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二卷：階級和民族國家的興起1760-1914上(全二冊)（簡體書）

本書是關於人類社會權力性質系列研究的第二卷。作者分析了從工業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人類權力關係的歷史。他主要關注於法國、英國、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奧地利、普魯士德國和美國的發展。根據這些細緻的帝國研究，作者提出了關於民族與民族主義的興起、階級衝突、現代國家和現代軍國主義的新理論。

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會權力的來源》（四卷）、《不連貫的帝國》、《法西斯主義者》、《民主的陰暗面》。

新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經濟和意識形態權力關係
第三章 一種現代國家理論
第四章 英國工業革命和舊的資本主義政權，1760―1880年
第五章 美國革命和聯邦自由資本主義的確立
第六章 法國革命和資產階級國家
第七章 四至六章的總結：階級和國家的出現
第八章 地緣政治與國際資本主義
第九章 圍繞德國的鬥爭（一）：普魯士與集權民族資本主義
第十章 圍繞德國的鬥爭（二）：奧地利與邦聯代議制
第十一章 現代國家的興起（一）：定量統計資料
第十二章 現代國家的興起（二）：軍事權力的自治
第十三章 現代國家的興起（三）：官僚機構化
第十四章 現代國家的興起（四）：民事機構的擴展
第十五章 英國工人階級抵抗的興起，1815―1880年
第十六章 中產階級國家
第十七章 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階級鬥爭，1880―1914年（一）：英國
第十八章 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階級鬥爭，1880―1914年（二）：工人階級運動的比較分析
第十九章 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階級鬥爭，1880―1914年（三）：農民
第二十章 理論總結：階級、國家、民族及社會權力的來源
第二十一章 經驗主義的巔峰――超越巔峰：地緣政治、階級鬥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
附錄：國家歲入及雇傭狀況的附加表
譯者說明

本卷將討論階級組織的全部三種形式的纏繞式發展。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民族的階級以一個相當強的面目出現，並認可在對外政策方面，其他四個有組織的運作者擁有更大的權力。這四個有組織的運作者中，其中一個主要植根於市民社會中，有兩個植根於國家中，還有一個體現了二者之間的活躍關係。
2.特殊主義的壓力集團。在階級和其他主要權力運作者的漠不關心中，那些更特殊主義的政黨會在基礎上製訂對外政策。在某一地區或國家裡，經濟部門、工廠，甚至個別集團都有各自的利益。最明顯的是階級小集團（fractions），即多姆霍夫所確定的一種現代資本家群體中的國際小集團，它存在於大型集團和銀行之中，且後者有著全球利益。在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紳士資本主義”就是一個相對明顯的階級小集團，他對英國的對外政策施加了影響（見第八章）。1890年代，三個可供選擇的德國對外政策[世界政治的（Weltpolitk）、中歐的（Mitteleuropa）和自由主義的]就部分地來源於階級小集團（見第二十一章）。相似地，韋伯認為，經濟帝國主義——即他所謂的“戰利品（booty）帝國主義”——的支持來源於在國家權力中擁有自己物質利益的資本家，而我們今天把國家權力稱為“軍事的-工業的多元體”。非經濟壓力集團也到處存在，出名的有與其他國家相聯的人種、宗教或語言群體。
比起國內政策方面，壓力集團在其他方面可能更有決定權。通常，階級和其他更寬泛的權力運作者更緊密地控制著國內政策。壓力集團也更反复無定地被激活。例如：在最近的美國對外政策中，礦業集團就影響了對智利政策；黑人群體影響了對南非政策；而猶太群體則影響了對中東政策，等等。然而，壓力集團的關心範圍是狹隘的：猶太人和黑人對美國的智利政策沒有興趣，絕大多數礦業集團對中東政策也沒有什麼興趣。因此，受壓力集團操縱的對外政策可以是一系列短而急促的結晶，幾乎不存在什麼總體模式。就像塗爾幹所指出的：“沒有什麼比利益更反复無常的了”
3.國家領導人。在專業地考慮外交時，現實論聚焦於國家運作者，甚至（正像他們的名稱所顯示的）就是具體化了的國家。國家領導人身邊圍繞著高級行政官員。君主長期以來就擁有製定對外政策，包括發動戰爭的特權。被禁閉階級在國內的發展認可這種特權的存在，存在到了甚至民主時代，儘管其他權力運作者減少了隔離。社會壓力經常通過國家領導人自己的身份認同顯露出來。這些身份認同幾乎全部來自舊政體中的階級；它們表達著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合理性，以及一些他們的超民族統一性。再一次地，就像針對國內政策，特殊主義的同盟——而不是全部被控制的或全然被隔離的國家——出現了，並仍然處在高級行政官員和舊政體之間。國家領導人處理日常的外交事務，結成或破壞同盟，以及以戰爭作要挾，甚至，在沒有與其他權力運作者作充分商量的情況下，走向戰爭。由於他們是通曉世界和通曉多個語種的專家，因而，他們在支配專家政治-官僚政治權力方面堪稱“行家里手”，在對整個對外政策範疇的把握上擁有最廣闊的視野。這樣，隨著他們的隔離達到頂峰，或走向瓦解，不同的對外政策便應運而生。
但是，甚至舊政體的國家領導人也被民族一國家的崛起而改變。就像韋伯觀察到的，國家領導人在代表國家的同時，開始代表民族。他們自己的政治權力開始取決於在眾列強——即在這里區別出來的有名的權力運作者——的關係中他們所取得的成就（請參閱Rosecrance，1986，pp.86-88）。韋伯強調，國家領導人已經變得像帝國主義者那樣活躍，並把他們自己的政治權力認同為民族-國家的粗暴權力，意識到軍事上的勝利就是最大的功績，相應地，失敗也會葬送他們（Collin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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