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新教)史（簡體書）

《中國基督教（新教）史》對基督教傳人中國近200年（1807-2002）的歷史進行認真梳理，按發展階段分為清末、民國、社會主義三個歷史時期，以豐富的資料，介紹基督教在華的發展歷程。包括兩方各國早期來華傳教差會傳教範圍的擴大、傳教方式的多樣；不同教派的傳教特點；有關傳教士的經歷及貢獻；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衝突與融合；20世紀以來中國基督教的自立和本土化過程；基督教社會文化事業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客觀評述基督教在中國近現代社會中的各種作用。
《中國基督教（新教）史》尤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發起動因、艱難歷程、取得成效給予積極評價，對其缺憾作實事求是的歷史分析，並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作了全面介紹。

羅偉虹，女，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曾任上海市宗教學會副會長，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中國反邪教協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基督教、宗教社會學。承擔多項國家社科基金和上海市社科基金項目。主要學術成果有：著作《中國基督教簡史》（合著）、《世紀末逆流》、《世界邪教與反邪教研究》、《中國基督教》，研究報告《上海宗教問題研究》，發表論文、調查報告數十篇。

本書所稱基督教（新教）即英語Protestantism，是指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後同天主教脫離關係的各基督教派。新教在中國也被稱為基督教、耶穌教。為表示區別，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將廣義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三大支派）稱為基督宗教，而將狹義的基督教稱為基督新教。本書的國家項目題目為《中國基督新教史》，但有部分學者和教會人士提出還是沿襲傳統的稱謂較好，經考慮，遂將書名改為目前的《中國基督教（新教）史》。
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羅馬教廷使節東來、明清時期天主教耶穌會的活動，以及鴉片戰爭以後的天主教和新教，此外，還有東正教的活動，但影響不大。前三次基督宗教來華後都沒有在中國立足。直至19世紀初基督教天主教借助西方殖民主義的武力和不平等條約進入中國，至今在中國發展已經有200年歷史。本書主要是研究基督教新教在中國的歷史。為了對基督宗教來華傳教的歷史有完整的了解，在“導論”中，將1807年以前天主教、東正教，以及新教在臺灣的傳播情況作概要敘述，為了解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提供必要的歷史背景。
19世紀初基督教進入中國，恰與中國社會的轉型、社會近代史的開端吻合。中國大門被打開，與基督教有一定的關聯。基督教進入中國以後，對中國社會形成涵蓋面極廣的影響，與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既有衝突，又有融合，關係縱橫交錯，所涉及的領域廣，人物多，事件重大，發展曲折。可以說，中國近現代史上所發生的重大社會變遷和事件，都有基督教參與其中。但在我國主流的歷史書中，一般都沒有涉及基督教的內容，基督教史研究處於邊緣狀態。在相當長時期中，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只是在基督教內進行，社會影響很小。

序一
序二
前言

導論 1807年以前基督宗教在華傳播歷史概述
第一節 基督宗教早期在華傳播：傳說與歷史
第二節 從使節到傳教士：天主教在華的早期傳播
第三節 早期在華天主教的適應政策與中西文化交流
第四節 天主教和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衝突：從南京教案、禮儀之爭到百年禁教
第五節 俄羅斯東正教在華的早期歷史
第六節 新教在臺灣的傳播

第一編 清末時期（1807-1911）
第一章 傳教事業的開端與早期信徒
第一節 英國倫敦傳教會的建立與在華傳教事業的開啟
第二節 先鋒傳教士及其主要活動
第三節 早期中國基督徒
第二章 禁教時期的著名傳教士及其主要活動
第一節 美國首批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禮
第二節 首位來華醫療傳教士：伯駕
第三節 傳教士外交官：衛三畏
第四節 傳教士冒險家：郭士立
第五節 美國浸禮會首批來華傳教士：鐘約翰、遴為仁
第六節 美國聖公會來華傳教先驅：文惠廉
第七節 禁教時期的傳教特點及傳教成果
第三章 不平等條約體系與傳教浪潮
第一節 傳教條款：從有限弛禁到全面開教
第二節 倫敦傳教會
第三節 美國公理會
第四節 安立甘宗差會
第五節 長老宗
第六節 信義宗
第七節 浸禮會宗
第八節 衛斯理宗
第九節 其他教派和團體
第四章 傳教事業的助推器——文字出版、辦學、行醫、慈善事業
第一節 早期的文字出版活動
第二節 傳教士辦學
第三節 醫務、救助殘障等博愛事業
第四節 傳播西學的著名傳教士
第五章 基督教與太平天國運動
第一節 洪秀全的信教與傳道
第二節 拜上帝會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實踐
第三節 傳教士與太平天國運動
第六章 基督教與清末教案
……

第二編 民國時期（1911-1949）
第三編 社會主義時期（1949-2002）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主要外國傳教士、傳教機構中英文名稱對照表
後記

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禮儀習俗方面有很大差異。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庭、家族等血緣為紐帶組成的，強調君臣父子、長幼有序的倫理秩序，儒家的綱常禮教和祭祖活動正是維系這一社會秩序的核心。基督教反對崇拜偶像，反對祭孔祭祖，作為外來的新的組織，深入社會發展教徒，使他們背離傳統信仰、倫理秩序與習俗，在有些地區干涉民間喪葬禮儀，破壞佛像，霸占廟產，無疑是瓦解了中國傳統的家族、家庭結構，並威脅中國大一統的社會結構，基督教構成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挑戰。挑戰必然引起反應，發生衝突。
從另一方面看，兩次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外關係的根本格局，中國力量的劣勢暴露無遺，鴉片戰爭以來西洋人對大清王朝的步步進逼，大大損害了中國人的尊嚴，傷害了中國各界民眾的感情，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自信力都大受打擊。特別是士大夫階層，對外來事物就更容易發生惶惑、猜疑、戒備、抵觸情緒，作為社會文化精英，他們具有相應的分析、概括、判斷、推理能力，而且他們接受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教育，以維護孔孟聖道為職責，這使他們成為中國近代民族精神的主要代言者。但是他們長期處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中，不了解世界大勢，難以作出中肯的判斷和有效的反應。在他們看來，洋教政治上仗兵威入華，居心叵測，不得不防；思想上不合天理，亂我道統，滅我心志，危害更是深遠；行為上也詭秘可疑，必有邪法秘術。他們這些看法，為晚清反洋教的輿論確定了基調。
中西文化和宗教因隔閡而產生誤解、猜疑，晚清中國社會中流傳著許多關於傳教士誘奸婦女、拐賣兒童、摘眼刨心等謠言，成為動員群眾反教的武器，教案的引發往往與謠言有關。應該看到，大部分謠言都是憑想象、猜忌而傳播開來，並非真實情況，但謠言的某些內容，的確事出有因。洋教會在中國橫行霸道，確有許多殘害中國人的惡行。加之，洋教場所慣於整日關門閉戶，難免誘使那些文化水平和認識能力有限的人們產生疑懼，他們對教會侵略勢力懷有仇恨，高度警惕，或者根據傳教士的某些惡行向其他方面類推；或者把少數特例擴大認定為普遍事實，偶有風吹草動，便能繪聲繪影。他們共同處在洋人和洋教造成的巨大心理壓力之下，容易激發“從眾行為”，不要說是事出有因的謠傳，即使是完全荒誕無稽的謊言，他們也往往不能理智地判斷。人們之所以極度相信謠傳，是因為這些丑化傳教士及基督教會的謠言與民眾的心理期望一致，這種帶有非理性的，強烈的情感色彩的言論，導致群眾采取焚教堂、殺教士的過激行動，“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乃是感到或預感到某種外來力量構成了對自己個體或群體生存的威脅時，所作出的一種反映”。晚清反洋教謠言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後果，洋教會是謠言的受害者，參加反洋教斗爭的中國人同樣是謠言的受害者。
士大夫階層是晚清反洋教行動的主要推動者和倡導者，中下層士紳積極參與反洋教斗爭的現象相當普遍。鴉片戰爭以後的基督教與中華傳統之間的衝突，已不是單純的文化衝突，而是與侵略與反侵略斗爭緊密交織，難分難解。
正如程歗、張鳴兩先生所說：“正是這樣的歷史背景，決定了當時的西方傳教士中即使是屬於溫和與圓通的一派，也無不懷有文化優越的傲岸，實施著超乎尋常的，以摧毀殖民地半殖民地原生文化為宗旨的文化移植。教會在其勢力所能達到的地區，以強硬而不妥協的姿態挑起了習俗之戰。鋒芒直指中國傳統的凝聚了民族性的生活方式，從而將普通民眾逼到了要麼屈服，要麼決裂的境地。一大批教案中表現出來的文化習俗衝突，既不是孤立的、可以和政治背景分開看待的中西文化的‘衝撞’，更不是所謂封建文化對西方先進文化的‘抗阻’，從本質上講，這是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在中國鄉土文化層面上引起的激蕩，是基督教的文化征服突破了中國民間文化容納極限而促成的社會反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