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秘錄（簡體書）

《蹇蹇錄》系日本前外相陸奧宗光所撰外交回憶錄。陸奧宗光是日本明治時代極為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主導的日本19世紀末期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方式，被后人稱為“陸奧式外交”。本書主體內容涉及甲午戰爭前后，即從朝鮮東學黨起義到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這一時段內的日本外交活動。陸奧宗光本人作為當時伊藤博文內閣的外相，參與幾乎所有的重大外交決策。在這本回憶錄中，他圍繞自己的親身經歷，細致入微地記述了日本與英、法、美、德、俄等國，以及與清國和朝鮮的外交往復，包括彼時外交文書的具體內容，駐外大使的密電和政府高層會議上的言語交鋒等等機密內容，以及如何在中日（馬關）談判中運用各種手段，逼迫李鴻章簽訂不平等條約，為日本攫取巨大利益的細節。書中雖不可避免地帶有作者虛飾自矜的色彩，但總體而言，仍是研究那段歷史繞不開的珍貴史料。

陸奧宗光（1844－1897），日本明治時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伯爵。1868年得到巖倉具視的賞識，步入日本政界，1888年任日本駐美公使，兼任墨西哥外交大使。中日甲午戰爭前，他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同為戰爭的主要策劃者和決策人，并在兩國談判中施展“狡獪”的外交手段，侵奪中國利益，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

蹇蹇：忠直貌。作者以此作為書名，意在表達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剛直、鞠躬盡瘁。

緒 言

第一章 東學黨之亂

第二章 日清兩國對朝出兵

第三章 大鳥特命全權公使的歸任和就任後朝鮮的形勢

第四章 關於為改革朝鮮內政派遣日清兩國共同委員的提案

第五章 關於朝鮮改革與清、朝宗屬關係問題的概述

第六章 朝鮮內政改革的第一期

第七章 歐美各國的干涉

第八章 六月二十二日以後至開戰期間李鴻章的地位

第九章 朝鮮事件與《日英條約》的修訂

第十章 牙山及豐島之戰

第十一章 朝鮮內政改革第二期

第十二章 平壤及黃海戰役勝利的結果

第十三章 領事裁判制度與戰爭的關係

第十四章 媾和談判開始前清國及歐洲列強之舉動

第十五章 日清媾和之發端

第十六章 廣島談判

第十七章 下關談判（上）

第十八章 下關談判（下）

第十九章 俄、德、法三國之干涉（上）

第二十章 俄、德、法三國之干涉（中）

第二十一章 俄、德、法三國之干涉（下）

校注

解說——《蹇蹇錄》刊行情況

我國曾不止一次出版過《蹇蹇錄》的中譯本。本版為引進日本巖波書店出版的由日本相關領域著名學者中塚明校注的權威版本，除《蹇蹇錄》本體外，尚有中塚明對不同版本的《蹇蹇錄》所做的118條校注。讀者通過對陸奧宗光對不同版本的《蹇蹇錄》的修改情況的說明，可以一窺其隱秘的內心活動，也更有利于理解日本當時的歷史狀況。因此，校注部分也是《蹇蹇錄》不可刪減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于《蹇蹇錄》的刊行和校注情況，中塚明在書末還做了長篇解說，節錄如下：

關于本文庫的校注

陸奧宗光在明治三十年（1897）年五月的《世界之日本》第十五期上，寫了《各元老談話之習癖》一文，對自己做了如下描寫：

陸奧之喜好談話猶如伊藤、大隈。然而他動輒陷于多辯，又其談話中雖不無如伊藤般講評書式的談話，但更有辯論之癖，往往口角飛沫，與人爭論。有好勝之癖，不厭于乘勝追窮寇。故其談論引證明晰，論旨正確，不予對方以反駁之時間，因此有時不免使人甚感不平不滿。然而其雖有上述縱論放談之習慣，其間卻頗為慎重，絕不令他人得窺其胸中之秘，亦盡量避免因其諾言而造成他日之困難。……至于屬其胸中之秘的所謂外交之微妙處，無論何等場合均不予泄露。故雖與其長時間對話之后，亦無人能推測其究竟將以何種外交上之秘策解決此重大事件之談判。……其看似大膽豪放，實乃小心謹慎之人。（《伯爵陸奧宗光遺稿》收錄。同書，613-614頁）

從《蹇蹇錄》草稿到第二次刊本，由口述開始，雖能發現數次推敲的痕跡，但仍能看出陸奧對自己“談話癖”的評論確實恰當。

渡邊修二郎曾對《蹇蹇錄》評論道：“此書雖首先自朝鮮事件說起，并及于與清國爭端之始末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但要而言之，全篇之要點在于辯解歸還遼東乃迫不得已之事。”（無號外史評《外交始末蹇蹇錄》，東陽堂支店，1898年銷售，193頁。所謂“無號外史”，即渡邊修二郎）他認為此書專為解釋三國干涉之處理問題而著，這種說法似過于片面。

位于藩閥之外，經歷過幕府末期的苦難生活，到了明治時期還曾體味過牢獄之災的陸奧宗光，登上了“元勛總動員”的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的外務大臣這樣一個顯要職位，“在攀登權力階梯的比賽當中，……如今已有將明治時期十幾年的‘落后’態勢彌補回來之感”（萩原延壽：《陸奧宗光》，神島二郎編《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十卷——權力的思想》收錄，筑摩書房，1965年，146頁）。此時，日本終于尋找到從不平等條約中解放出來的突破口，并于日清戰爭中獲勝，開拓了一條犧牲朝鮮、中國以與帝國主義列強并肩的重要道路。陸奧作為外務大臣而位于修改條約與領導戰爭的核心位置。這時的他不管是作為一個公務人員還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個人，都應當能感受到內心的驕傲與自豪。促使他全身心投入《蹇蹇錄》的著述之中的，應當就是這種驕傲與自豪。正因如此，他的“喜好談話”“辯論之癖”“乘勝追窮寇”的風格，從《蹇蹇錄》的草稿到刊本當中隨處可見。這也是為什么大家認為在近代以來日本的政治家、外交官的眾多回憶錄當中，再也沒有如《蹇蹇錄》一般直率的——有時也可稱為“主觀的”，甚至可稱為“片面的”——記錄的緣故。

與此同時，陸奧的“其間卻頗為慎重”“亦盡量避免因其諾言而造成他日之困難”“看似大膽豪放，實乃小心謹慎之人”等特點，在推敲之后也非常明顯。

很多人認為《蹇蹇錄》是一部一絲不漏地記載日清戰爭期間外交方面所有事宜的著作，但如今用以《陸奧宗光相關文書》為首的已公開的外交相關記錄加以對照的話，會發現陸奧并沒有將所有事情都毫不掩飾地講述出來。對日本能夠造成“不利”的事情，陸奧并未提及。而且，從《蹇蹇余錄草稿綴》修改前的原文到第二次刊本，一些人物——尤其是伊藤博文、山縣有朋、西鄉從道、川上操六、樺山資紀等人，在日清戰爭中的言行，凡是被認為可能會在后來給他們本人或者是作為記錄者的陸奧自己造成牽累的，具體的人名全都予以刪除。雖說這樣做有可能是受到了中田敬義的暗示，但更多則應該是基于陸奧本人的考量。

當然，正如前文所述，從草稿到第二次刊本之間的修改極多，范圍極廣，絕不僅僅限于與具體人物的言行相關之處。

因此，本文庫的校注主要是將《蹇蹇錄》在完成過程中（《蹇蹇余錄草稿綴》——第一次刊本——第二次刊本）被刪除、被修改之處的原文加以再現。若能有助于讀者從陸奧的推敲痕跡中了解其微妙動搖的心情，并進而厘清日清戰爭期間日本外交的微妙之處，則感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