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獻學新編（簡體書）

自序
緒論
第一編 形體編
第一章 記錄文獻的載體
第一節 甲骨
第二節 金石
第三節 簡牘
第四節 縑帛
第五節 紙
第六節 膠片與磁帶

第二章 文獻的體裁
第一節 文獻內容的體裁
著作 編述 抄纂
第二節 文獻編纂形式的體裁
文書 檔案 總集 別集 類書
政書 表譜 圖錄 叢書 方志

第三章 文獻的體例
第一節 古書多無書名
第二節 古書不題作者
第三節 單篇別行之例
第四節 序傳常置全書之末
第五節 篇章題目列於正文之後
第六節 古書的附益
第七節 內篇與外篇
第八節 先秦子書不皆出於手著
第九節 子書與文集之流變
第十節 古書的篇與卷

第四章 文獻的體式
第一節 簡策體式
第二節 卷軸體式
卷子裝（卷軸裝） 旋風裝
第三節 折疊體式
梵夾裝 經折裝
第四節 冊頁體式
蝴蝶裝 包背裝 線裝
……

第二節文獻編纂形式的體裁
（一）文書古代盟約、公文、契約、書札、案牘以及文字圖籍等，如侯馬盟書、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徽州文書。
侯馬盟書春秋晚期晉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晉國世卿趙鞅同卿大夫間舉行盟誓的約信文書。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在發掘山西侯馬晉城遺址時發現。盟書又稱“載書”。《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誓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當時諸侯和卿大夫間舉行盟誓活動，盟書皆有數本，一本埋在盟所或沉於河，以取信鬼神，與盟者各持一本歸，藏於祖廟或司盟之府。出土的侯馬盟書計5000餘件，字跡比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餘字，最多達200餘字，用毛筆將盟辭書寫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跡一般為朱紅色，少數為黑色，字體近於春秋晚期的銅器銘文。侯馬盟書的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文書、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晉國歷史都有重大意義。
吐魯番文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古墓葬區出土的東晉到元代（公元4—14世紀）這一歷史時期的紙質寫本文書。主要是漢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鶻、吐番文等。19世紀末，在敦煌文書被劫掠的同時，吐魯番文書也先後遭到來自俄、英、德、日等國人的掠奪。至20世紀50年代以後，國外陸續發表了一些中國吐魯番文書的考釋材料，頗引入深思和注視。20世紀中葉，我國考古學者黃文弼兩度赴該地考察發掘的研究成果，至1954年始發表於中國科學院出版的《吐魯番考古記》中；自1959年起，我國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墓葬區進行十餘次大規模發掘和清理，寫成的發掘報告和文書簡介，在70年代後期分別以普及本和圖版本陸續出版，吐魯番文書就其性質可分為以下4大類：（1）公府文書有朝廷詔敕、律文、籍帳以及各級軍政機構的文牒；（2）私人文書包括世俗及寺觀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類疏，以及契券、遺囑、辭、啟、信牘等；（3）古籍有儒家經典、史書、詩文、啟蒙讀物等；（4）佛教經論、道教符篆、醮辭經文以及其他宗教的文書和典籍。吐魯番文書早於敦煌文書，其中以唐代公私文書數量最多，是研究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的原始文獻資料。
敦煌文書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所出5—11世紀的多種文字古寫本。1900年道士王圓篆發現於莫高窟17窟藏經洞。1944、1965年又續有發現。遺書總數超過4萬件，其中漢文寫本在3萬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遺書多為卷軸式，寫本題款有記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者為宋咸平五年（1002）。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敦煌漢文寫本中佛典占95％，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發願文、懺悔文等；非佛典文獻占5％，包括經、史、子、集四部，其中曾發現一些很有價值的佚書。敦煌文獻中最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帳等，私文書有契券、社司轉貼、帳歷、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貸契、買賣契、雇傭契等，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會經濟史的第一手文獻資料。
徽州文書明代安徽徽州地區的文書，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約等。明代徽商勢力雄厚，徽州經濟和文化都很發達，文書契約存留至今的比較多。現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圖書館和科研單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書有官府頒發的文告、編發的戶帖、清冊供單、魚鱗圖冊、催征稅糧條鞭長單、審圖小票、審定戶由、歸戶冊等；私人文書契約多屬程、汪、胡、王等大戶的文件，如收租底、分家合同等等。這些文書對於研究明代徽州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關係、租佃制度、商業資本的發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狀況，都有著重要參考價值。（二）檔案具有查考、使用價值，經過立卷歸檔集中保管起來的各種文件材料，稱為檔案。古代檔案，先後以甲骨、簡牘、金石、縑帛為載體，造紙術發明以後，檔案又以紙作為書寫材料。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現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價值的照片、影片、錄音帶也可存作檔案。：我國檔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卜辭，“屬於王室的文書記錄，是殷代的王家檔案”（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46頁）。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銅器銘文，所記有冊命、賞賜、志功、征伐、訴訟等各個方面的大事活動，史學家把這些銘文看作“《周書》之逸篇”（郭沫若《周代彝銘進化觀》），也正因為它具有檔案性質。1975年底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簡，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釋，是一批非常珍貴的律法檔案。上述這些都是現存古代檔案的實物。我國現存的檔案實物，除上述甲骨檔案、金文檔案、簡牘檔案以外，以明、清檔案所存為最多，大約還有一千多萬件（冊），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包括明清兩朝中央機關和少數地方機關、少數個人的檔案，共計74個全宗。其中明朝檔案很少，只有三千多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時期的兵部檔案，也有少數其他各朝檔案。清朝檔案在所藏明清檔案中占絕大多數，從時間上看包括入關前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統三年（1911）以及溥儀退位後於1912至1940年形成的檔案，從所屬全宗看，有中央國家機關的檔案，有管理皇族和宮廷事務機關的檔案，有軍事機構的檔案，有地方機關的檔案，也有個人全宗的檔案。從檔案的種類租名稱來看，上行文書、下行文書、平行文書、特定用途的文書均有：制、詔、誥、敕、題、奏、表、箋、咨、移、札、片、稟、呈、照、單、函、電、圖、冊等不下百種之多。從文字上看，絕大部分是漢文檔案，一小部分是滿文或滿漢合璧檔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檔案和少數民族文字的檔案。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從1925年起，編輯出版的各種檔案史料匯編、目錄、圖集、論述文集等共有50餘種，370餘冊，其中如《文獻叢編》《掌故叢編》《清代文字獄檔》《籌辦夷務始末》等，為當時的史學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新中國建立至1985年的35年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先後編輯出版的史料有21種，74冊，約2472萬字。其中《中法戰爭》《辛亥革命》《義和團檔案史料》《戊戌變法檔案史料》《洋務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等，都是非常有影響的檔案史料集。
檔案在歷史研究中有重要作用。檔案是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自然產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記錄，從未經過修改和加工，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歷史的原貌。檔案與圖書不同，圖書是作者為了傳播知識專門寫給人看的，檔案是作為人們交流的工具客觀地產生而不是專門編寫的。由於檔案具有這種原始性和客觀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實可靠。舉例來說：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據《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會典、方略等史籍，其實這些史籍都是根據檔案編寫的，與檔案比較，這些史籍又都屬於第二手材料了。再如《清史稿》一書，雖然經過了長達14年的編纂，使用過清代國史館歷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卻沒有使用清宮秘藏的“大內檔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實的論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訛誤和缺漏，成為憾事。對於檔案典籍的重視和利用，是我國自古相傳良好的歷史傳統，孔子整理六經，司馬遷編纂《史記》，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章學誠編寫地方
志，都重視搜求並使用過大量檔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據檔修史、以檔證史以及體現史檔結合的突出的成功的範例。檔案文獻是我國文化遺產寶庫中引人注目的瑰寶！
（三）總集匯集多人的單篇詩文為一書，稱為總集，與別集相對而言。我國古代文獻典籍采用“四部分類法”，其第四大類稱為集部。《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序》說：“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餘也。”它把個人的詩文集稱作“別集”，把許多人作品的合集或選本，稱作“總集”，它在《別集類小序》中說別集的產生，始於東漢，盛於齊梁；同時在《總集類小序》中對於總集的產生，說了這麼一段話：“《三百篇》既列為經，王逸所裒，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這說明總目編定者紀昀也認為《詩》《騷》應為先秦時代的總集，確已無疑，那麼總集這種體裁的產生，並不遲於別集，當然定型租完善是後來的事。《晉書·摯虞傳》說摯虞“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日《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後人把《流別集》所作各種體裁文章的評論，集中摘出，成為專論，即《文章流別論》，論到的文體有頌、賦、詩、七、箴、銘等11種，原文已佚，尚有若幹片段，散見於唐宋類書中。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晉代以迄陳、隋，總集共有249部5224卷。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集》、劉義慶的《集林》，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因為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見到的現存最早的總集，應是南朝梁蕭統所編的《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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