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及其語境：中國當代電影的探索策略研究（簡體書）

在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電影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在主流電影演進過程中，與主流的社會文化語境和電影行業語境角力的探索內容。《先鋒及其語境：中國當代電影的探索策略研究》綜合了先鋒派理論、“文化場”理論、電影史和電影文本研究等多種理論和方法，力圖在“先鋒”及其“語境”的悖論關系中，歷時性地梳理出一條隱含在當代電影史中的“先鋒”電影的發展線索，并共時性地對其探索策略的思想主題、美學觀念、敘事和影像特征等若干方面進行分析探討。

程波，男，1976年出生，1993年考入復旦大學，2003年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畢業，現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影視藝術系系主任，影視制作MFA學科帶頭人。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理論委員會理事、中國電影評論家協會理事。先后有《先鋒及其語境：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研究》《世界電影地圖（三卷本）》《西風破：西方三千年之美》《天才／瘋子：達利畫傳》《西方美的歷程》等著作出版，主持或獨立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項目、上海市重點學科電影學項目、上海市教委創新項目多項，發表核心期刊學術論文數十篇，小說、詩歌、譯著近百萬字，并創作和策劃影視劇本若干。

導論 先鋒視角與探索策略
——中國當代電影探索策略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第一章 中國當代電影探索策略的社會文化思潮語境
第一節 中國當代社會文化思潮概述
第二節 滯后的先鋒性

第二章 中國當代電影探索策略的電影行業語境
第一節 中國當代主流電影的發展脈絡
第二節 電影產業政策影響下的電影生態
第三節 先鋒的自身傳統

第三章 中國當代電影的“底層敘事”探索策略
第一節 先鋒的底層轉向
第二節 “泛底層”——中國當代先鋒電影的底層悖論
第三節 底層何以喜劇
第四節 底層悲喜劇——以張猛導演作品為例

第四章 中國當代電影的“邊緣文化”探索策略
第一節 先鋒藝術與探索電影的互動
第二節 同性戀題材電影
第三節 “少數民族文化”電影

第五章 中國當代電影“泛自傳”探索策略
第一節 青年成長史——個體生命經驗的還原
第二節 選擇性記憶與當下生活——個體生命經驗的想象性加工
第三節 成人與兒童視角轉換——個體生命經驗的再造

第六章 中國當代電影的“女性主義”探索策略
第一節 中國當代“女性主義”電影概述
第二節 女性主義視角下的規訓與建構：以湯唯及《黃金時代》為例
第三節 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探索策略的敘事與影像：以李玉為例

第七章 中國當代電影的“形式創新”探索策略
第一節 中國當代電影的形式探索路徑及其悖論
第二節 核心沖突的有效敘事：以王全安電影為例

第八章 中國當代電影的“類型化”探索策略
第一節 類型電影的慣例系統與中國當代電影類型化的總體特征
第二節 藝術探索電影類型化的可能性及其悖論
第三節 中國當代新生代導演創作轉型中的類型策略
第四節 新生代類型策略的幾種典型模式
第五節 新生代導演對類型焦慮的揚棄：以管虎的《老炮兒》為例
第六節 試論中國電影審查機制對新生代導演作品類型化的影響

第九章 新媒體語境下中國當代電影的探索趨勢及其悖論
第一節 新媒體語境下的同性戀題材影像
第二節 新媒體語境下電影的跨媒介傳播：以電影《匆匆那年》改編為例
結語
參考文獻
索引
后記

第一節 中國當代社會文化思潮概述
新時期之前，“文革”時期主流文化相比較于“十七年時期”而言，越來越向著單一均質的方向發展，主流思想中即便出現過一些不同的聲音，也都被強制力量壓制下去，體制文化的大一統色彩嚴重。社會的正義，法律和道德都在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中遭到了“名正言順”的踐踏。中國新文化的傳統，以及在這個傳統中逐步建立起來的理性精神和人性價值都遭到了全面的破壞，沒有了這個基礎，那些想要在這個傳統中有所突破、有所超越的努力，可想而知就更難以存在了。文藝成了極左政治的文化附屬物，沒有自己的獨立空間和獨立品格。文藝在權力場中幾乎是沒有自己的邊界的，意識形態的力量可以對它進行無條件的、無所不在的傾倒。“文革”時期的主流文學、電影是宣傳和斗爭的工具，它的觀念和技巧是狹窄和封閉的，是樣板式的，所謂的現實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也只是由意識形態在文學作品中建立起了一個個具體而空洞的“意象”在支撐著而已；當意識形態在文藝中“意象形態化”的時候，其在藝術上變得單調乏味，但它自身也成了一種權力的象征，在對待有可能出現的異質因素時，它們又顯得強大有力。懷疑精神和反抗意識首先不是普遍的，體制中的大多數人們，包括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已經被體制化了。除了極少數人會以一種激烈的方式來捍衛自己思想的獨立性外，更多的“少數人”的思索和懷疑只能是處于“地下”或者說“民間”的狀態。一些在“文革”前就成長起來的文藝家和思想家往往是用個人默默堅持的方式，比如說顧準、穆旦；而年輕人所面臨的政治壓力相對較小，環境也相對寬松，這使得他們除了采用一種相對個人的方式之外，還有可能用一種松散的沙龍和團體的方式相互交流，相互激發，形成某些時間段上和領域里的小氣候。在社會生活領域也存在著類似王朔小說或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里的“另類‘文革’’’，這實際上為對抗和反叛當時的主流文化提供了一種現實和文化上潛在的探索平臺。比如在文學上有所謂的“太陽縱隊”和“白洋淀詩派”，電影領域也有一些沙龍性質的青年小組等。
新時期首先出現的是以撥亂反正為前提的“思想解放”思潮，這帶有明顯的“二次啟蒙”意味。當然，我們要注意當時的主流體制文化的復雜性：由于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帶有官方性質的“思想解放”運動，所以“反思和糾偏式的啟蒙”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成為主流話語和新的體制文化，但是事實上，舊有的體制文化又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消除，新的主流話語和體制文化其實和舊有的意識形態還有著密切的聯系，它們常常是在用舊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來批判舊的體制，當然這更多的是一種不穩定的過渡狀態，當啟蒙更深入地進行下去的時候，新的主流文化中“文革”思維方式的遺存也逐漸減少。總體上說，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的趨勢是一致的，它從思想內涵和表達方式上都是對“文革”體制的反叛，進而和新體制中可能具有的“文革”思維的遺存又是不一致的。帶有先鋒意識的文化與新的支持網絡間是交錯的關系：它既不是完全納入其中，又不是完全的逃離。
以20世紀80年代初期超越了文學范疇，對整個社會文化都產生較大影響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為例子，從思想觀念上說，它們展示的是這樣一種本質上統一的價值取向的發展：呼喚被踐踏的人的價值和尊嚴，呼喚人道主義的復歸，反思權威意識和抽象“信仰”帶來的貽害，但同時對將來甚至對當下的狀態又普遍地充滿著一種沒有現實依據的、更多的還是來源于一種抽象信仰的樂觀。在這些作品中，人的價值還是整體意義上，是和國家、人民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人”，“人”的社會責任感要比個人的獨立人格要更受重視。“傷痕”文學由于其思想方式上的幼稚、藝術手法上的陳舊，如前所述，完全不可能具有先鋒性；“改革”文學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主流思想的解釋者和宣傳者（宣傳工具的作用比較明顯，當然這很有必要），服務現實的主觀意圖很明顯。采用大眾習慣的形式才能起到宣傳和解釋的作用，反過來，正因為文學的創作理念是為了宣傳和解釋，所以它不可能自覺地進行形式上的探索，甚至還在有意回避文體的問題。
當然從思想啟蒙和藝術啟蒙之間的繼發關系來說，朦朧詩（以北島為代表）和反思文學中的一部分（主要是王蒙、宗璞等人的意識流小說），已經較為自覺地運用和原有支持網絡有著較大差異的藝術表達策略和文本特征來與思想上的對舊體制的批判和質疑相配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