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知青文學與知青作家（簡體書）

《陜西知青文學與知青作家》為“陜西知青檔案”叢書中的一部。從1968年到1978年,長達十年之久的以“老三屆”（特指1966-1968年高中和初中三屆畢業生）為主體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席卷全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末期，近1800萬城鎮知青（包括返鄉知青）與共和國一道承受相同的命運。這個龐大的群體被稱為負重的一代、迷茫的一代、思考的一代。“老三屆”知青作為苦難歲月的特殊群體，於迷茫中尋求希望，從黑暗中走向光明，知青文學坦露出靈魂的呼喚。陜西知青作家群體英才輩出，創作成果豐碩，許多人的優秀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堪稱中國作家中的優秀代表。陜西知青文學的發展貫穿了半個多世紀，在這樣一個大跨度的時間段內，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過巨大的變化，歷經了20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新時期、90年代初南巡講話、走進新時代，一直到新世紀的科學發展，在這些不同的歷史時期，知青文學的發展也有其不同的特點，形成了不同歷史階段的知青文學。
本書依據陜西知青作家及知青文學所走過的時代階段、歷史脈絡、創作趨向，將陜西知青文學的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力圖以編年史的進程凸現陜西知青作家的群體創作實況，使之客觀和明晰，便於解讀作品，剖析作者創作動因，追尋時代根源，為研究知青文學提供一份有價值的史料。

商子秦，河北廣平人。中共黨員。西安市五中高六八級二班學生，畢業於西北大學作家班。1968年赴寶雞縣固川公社四家坪大隊五小隊插隊務農。1971年招工至寶雞市京劇團、後在寶雞市市文化局藝術科、寶雞市文藝創作研究室工作，歷任寶雞市文聯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及《秦嶺文學》主編、西安市文聯組聯部副主任、辦公室主任、《西安文藝界》主編、副秘書長、副巡視員。陜西省作家協會理事等職務，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現任陜西省詩詞學會副會長，陜西賦學學會常務副會長，西安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詩集《這一代》《回聲》《思念北方》《夜行人》《商子秦詩選》；散文集《釘在文學十字架上的靈魂》《傳說》；電視文藝作品集《城韻秦風》等。

第一章沉寂年代的文學醞釀期
（1968——1976）
概述
這一時期的前期，主要是從1968年到1971年，知青宣傳隊為配合政治形勢宣傳演出的應景性寫作。當時流行的八個樣板戲成為寫作的模式。作品文學價值不大，卻鍛煉了知青的文字能力，催生了文學愛好，提升了創作熱情。這種形態的創作，在當時陜西知青中較為普遍。還有一種可以稱之為地下寫作形態，就是知青用各種文學形式，表達真實的知青生活和思想，其形式多為關於知青生活、情感的歌詞、詩歌、散文等等，這些作品中的一些歌曲曾在各地知青點流傳，而文字性作品大都保存在知青各自的筆記本中，成為歷史印記。
這一時期的後期，從1972到1976年，部分下鄉的老三屆知青被招工到城市各個單位，有了較好的生活條件和更大的學習空間，其文學才華也有了更多的表現機遇。”9.13林彪事件”後，文革中的極左思潮受到一定的遏制，各地文學組織和期刊相繼恢復，提供了更多的創作平臺，陜西知青文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像”延安山花”群體的推動，作品有像《蘭珍子》、《理想之歌》為代表的詩歌創作，特別是陳忠實《接班以後》等刊發在《陜西文藝》的系列短篇小說為代表的小說創作，以其文學性的堅持，引起人們關注。
從數量上來看，這一時期的知青作品如冰封解凍，一旦回溫，即可迅速蔓延擴展。一方面陜西知青文學創作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創作出了大量的文學作品。1973年，《陜西文藝》復刊，陳忠實連續發表了與知青生活相關的短篇小說《接班以後》《高家兄弟》等。路遙、賈平凹、和谷、王蓬等人在《陜西文藝》《朝霞》等省內外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散文作品。陶正、路遙、梅紹靜、葉延濱、賈平凹、和谷、商子秦、沈奇、常揚等人在北京和陜西相關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延安山花》《我是延安人》《無限春光》《山花紅似火》《放歌天安門》和《陜西文藝》《陜西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數量眾多的詩歌作品。
另一方面，在這一時期，陜西許多非知青作家，也創作了許多知青題材的作品。其中有魏鋼焰的《接班人》、李小巴寫關於北京知青孫立哲的報告文學、張郁填寫的歌詞《延安窯洞住上了北京娃》、聞頻的小歌劇《延安路上》、曹谷溪的詩歌等等。從體裁上來看，知青不僅創作了小說、散文、詩歌，而且以路遙、高紅十、何冀平、周建順、李君、商子秦等人為代表的知青們還創作了題材多樣的戲劇、話劇、小戲曲等文學樣式。
從質量上來看，這一時期的陜西知青文學後來居上，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文革流行長詩《理想之歌》當年曾風靡全國，其作者是高紅十、陶正等4位北京知青，而高紅十、陶正當年都是從北京來到陜北插隊的知識青年。作品完成後，於1974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入一部詩集中，並以該詩題作為這部詩集的書名）。1975年12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配樂詩朗誦的形式廣播，在廣大青年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1976年1月25日的《人民日報》全文重刊了這首長詩，《光明日報》稍後又發表長詩作者之一高紅十重回延安當農民的文章，更加擴大了作品的影響，可謂名重一時。從知青文學發展的角度看，它的推動的作用，超過了當時的《征途》（197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郭先紅。這部小說1970年即開始進行創作，據稱是以金訓華為原型，以眾多人物形象，豐富曲折的故事情節和浪漫主義色彩，而為其時的青年讀者所激賞，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印數達60余萬冊）、《劍河浪》（作者是汪雷。作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叢書”之一，1974年出版，印數也高達50余萬冊。這是文革以來第一部由下鄉知青創作的長篇小說，文字清新，生活氣息濃郁，也讓人刮目相看），甚至是《分界線》（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上海廣播電臺文藝部連續全文朗誦了這部小說，還請張抗抗座談了創作體會），成為了陜西知青文學的引領之作。
北京知青梅紹靜創作的長篇敘事詩《蘭珍子》，書雖然很薄，在當時定價也只有一毛六分錢，然而詩集出版後，卻深深影響過陜西乃至中國詩壇。敘事長詩連頭帶尾共分九段，寫了北京知青當赤腳醫生的事，作者不甘於”假、大、空”束縛，毅然選擇了信天遊格式，有如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賀敬之的《回延安》，這一靠攏和學習，實際上向地方文化和現實生活的靠攏。盡管該作品有那個時代背景的缺憾，但是這樣的靠攏，在那個時代是極為難能可貴的。由於作品描寫的女主人公和作者自己有共同的生活經歷、共同的生活感受，所以，這篇敘事詩不僅寫得清新活潑，而且親切流暢。作品中許多熱烈歡快的詩句，凝聚著北京知識青年對延安山水的熱愛，對英雄的延安人民的無限崇敬，抒發了他們的豪情壯志。因此作品感情真切。
客觀而言，由於受到極左思潮的約束，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成為配合政治運動的工具，千篇一律的”三突出”復制樣態，根本無法擺脫禁錮年代的束縛。然而，知青的生活體驗是具有獨一性和不可重復性的。如果僅僅從作家的生活閱歷這個層面來看，文革這一時期的生活磨難和創作經歷，於這些知青創作主體而言，應是一份特殊的精神資源和情感積累。有評論家曾經談到：“‘文革’和‘文革文學’曾經是我和我們成長的思想文化資源；歷史的殘酷在於它開了個玩笑，一個曾經是‘正面’的資源終於成了‘負面’。”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出現的大量文學作品，只能是曇花一現。嚴格意義而言，只是某種政治概念的詮釋，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傳聲筒。但無可回避的事實是，這些作品畢竟使知青文學有了雛形，文學的觸角也在逐漸伸展開來，進入到了社會生活的廣闊天地和人類心靈的複雜層面，它們的存在，為知青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鋪墊。
回眸沉寂年代的文學醞釀期，我們觸摸到陜西知青作家艱難行進的足跡。1976年清明節前後，一場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如地火噴發，蔓延全國。於無聲處聽驚雷，噩夢過去是黎明。作為思考一代的陜西知青作家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
(1)陳忠實和他70年代初的系列短篇小說
陳忠實是西安市灞橋區霸陵鄉西蔣村人，1962年9月從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學高中畢業，回鄉當了民辦小學教師。他一方面積極教學，努力當好教師，另一方面刻苦自學，讀書，寫作，觀察生活，提升自己。1965年，他的散文處女作《夜過流沙溝》發表在《西安晚報》文藝副刊上。此後，發表了《櫻桃紅了》《迎春曲》等幾篇散文作品。成為西安市嶄露頭角的青年業余作者。
1973年7月，《延河》復刊，更名為《陜西文藝》，在頭條發表了陳忠實的短篇小說《接班以後》，之後一年一篇，陸續發表了陳的短篇小說《高家兄弟》《公社書記》等，這些小說盡管無法擺脫當時流行的階級斗爭思想基調。但其濃郁的關中平原的鄉土和生活氣息，生動的人物形象以及語言風格，在當時讓人耳目一新。
陳忠實《接班之後》等70年代初系列小說，盡管有著時代的局限和方方面面的不足，但是代表了當時陜西乃至全國短篇小說創作的最高水平，是當時難得一見的短篇小說精品，標志著陜西知青文學70年代初小說創作的標高。
陜西知青作家王蓬曾對陳忠實這一時期的創作有一個中肯的評價：
“1973年7月，剛復刊的《陜西文藝》在卷首隆重推出了篇近兩萬字的小說《接班以後》，盡管受當時政治氣候局限，但作品濃郁的鄉村生活氣息，活生生的人物，鏗鏘有力的語言，以及整部作品的厚重和氣勢，使我一下牢記住了作者：陳忠實。之後，凡陳忠實的作品都找來看，《高家兄弟》《配合問題》《公社書記》等，在《西安晚報》見到他一篇農村速寫《鐵鎖》，受到啟發。”
1976年,根據陳忠實短篇小說《接班以後》改編的電影《渭水新歌》搬上銀幕。《接班以後》等作品發表後,陳忠實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意。1973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何啟治，千裡迢迢從北京來到陜西西安郊區找到了陳忠實。當年，他讀了陳忠實2萬字的短篇小說《接班以後》後感覺頗佳，便聯繫陜西作協。當年隆冬，他來西安面見陳忠實並約稿。在小寨街頭交談時，陳忠實對何啟治讓自己寫農村題材長篇小說的建議，”頗感驚訝而茫然”。
陳忠實回憶到：“當時我在區上開會，我們在區委所在地的十字街頭見的面。一聽說要我寫長篇，我嚇住了。後來我們之間有個約定，如果我這一生能寫成長篇就給他。”
從1986年起，陳忠實陷入對民族命運與生命體驗的深層思考，整整用兩年時間，做好了長篇創作前期準備。隨後，從1988年4月至1992年3月間，他將自己關在白鹿原下的老房子裡，終於寫出了長篇巨著《白鹿原》。
1992年初，陳忠實在廣播中聽到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摘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他怦然心動，果斷作出決定：“長篇小說稿子一旦完成，就立即投送出去，一天也沒有必要延誤和擱置。”很快，陳忠實就寫信告知何啟治：長篇小說《白鹿原》寫成了。手捧來信，何啟治感慨：《白鹿原》，我等了你整整20年！
1992年3月25日，陳忠實將小說手稿交給來西安取稿的高賢均和洪清波兩位編輯。在西安開往成都的火車上，兩人不由得為作品拍案叫好。當年4月到6月，《當代》雜志洪清波、常振家、何啟治，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文學一編室劉會軍、高賢均、何啟治先後看完小說並分別簽署了審讀意見，決定在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的《當代》上連載，並在1993年6月出版單行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審讀《白鹿原》期間，何啟治從《當代》雜志上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他就先後簽署了雜志和出版社的兩份終審意見。創造了自己30多年編輯生涯中的一個唯一：他既是小說《白鹿原》的組稿人，也是終審人，還是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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