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因何要異見（簡體書）

在本書中，桑斯坦向我們展示了，如果組織或國家歡迎不同意見並提高開放性，將更有可能走向成功。桑斯坦批評了各種形式的“政治正確”，他揭示出各種公司、立法機關甚至總統如果不能培育一種坦率而公開的文化，就很容易犯錯。他指出，各種不正當的極端主義（包括暴力與恐怖主義）往往來自未能成功寬容反對意見。桑斯坦重新審視了言論自由，認為一個自由社會不僅會禁止言論審查，還會為異議者提供廣泛表達自我意見的公共空間。他的論據來自聯邦法院，事實表明，共和黨任命者與民主黨任命者會作出不同的投票，而且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法官在缺乏反對意見約束的情況下都容易走向極端。理解了不同意見的必然性，才能讓我們更加明白地看待不可勝計的社會論爭（包括那些關於高等教育中的糾偏行動的爭論），因為多元性我們必須要瞭解的。

關于作者凱斯•R.桑斯坦 美國當代最杰出的法學家、政治理論家和社會科學家，1954年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先后畢業于哈佛大學（1975）和哈佛法學院（1978），獲得法律博士學位，此后曾擔任聯邦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的助理。自1981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在芝大常年擔任卡爾•盧埃林法理學卓越講席教授，受聘于法學院和政治學系。自2008年起，加盟哈佛大學法學院，先為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講席教授，后升任哈佛大學羅伯特•沃姆斯利校級教授，曾擔任奧巴馬政府白宮信息和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2009-2012）。自1980年代初進入學界以來，桑斯坦著作等身，在憲法理論、政治理論和行為經濟學領域都做出了開拓性和基礎性的學術貢獻。2008年加盟哈佛法學院時，時任哈佛法學院院長、現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艾琳娜•卡根稱桑斯坦為我們這個時代“研究領域最廣、作品最多、引證率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法學家。自2000年以來，桑斯坦的著作陸續有了中譯本，在中國學界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譯者支振鋒 法學博士，政治學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環球法律評論》雜志副主編。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華威大學、荷蘭烏特勒支大學以及我國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機構做訪問學者。近年來已出版個人專著2部，譯著6部，在《法學研究》、《環球法律評論》等權威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約25篇；在《人民日報》、《求是》、《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理論文章近20篇。此外，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法制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環球時報》、《南方周末》以及《紫光閣》、《民主與法制》等各類報刊發表文章約150篇。

關于作者凱斯•R.桑斯坦 美國當代最杰出的法學家、政治理論家和社會科學家，1954年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先后畢業于哈佛大學（1975）和哈佛法學院（1978），獲得法律博士學位，此后曾擔任聯邦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的助理。自1981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在芝大常年擔任卡爾•盧埃林法理學卓越講席教授，受聘于法學院和政治學系。自2008年起，加盟哈佛大學法學院，先為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講席教授，后升任哈佛大學羅伯特•沃姆斯利校級教授，曾擔任奧巴馬政府白宮信息和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2009-2012）。自1980年代初進入學界以來，桑斯坦著作等身，在憲法理論、政治理論和行為經濟學領域都做出了開拓性和基礎性的學術貢獻。2008年加盟哈佛法學院時，時任哈佛法學院院長、現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艾琳娜•卡根稱桑斯坦為我們這個時代“研究領域最廣、作品最多、引證率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法學家。自2000年以來，桑斯坦的著作陸續有了中譯本，在中國學界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譯者支振鋒 法學博士，政治學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環球法律評論》雜志副主編。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華威大學、荷蘭烏特勒支大學以及我國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機構做訪問學者。近年來已出版個人專著2部，譯著6部，在《法學研究》、《環球法律評論》等權威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約25篇；在《人民日報》、《求是》、《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理論文章近20篇。此外，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法制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環球時報》、《南方周末》以及《紫光閣》、《民主與法制》等各類報刊發表文章約150篇。

1序言


引言從眾與異見

從眾、異見與信息 / 
兩種影響與三種現象 / 
轉變、震動與法律 / 

1 隨波逐流

困難的問題 / 
容易的問題 / 
誘因與謬誤 / 
官員的從眾：一瞥 / 
如何提升（或降低）從眾 / 
少數者的影響 / 
電擊實驗 / 
警察與供述 / 
2守法與違法
法律作為信號 / 
為什么，什么時候 / 
贏得順從，實現服從 / 
廢止原則 / 
3 群來群往
信息流瀑 / 
流瀑和異見 / 


4 鄰居們會怎么想
情感，群體認同和壓制異見 / 
多重無知與自我審查 / 
披露者、異見者和反對者 / 
獎勵 / 
多少異見？ / 
超越經濟人 / 
什么是可得的？ / 
5言論自由
對觀點無歧視 / 
公共論壇理念 / 
從眾、異見與公共空間 / 
言論自由的未來 / 
安徒生不切實際的樂觀 / 
6 群體極化法則
群體做什么 / 
陪審團和法官 / 
憤怒和恐怖主義 / 
群體中的信息隱匿與自我沉默 / 
為何極化？一些解釋 / 
爭論扭曲 / 
情感 / 
更多極端，更少極端 / 
群體績效，多樣性與矛盾 / 
簡談政治正確 / 
群體思維和群體極化 / 
7 制憲者的最偉大貢獻
異見、戰爭與災難 / 
憲法爭論與共和構思 / 
憲法設計 / 
結社和隱私 / 
小圈子協商和被壓制的聲音 / 
群體代表制一瞥 / 
協商民意調查: 一組對比 / 
8 法官也是從眾者嗎？
證據：一般情況下 / 
眾多數據 / 
作為吹哨人的異見法官 / 
為什么會放大？為什么會削弱？ / 
兩個例外和一個反駁 / 
什么是應該做的 / 
一個類比 / 
參議院的角色 / 
憲法與民意 / 
9 高等教育的扶持性平權行動
多樣性和劉易斯·鮑威爾法官 / 
當前的討論：一項規律 / 
通過群體影響證明鮑威爾法官有理 / 
種族中立性？ / 
種族混合和種族成見 / 
最好是超越種族 / 
結論為什么不同意？

注釋
索引
譯后記
《雅理譯叢》編后記

引 言
從眾與異見





以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流行為代表，為什么政治保守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重獲新生？非裔美國人中抽煙者的數量，為什么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急劇減少？為什么20世紀60年代，世界各地有那么多學生趨向左翼？什么能夠解釋在阿拉伯世界中傳播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什么核能在法國被認為理所當然而在美國卻飽受爭議？什么能夠解釋環保主義在美國和歐洲大學校園的興起？為什么歐洲人對待轉基因生物憂慮重重，而美國人則等閑視之？我們如何能夠解釋扶持性平權行動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的迅速興起——以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此政策越來越多的攻擊？在本書中，我認為若沒有對人類顯而易見的從眾性的認識，是不能充分回答這些問題的。人肯定不是綿羊。我們中許多人都展現出很大程度上的獨立性。但是，大多數人,包括許多顯而易見的叛逆者，都會受到他人觀點和行為的強烈影響。如果沒有異見的約束，從眾就可能產生令人不安的、有害的，以及有時令人愕然的結果。略舉幾例。董事會。在21世紀頭幾年，1
許許多多的美國公司都面臨由腐敗和混亂并發所產生的嚴重困難。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安然的倒閉，但其他一些公司，包括世通(WorldCom)、阿德菲(Adelphi)和泰科(Tyco)在內，也都同樣面臨類似的重大問題。一位密切觀察企業破產的觀察者總結道，挽救之道并不在于更嚴格的監管，而在于針對公司面臨的問題，工作團隊中要鼓勵嚴肅的討論和樂于接受針對公司高管的直接質疑。1問題在于，當公司領導層被置于一個粗暴對待異見者的團隊中時，哪怕是一些明智和強勢的人，幾乎也總是都會開始變得從眾。對股東來講，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證據表明，一個擁有對爭論保持高度寬容的董事會的公司會運行得最好；這樣的董事會“將發表異見視為義務，并且不會將任何主題看作是不可討論的”。運作良好的董事會能包容一系列的觀點并鼓勵尖銳的問題，挑戰流俗之見。投資者。投資俱樂部是一些小群體，由一群將他們的錢匯聚成資金池，然后在股市上共同決定如何投資的人。哪一家投資俱樂部利潤回報較高？哪一家利潤較低？事實證明，表現最差的是那些充分社交化的俱樂部。2他們的成員彼此了解，吃飯都在一起，并通過感情紐帶聯結在一起。與此相反，表現最好的俱樂部只提供有限的社交聯系，而集中精力在增加回報上面。表達異見在表現好的俱樂部中要常見得多。在表現較差的俱樂部中，常常很少經過公開的討論就做出了全部一致的投票。在績效表現較差的俱樂部中，投票往往是為了構建社會關系而不是為了確保高額的經濟回報。一言以蔽之，從眾導致收益水平顯著低下。白宮。在1961年4月17日，美國海軍、美國空軍、中央情報局援助1500名古巴流亡者，企圖在豬灣入侵古巴。這次入侵是一次慘重的失敗。3 2艘美國補給艦被古巴飛機擊沉，2艘逃竄，4艘未能及時趕到。由2萬名訓練有素的士兵組成的古巴軍隊，2消滅了許多入侵者，并俘虜了幸存1200人中的大部分。美國以5300萬美元的對外援助付給古巴作為條件，獲釋這些囚犯，并受到了國際譴責，同時使古巴和蘇聯之間的關系得到強化。失敗之后不久，肯尼迪（Kennedy）總統問：“我怎會如此愚蠢到讓他們去行動？”4問題的答案不在于肯尼迪幕僚的局限性，他們是一支非常有經驗和能力超群的團隊。然而，盡管這些幕僚非常有經驗且能力超群，但這個團隊中沒有一個成員反對那次入侵或提出替代性方案。盡管有些肯尼迪的幕僚私下也有疑慮，但是據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講，他們“從未公開表達出來，部分是由于擔心在其他同僚眼中被貼上‘軟弱’或‘膽小’的標簽”。5這次失敗證明了那些疑慮的重要性。據當時參與相關會議的施萊辛格講，肯尼迪的“高官……一致同意進發……哪怕如果有一位高級幕僚反對那次冒險，我相信肯尼迪可能就會將行動取消。但是沒有一個人反對”。6施萊辛格有自己的疑慮但是并未提出反對：“在豬灣事件之后的幾個月里，我對于在那些關鍵決策中保持沉默而深深自責……當時為什么我除提幾個怯生生的問題外而未能做得更多，只能解釋為，在那種討論環境下，揭穿這種胡言亂語的沖動都被消解了。”7 “討論環境下”所形成的這種自我沉默，在肯尼迪政府的早期歲月中，并非僅此一次。用約翰遜總統的內部圈子一員的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的話來講，這種現象無處不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于，那些處理國家安全事務的人走得太近，個人彼此之間太過相互欣賞。在處理國家大事時，他們把自己弄得好像是一個紳士俱樂部，重大決定常常在溫情脈脈的情況下做出；3這種溫情脈脈就好像一個小型理事會中的幾位管事者，在決定明年會員的會費該是多少時那樣。因此，你常常回避那些最終的艱難決定，這些決定會使得你反對……那些與你關系密切的人，而你們傾向于達成一致意見”。8聯邦法院。一位聯邦法官，當她置身于一個三人組成的審判庭時，如果同席的是保守派或自由派同事，她會受到什么不同的影響嗎？人們很容易傾向于去認為這根本無關緊要。但是這種認識被證明是錯誤的。如果身旁是兩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其中一位共和黨任命的法官尤其可能會根據保守的一套進行表決——廢止環保性的規章，打擊扶持性平權計劃或者競選資助法，駁回婦女和殘疾人關于歧視的主張。民主黨任命的法官也是同樣的套路，如果同席的其他兩人也是民主黨任命的法官，他們也極為可能會按自由主義的那一套表決。以此方式，群體的影響造就了意識形態的膨脹，如此，一位法官的意識形態傾向，就因為同席的是兩位由同一政黨的總統所任命的法官而被放大了。有一點與此相關。無論對于共和黨法官還是民主黨法官，如果被置于競爭性的觀點之中，則會導致其意識形態的弱化。在許多場合，單獨一位民主黨法官，如果同席的是兩位共和黨法官，結果常常是，他將會像典型的共和黨人一樣表決；正如與兩位民主黨法官同席的共和黨法官，結果也表明，他常常會像典型的民主黨人一樣表決。當伴隨著的同席者是民主黨法官時，共和黨法官常常會比同席伴隨著兩位共和黨法官的民主黨法官，更會按照自由主義的那一套表決。這樣總結并非完全沒有道理：當與共和黨任命的法官同席時，民主黨法官將會像共和黨法官那樣投票；而如果與民主黨法官同席時，共和黨法官也將會與民主黨人一樣表決。但是這個結論本身是誤導性的，因為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如何表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是否與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同席。4陪審團。以個人的身份，當普通公民被問及，一位被告應當為其違法行為受到何種程度的懲罰。9用0到8來衡量他們的回應，0表示沒有任何懲罰，8表示“極端嚴厲”的懲罰。記下他們個人的意見之后，這些人被分到六人陪審團之中，要求要仔細考慮并達成一致的裁決。當大多數陪審員一開始就贊成輕微懲罰時，陪審團的裁決表現出“從輕的轉變”，即裁決程度會整體低于個體成員彼此開始討論之前的中等水平。但是當大多數陪審員贊成強有力的懲罰時，小組整體上會產生“從嚴的轉變”，即裁決程度整體高于個體成員開始討論之前的中等水平。當群體的成員變得憤慨時，相互討論的結果會使他們更加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