》、《赫索格》以及《塞姆勒先生的行星》分別獲得美國的全國圖書獎。197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被認為“融合了對人的理解和對當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瑞典皇家學會授獎時特別提及他的小說《抓緊時光》，認為是現代典型作品之一。

精確而節制 溫柔而詼諧 清晰而完美

海明威之后美國最重要的猶太裔作家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中短篇代表作合集

記住我這件事

偷竊

銀碟

尋找格林先生

她指著我上衣口袋里的那幾頁書，問我是否還在念書。

走過一家水果店（里面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男孩正在往點著燈的櫥窗后面倒一筐筐橘子）時，我留意看了看這女人，雖然她皮膚呈深奶油色，眼睛卻像東方人，烏溜溜的。

“你該是十七歲光景吧。”她說。

“正是。”

她穿著淺口便鞋，走在雪地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地。

“你將來要做什么——選好職業了嗎?”

職業對我沒用，一點用處也沒有。在慈善機構門口排隊討湯喝的窮人當中也找得到會計師或工程師。在這世界性蕭條的年代，職業一無是處。然而正因為這樣，你可以自由自在地使自己成為一個不同尋常的人。如果我興奮到了病態的程度，我可能會說，我乘電車在這城市轉來轉去，并不是為了掙錢或者為了幫助家庭，而是為了讀一讀這座令人厭煩的、沮喪而丑陋的、無邊無際的、正在腐爛的城市。那時候我不可能想到這點，但現在我明白當時我的目的是去理解這座城市。它的力量巨大，但我也潛力十足。我從來不曾有半點相信過這里的人們在做他們以為自己在做的事。在街頭生活的表象之下才是他們真實的生活，一張張臉的下面才是真實的面孔，一個個聲音和詞兒下面才是真實的聲音和詞兒。當然，我不會說這些話。當時我還沒這個感悟能力。不過，我是個時髦少年，我那愛評論愛嘲諷的哥哥艾伯特把我叫作“拉——迪——大”。少年時擁有崇高的理想，你就會被人這樣嘲笑。

這時，一個有魅力的性感女子正拖著我跟她走。我猜不出她要帶我去哪兒，不知道要走多遠，不知道她會用什么來使我大吃一驚，也不知道后果如何。

“那么牙醫是你的哥哥?”

“是我姐夫，他和我們一起住。你是問他是怎么樣的一個人？他是個好人。每逢星期五他喜歡關了門去跑馬場。他帶我去看賽馬。還有，藥店后面可以玩撲克……”

“他出去可并不在口袋里放著書。”

“哦，不，他不會。他說：‘有什么用？要趕上的東西太多了，永遠趕不完，所以何苦呢?’我姐要他在鬧市區開個診所，但他嫌壓力太大。我猜那是惰性作怪。他安分守己，不想再做別的。”

“那你在讀什么——它是講什么的？”

我并不想和她討論什么，我做不到。那時候我腦子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但假設一下我當時能解釋清楚，一個人確實有責任回答真正的問題：“你看，小姐，這是有形世界。我們在它內部生活，我們呼吸它的空氣，吸收它的物質。可是一旦我們死了，物質還原為物質，我們就被消滅了。那么，我們到底屬于哪個世界？是這個物質世界，還是另一個世界——支配物質的世界？”

沒有多少人愿意談這些觀念。連斯蒂芬妮也會不耐煩的。她會說：“你要是死了，就是死了，死就是死嘛。”她愛開心地生活。要是我不愿意帶她去鬧市區的東方劇院，她會隨別的男孩子去，然后帶回一些雜耍里的下流笑話。想必東方劇院是全國娛樂網的一個環節。吉米·薩沃、洛烏·霍爾茨和蘇菲·塔克在那里表演過。斯蒂芬妮有時嫌我太嚴肅，當她模仿吉米·薩沃唱“大河啊，別流過我的家門”的時候，雙膝并攏，緊縮身子，我卻無動于衷，這令她頗為失望。

你或許會認為我口袋里的書（或者說殘書）是童話里的靈符，可以打開城堡大門或送我直上山頂。但在那女人問我是什么書的時候，我卻心不在焉，沒有回答。要知道，我的手按她的要求依然放在她的腰部，正在受她性感動作的煎熬。我開始體會到聚會上那位女士說“我知道怎樣能挑得他們發燒”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我根本無意談論什么自我啊、意志啊，也不想談血脈的秘密。是的，我認為高等知識應該為所有人共享。要不是這隱藏在日常意識之后的力量，那還有什么能使我們聯結在一起呢？但此刻要我能連貫地敘說根本不可能。

“不能告訴我嗎？”她說。

“我花了五美分從廉價書堆里挑了這本書。”

“你就是這樣花錢的？”

我猜她的意思是我怎么不把錢花在女孩子身上。

“牙醫這個人又懶又溫和。”她繼續說，“他對你說些什么？”

我試圖回想一下腦海里的記錄。菲爾·哈迪斯說了些什么？他說猛地一刺與良知無關。當時我所能想到的就是這個。菲利普跟我談話興致很高。他是個好朋友。菲利普人挺敦厚，而我哥哥艾伯特——你們已故的伯伯，卻挺嚴厲。如果艾伯特對我有信任感，他或許會教給我什么了。那時候他是個夜校的法律專業學生，受雇于羅蘭——一個專事敲詐勒索的國會議員，他是羅蘭的幫兇。羅蘭雇他不是為了讓他攻讀法律，而是幫他收錢。菲利普懷疑艾伯特在揩油，因為他穿得很時髦。他頭戴一頂圓頂硬呢帽（當時叫作巴爾的摩保暖器），身穿一件駝毛輕便大衣，腳踏黑手黨徒穿的尖頭鞋。艾伯特瞧不起我。他說：“你他媽的什么也不懂，也永遠不會懂。”

我們快走到威諾納大街了，一旦走到她住的房子，就不再需要我，就會叫我回家。那時候我只能看到門玻璃反射的光，干瞪著眼送她進去。她已經在挎包里摸鑰匙，我的手也已脫離她的腰部了。我正準備輕輕說一聲“再見”，這時她冷不防側著腦袋點了點頭，邀我進去。我覺得當時我雖然受著性欲的腐蝕，卻還是希望她把我留在街上的。我隨她走過另一條鋪著地磚的過道，走進了里門。燒煤的取暖器散發出來的熱量把樓梯烤得熱辣辣的。三層之上的天窗閃爍著，墻紙有的地方已經脫膠，或卷曲或拱起。我把正欲呼出的氣又咽了回去。這熱氣絕不能吸到肺里去。

這里原來是幢豪華的公寓樓，是為銀行家、經紀人和富裕的人建造的。現在則住了些過客。前面一間裝有落地窗的大間里正進行著一場擲骰子賭博。旁邊一間里有人在喝酒，有人在沙發上打瞌睡。這女人帶我走過以前曾是私人酒吧的場所——有些設施還在那兒——然后我跟著她走過廚房。無論什么地方我都會跟著她去，也不想提問題。廚房里沒有烹飪的跡象，既無鍋罐也沒盤子。油地氈破舊不堪，豎起的棕色纖維像頭發。她帶我走進一條窄窄的走廊，它和主走廊平行。“我住在過去一個女仆住過的房間里，”她說，“從那兒看小巷看得很清楚。還有個私人浴室。”

最后我們到了那間房間，里面幾乎空蕩蕩的。看來，妓女們就是這樣過日子的——假定她是個妓女：光光的地板，一張帆布床，窗邊一把椅子，靠墻有一只歪歪斜斜的衣柜。我在燈下站住，這時她從我后面走上來，似乎在觀察我。然后她從后面抱了我一下，在我臉上親了親，一個象征性大于實際的吻。她臉上的脂粉，也許是唇膏，散發出一種未熟的香蕉的清香。我的心劇烈地跳了起來，從來沒那么跳過。

她說：“你把衣服脫掉，躺到床上去吧，我先去浴室一會兒，你等著吧。你看上去家里很講究衛生，你不想把衣服扔在地上吧，那就放在椅子上。”

我顫抖著（這里好像是樓里唯一沒暖氣的房間），開始扯下身上的衣服，從因寒冷起皺的高筒靴開始，皮襖掛到了椅子后背上。襪子塞進高筒靴，光腳碰到粗糙的沙礫地面時不禁縮了回來。我脫掉了一切，仿佛要讓襯衫和內衣跟將要發生的任何事不產生關聯，這樣，就只有我的身體有罪，只有身體無法逃脫責任。我拉上床罩，坐了進去，想起監獄里的床大概就是這樣的。沒有枕套，頭就枕在枕芯上。透過窗戶，看到的是公用電線，在柱與柱之間，像樂譜上的線條，只是有點下垂而已，那玻璃絕緣器就像一個個音符。這女人沒提起過錢的問題，因為她喜歡我。我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好運——有災難兆頭的好運。我鬼迷心竅，也不想想這張像監獄里用的鐵架帆布床怎么夠兩個人睡。我又感到如果她讓我等太久，我會堅持不住的。她在浴室里做些什么女人做的事呢?——脫衣服，擦洗，灑香水，換衣服？

冷不防她走了出來。她一直在等著，什么也沒做，仍然穿著浣熊皮襖，甚至還戴著手套。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徑自疾步走過來，幾乎是在跑著，打開了窗子。窗子一經上推，一陣冷風透了進來。我在床上站了起來，但已經來不及阻止她。她一把抱起我掛在椅子后背上的衣服，往外一扔，丟進了小巷里。我喊道：“你干什么?”她還是頭也不回，徑自跑了。她把圍巾在下巴頦打了個結，連門也不關。我能聽到她那雙低跟輕便鞋在走廊上踏著拍子跑了出去。

我沒法追趕她。赤身裸體暴露在公寓里的人們面前，那怎么行?她指望的正是這個。我們進來的時候，她肯定給了那個串通好的男人一個暗號，于是他就一直在小巷里等著。我跑過去往外張望，只見我的衣服已經被集攏。我只能見到一個背影，臂下夾著那捆衣服，在兩個車庫之間的過道上匆匆走著。我本來可以拿起高筒靴——這她留下了——從一樓窗臺上跳下去。但是我不能追出那男人多遠，因為幾分鐘后就會落得個在謝里登路上光著身子挨凍的下場。

我曾經在街上見到一個穿著內衣連衫褲的醉鬼，被人又打又踢，他頭部流著血，步履踉蹌，一面狂叫著。我卻連襯衫與內褲也沒有。我就像那個女人在醫生診所里時一樣，赤裸裸的。收到的五美元沒了，母親去年給我買的皮襖也沒了。還有那本書——一本連書名也沒有的殘書，也不知道是誰寫的。這或許是所有損失中最慘重的。

此時我倒可以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到底隸屬于哪個世界，是這個世界還是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