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地域資源融入思政課實踐教學案例集（簡體書）

案例教學已成為溝通理論與實踐的橋梁，不僅提高了學生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也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理論聯系實際、增強實效性提供了有效途徑。鑒于此，我們組織多年從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骨干教師和研究人員，編寫了這本實踐教學案例集。《九江地域資源融入思政課實踐教學案例集》力求深入挖掘和開發利用學校所處地域中富有潛力和特色的優勢教育資源，并將其運用到教師的教學實踐與學生思想品德行為養成中去，積極探索符合地方實際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模式。

《九江地域資源融入思政課實踐教學案例集》：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列強的淫威，與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將國家的主權、民族的利益，拱手奉給了虎視耽耽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天津條約》中清政府明文規定，允許英帝國主義在長江沿岸開辟通商口岸；外國人可在中國自由航行、貿易和傳教。接著，英駐華公使卜魯斯于1860年11月照會清政府，擬在漢口、九江兩處先行設立租界，開埠通商，派駐領事館。英公使的這一要求，很快獲得清廷的“欽準”。第二年3月中英即擬訂了<九江租地約》和《長江各口通商暫行章程》。在此情勢下，同年10月英代總稅務司赫德赴九江設立海關。從此，帝國主義在長江流域合法地展開了它對中國人民的經濟掠奪與政治滲透。
新設立的九江海關，亦稱“新關”、“浮關”。因是征收洋貨關稅和洋員“幫辦稅務”的海關，它區別于清政府其他口岸關卡。人們把其他關卡改稱為“常關”。九江海關設在英租界內，它的管轄范圍，上至湖北武穴，下轄江蘇江寧一帶水面（1883年總稅務司重新劃分管轄水域為湖北長江沿線至安徽省安慶市之間）。原規定海關是從事稅收登錄和口岸行政管理的一個整體機構，它的主管部門為九江道府內的九江關監督署。新關成立后，英籍總稅務司赫德為了擴充他的權力范圍，牢固地把持海關，在監督署外另設立稅務司使署，成為對海關的實際行政管理機構，主宰著海關的各項業務權限，使得原監督署成為虛設。
以稅務司為核心的九江海關，后來居然兼管常關。當時，九江周圍五十里地內尚有姑塘分關及老馬渡、北關、八里江、悔家洲、白石嘴等五個分卡。這些常關被1901年9月清政府簽訂的《辛丑條約》“各通商口岸之常關均歸新關管理”的規定，劃歸了稅務司統一節制。其原因是帝國主義者為了確保取得巨額賠款，采取的保護措施。由此可見清政府的又一妥協行為。
九江海關稅務司使署，組織管理體制嚴密，人員等級森嚴。重要崗位均由洋人把持，華人只能充任一些雜役瑣職。稅務司使署設內、外班，海班，理船廳，燈塔處等機構，分別管理稅務、航運、緝私防漏等方面事務。內班負責全署的行政、業務管理，外班行使征稅職權，理船廳管理港口，燈塔處設置航標及燈塔照明（隸屬于理船廳；全為華人充任，是海關的低級雜役）。
先后在九江海關任職的外國關員，分別來自15個國家。這些國家是：英、法、美、德、俄、意、丹麥、挪威、荷蘭、瑞典、奧地利、葡萄牙、比利時、土耳其和日本。英國人占絕大多數。這些洋人，以稅務司為首領，把持九江海關的行政權力，成為華員的“太上皇”。
九江關稅務司使署，初設時，規模較小，華洋員共30余人。后機構逐漸擴大，1884年增至人，1926年達至11296人之多。腐敗的清朝政府，將海關稅務司之職一直雇用外籍人員擔任。外籍洋人享有高官厚祿。1870年至1930年的54年中，占據此職的就有英、美、法、俄、葡萄牙、德、日和比利時等八個國家的人員。以英籍人員為主，幾乎壟斷了這個職位。據文獻記載，自1878年開始，清政府特準“欽加”稅務司“三品銜”，副稅務司“四品銜”，成為清廷的高級官吏。
海關實行這樣的管理體制和人事安排，無疑有利于帝國主義者脅迫清政府實施各項不平等條約，有利于英人把持的稅務司在長江各口岸傾銷洋貨，搜刮民脂民膏，從而把海關變成經濟侵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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