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舊事（簡體書）

★數篇珍貴作品首次出版★

★中國文著協官方主導，大師後人親自授權，珍貴作品一字未刪★

★有《城南舊事》的意趣，也有《北平思故》的情懷★

★唯美彩色插畫，高清珍貴舊照★

近代極富盛名的25位大師：梁實秋、汪曾祺、蔡元培、朱自清、張恨水、胡適……娓娓道來那時的人和那時的故事。

梁實秋在東興樓享饕餮盛宴、
張恨水在果子市里流連忘返、
蕭乾在“太太的客廳”見到林徽因、
老舍愛極了北平的所有、郁達夫卻獨愛那北平的秋……
跟著大師的筆觸，回看那時北平，那時趣事，那時人，
詩意而雅致，溫暖而有趣。

汪曾祺——高樓大廈屬於北京,胡同則屬於北平。
朱自清——北平實在是意想中中國唯一的好地方。
梁實秋——一夜北風寒，大雪紛紛落，那景致有得瞧的。
林語堂——北平好像是一個魁梧的老人,具有一種老城的品格。
老舍——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愛的。
周作人——我倒還是愛北平的冬天。
郁達夫——秋天，這北國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話，我願把壽命的三分之二者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

★數篇珍貴作品首次出版。
珍貴作品，如蕭乾先生的《一代才女林徽因》等首次結集出版。

★中國文著協官方主導，大師後人親自授權，珍貴作品一字未刪。

★ 懷舊北平、懷念大師，這一本書就夠了。
25位大師親筆攥寫， 全書囊括了大師們筆下在北平城的吃、行、交友，還有八卦。

★有《城南舊事》的意趣，也有《北平思故》的情懷。

★唯美彩色插畫，高清珍貴舊照★

第一輯　情懷
中國唯一的好地方——朱自清 / 002
北平的街道——梁實秋 / 006
五月的北平——張恨水 / 010
北平舊書鋪——張恨水 / 015
市聲拾趣——張恨水 / 017
人話——朱自清 / 020
貨郎——金受申 / 023

第二輯　食事
北平的豆汁兒——紀庸 / 032
風簷嘗烤肉——張恨水 / 039
風飄果市香——張恨水 / 042
吃喝憶舊——金受申 / 045
四時佳饌——汪曾祺 / 051
芙蓉雞片——梁實秋 / 055
燒鴨——梁實秋 / 058

第三輯　先生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傅斯年 / 062
追悼志摩——胡適 / 067
哭佩弦——鄭振鐸 / 076
憶周作人先生——梁實秋 / 081
回憶辜鴻銘先生——羅家倫 / 086
一代才女林徽因——蕭乾 / 092
憶沈從文——汪曾祺 / 101
憶劉半農君——魯迅 / 112
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錢玄同 / 116

第四輯　學校
北平的學校（節選）——紀庸 / 124
老北大——張中行 / 128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 / 136
我觀北大——魯迅 / 146
初到清華記——朱自清 / 149
清華大學就職演說——梅貽琦 / 153

第五輯　時節
故都的秋——郁達夫 / 158
北平的四季——郁達夫 / 162
北平的廟會——張中行 / 169
北平的夏天——老舍 / 175
北京的春節——老舍 / 179
北平的中秋——老舍 / 184

第六輯　風物
陶然亭的雪——俞平伯 / 188
聽鴉歎夕陽——張恨水 / 194
面水看銀河——張恨水 / 196
上景山——許地山 / 199
先農壇——許地山 / 203
西山的紅葉——熊佛西 / 206

第七輯　書信
愛眉劄記•封一——徐志摩 / 210
愛眉劄記•封二——徐志摩 / 214
愛眉劄記•封三——徐志摩 / 218
小曼日記——陸小曼 / 221
北京通信——魯迅 / 225
致胡適的信•封一——林徽因 / 228
致胡適的信•封二——林徽因 / 231
致胡適的信•封三——林徽因 / 234
給一位北平文學青年的公開狀——郁達夫 / 237

第八輯　雜記
北平淪陷那一天——朱自清 / 246
回來雜記——朱自清 / 249
執政府大屠殺記——朱自清 / 255
訪箋雜記——鄭振鐸 / 264
好聰明的北平商人——劉半農 / 273
黃花夢舊廬——張恨水 / 276

芙蓉雞片

梁實秋（散文家、翻譯家。其散文集創造了中國現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紀錄）

在北平，芙蓉雞片是東興樓的拿手菜。
請先說說東興樓。東興樓在東華門大街路北，名為樓其實是平房，三進又兩個跨院，房子不算大，可是間架特高，簡直不成比例，據說其間還有個故事。
當初興建的時候，一切木料都已購妥，原是預備建築樓房的。經人指點，靠近皇城根兒蓋樓房有窺視大內的嫌疑，罪不在小，於是利用已有的木材改造平房，間架特高了。
據說東興樓的廚師來自禦膳房，所以烹調頗有一手，這已不可考。其手藝屬�煙臺一派，格調很高。在北平山東館子裡，東興樓無疑地當首屈一指。

一九二六年夏，時昭瀛自美國回來，要設筵邀請同學一敘，央我提調，我即建議席設東興樓。
彼時燕翅席一桌不過十六元，小學教師月薪僅三十餘元，昭瀛堅持要三十元一桌。我到東興樓吃飯，順便訂席。櫃上聞言一驚，曰：“十六元足矣，何必多費？”我不聽。
開筵之日，珍雜陳，豐美自不待言。最滿意者，其酒特佳。我吩咐茶房打電話到長髮叫酒，茶房說不必了，櫃上已經備好。
原來櫃上藏有花雕埋在地下已逾十年，取出一壇，羼以新酒，斟在大口淺底的細瓷酒碗裡，色澤光潤，醇香撲鼻，生平品酒此為第一。似此佳釀，酒店所無。而其開價並不特昂，專為留待嘉賓。
當年北平大館風範如此。與宴者吳文藻、謝冰心、瞿菊農、謝奮程、孫國華等。

北平飯館跑堂都是訓練有素的老手。剝蒜、剝蔥、剝蝦仁的小利巴，熬到獨當一面的跑堂，至少要到三十歲左右的光景。對待客人，親切周到而有分寸。
在這一方面東興樓規矩特嚴。我幼時侍先君飲于東興樓，因上菜稍慢，我用牙箸在盤碗的沿上輕輕敲了叮兩響，先君急止我曰：“千萬不可敲盤碗作響，這是外鄉客粗魯的表現。你可以高聲喊人，但是敲盤碗表示你要掀桌子。在這裡，若是被櫃上聽到，就會立刻有人出面賠不是，而且那位當值的跑堂就要捲舖蓋。真個地捲舖蓋，有人把門簾高高掀起，讓你親見那個跑堂扛著鋪蓋捲兒從你門前急馳而過。不過這是表演性質，等一下他會從後門又轉回來的。”跑堂待客要殷勤，客也要有相當的風度。

現在說到芙蓉雞片。芙蓉大概是蛋白的意思，原因不明，“芙蓉蝦仁”“芙蓉干貝”“芙蓉青蛤”皆曰“芙蓉”，料想是忌諱“蛋”字。
取雞胸肉，細切細斬，使成泥。然後以蛋白攪和之，攪到融和成為一體，略無渣滓，入溫油鍋中攤成一片片狀。片要大而薄，薄而不碎，熟而不焦。起鍋時加嫩豆苗數莖，取其翠綠之色以為點綴。如灑上數滴雞油，亦甚佳妙。製作過程簡單，但是在火候上恰到好處則見功夫。東興樓的菜概用中小盤，菜僅蓋滿碟心，與湘菜館之長箸大盤迥異其趣。或病其量過小，殊不知美食者不必是饕餮客。

抗戰期間，東興樓被日寇盤踞為隊部。勝利後我返回故都，據聞東興樓移帥府園營業，訪問之後大失所望。蓋已名存實亡，無複當年手藝。菜用大盤，粗劣庸俗。

一代才女林徽因

蕭乾（作家、翻譯家。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後出任中央文史館館長。）

一九三三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到文科樓外的閱報欄去看報。那時我住在臨湖的六樓，是個剛從輔仁英文系轉到燕京新聞系的三年級生。報欄設在樓前，有兩架：一邊張貼著北平的《華北日報》和《晨報》，另一邊是天津的《大公報》和《益世報》。忽然，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版盡底下一欄，看到《蠶》和我的名字。那是前不久我寄給沈從文先生請他指教的，當時是準備經他指點以後再說的——倘若可以刊用，也得重抄一遍。如今，就這麼登了出來，我自是喜出望外。儘管那是把五千字的東西硬塞進三四千字的空間裡——也就是說，排字工人把鉛條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擠成黑壓壓一片。
其實，兩年前當熊佛西編《晨報》副刊時，他也登過我的一些短文，記得有一篇是談愛爾蘭小劇院運動的。然而這畢竟是自己的創作第一次變成了鉛字，心裡的滋味和感覺仿佛都很異樣。
然而還有更令我興奮的事等在後面呢！

幾天後，接到沈先生的信（這信連同所有我心愛的一切，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大意是說：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蠶》，要請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來我這裡，咱們一道去。
那幾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藍布大褂洗得乾乾淨淨，把一雙舊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過午飯我蹬上腳踏車，斜穿過大鐘寺進城了。兩小時後，我就羞怯怯地隨著沈先生從達子營跨進了總布胡同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如今回憶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動的心境和拘謹的神態，仍覺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會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後腿上，親切地抽了那麼一鞭。
在去之前，原聽說這位小姐的肺病已經相當重了，而那時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麼可怕。我以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見我們呢！可那天她穿的卻是一套騎馬裝，話講得又多又快又興奮。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連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嶽霖兩位也只是坐在沙發上邊吧嗒著煙斗，邊點頭讚賞。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沒提到一個“病”字。她比一個健康人精力還旺盛，還健談。

那以後，我們還常在朱光潛先生家舉行的“讀詩會”上見面。我也跟著大家稱她做“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種只會抿嘴嫣然一笑的嬌小姐，而是位學識淵博、思想敏捷，並且語言鋒利的評論家。她十分關心創作。當時南北方也頗有些文藝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細，並且對文章常有犀利和獨到的見解。對於好惡，她從不模棱兩可。同時，在批了什麼一頓之後，往往又會指出某一點可取之處。一次我記得她當面對梁宗岱的一首詩數落了一通，梁詩人並不是那麼容易服氣的。於是，在“讀詩會”的一角，他們抬起杠來。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去天津《大公報》編刊物了。每個月我都到北平來，在來今雨軒舉行個二三十人的茶會，一半為了組稿，一半也為了聽取《文藝副刊》支持者們的意見。小姐幾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間必有一番宏論。
三六年我調到上海，同時編滬津兩地的《文藝副刊》。那是我一生從事文藝編輯工作最緊張、最興奮，也是最熱鬧的一年。那時，我三天兩頭地利用《答辭》欄同副刊的作者和讀者交談。為了使版面活躍，還不斷開闢各種“專欄”。我幹得尤其起勁的，是從理論到實踐去推廣書評。什麼好作品一問世，無論是《日出》還是《寶馬》，我都先在刊物上組織筆談，然後再請作者寫創作那部作品的經驗——通常一登就是整版。我搞的那些嘗試，徽因都熱烈支持，並且積極參加。
那一年，我借《大公報》創刊十周年紀念的機會，除了舉辦文藝獎金，還想從《文藝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編一本《大公報小說選》。誰來編？只有徽因最適當，因為從副刊創辦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認真仔細。我寫信去邀請，她馬上慨然答應了，並且很快就把選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選了三十篇小說，有的當時已是全國聞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張天翼、淩叔華，有的如宋翰遲、楊寶琴、程萬孚、雋聞、威深等，當時並不大為人所知。
她還為這本選集寫了一篇“題記”，其中她指責有些作家“撇開自己熟識的生活不寫⋯⋯因而顯露出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真純”。她號召作家們應“更有個性，更真誠地來刻畫這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人生，不拘泥於任何一個角度”。她還強調作品最主要的是誠實，她認為誠實比題材新鮮、結構完整和文字的流麗更為重要。

記得一九三六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薦我的《矮簷》時，曾給我寫過一封長信，談這個“誠實”問題。可惜所有她的信都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化為灰燼了。這裡我只好借用她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從北平寫給她的美國好友費正清夫人（費慰梅）的一封信：
對，我瞭解你對工作的態度，我也正是那樣工作，雖然有時和你不盡相同。每當一個作品純粹是我對生活的熱愛的產物時，我就會寫得最好。它必須是從我的心坎裡爆發出來的，不論是喜還是悲。必得是由於我迫切需要表現它才寫的，是我所發覺或熟知的，要麼是我經過思考才瞭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認真、誠懇地想把它傳達給旁人的。對我來說，“讀者”並不是“公眾”，而是比戚友更能瞭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們很渴望聽我的訴說，並且在聽了之後，會喜，會悲。

從八十年代張辛欣的小說看，家務同婦女的事業心之間的矛盾，似乎是永恆的。在同一封信裡，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林徽因也正因此而苦惱著：
每當我做些家務活兒時，我總覺得太可惜了，覺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為重要的人們。於是，我趕快幹完手邊的活兒，以便去同他們“談心”。倘若家務活兒老幹不完，並且一樁樁地不斷添新的，我就會煩躁起來。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務，因為我的心總一半在旁處，並且一路上在咒詛我幹著的活兒——然而我又很喜歡幹這種家務，有時還幹得格外出色。反之，每當我在認真寫著點什麼或從事這一類工作，同時意識到我在怠慢了家務，我就一點也不感到不安。老實說，我倒挺快活，覺得我很明智，覺得我是在做著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只有當孩子們生了病或減輕了體重時，我才難過起來。有時午夜捫心自問，又覺得對他們不公道。

“七•七”事變那天，當日本軍人在盧溝橋全面發動侵略戰爭時，這對夫婦正在山西五臺山一座古廟裡工作著哪。徽因談起來非常得意，因為那天是她從一座古寺的罩滿灰塵和蜘網的梁上，發現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結構的建造年月。
親愛的北平踐踏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了。思成和徽因當然決不肯留在淪陷區。像當時北平的許許多多教授學者一樣，他們也逃出敵佔區。

一九三七年深秋，我們見過一面，在武漢還是長沙，現在記不清了。當時我正在失業，準備隨楊振聲師和沈先生去大西南後方。那時同住在一起的，記得還有丁西林、朱自清和趙太侔三位先輩。後來買到了汽車票，我們就經益陽去了沅陵。
我們去湘西後不久，長沙就開始被炸。那時，徽因同思成正好在那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她在致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寫道：
昨天是長沙第一次遭到空襲，我們住的房子被日本飛機炸了。炸彈就落在離我們住所的大門約十五碼的地方。我們臨時租了三間房。轟炸時，我媽媽、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還在床上生著病。我們對於會被炸，毫無準備，事先也完全沒發任何警報。
誰也不知道我們怎麼沒被炸個血肉橫飛的。當我們聽到落在左近的兩顆炸彈的巨響時，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個孩子，趕緊奔向樓梯。隨後，我們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還沒走到底層，我就隨著彈聲摔下樓梯，懷裡還抱著小弟。居然沒受傷！這時，房子開始坍塌，長沙的大門、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們身上墜落。我們趕緊沖出旁門——幸而院牆沒倒塌。我們逃到街上。這時四處黑煙彌漫。
當我們正撲向清華、北大、南開三家大學合挖的臨時防空壕時，空中又投下一顆炸彈。我們停下了腳步，心想，這回准跑不掉了。我們寧願一家人在一起經歷這場悲劇，也不能走單了。這顆炸彈落在我們正跑著的巷子盡頭，但並沒爆炸。我們就從碎玻璃碴裡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幾件了）刨了出來，目前正東一處西一處地在朋友們家裡借住。

抗戰期間，有個短時期我們曾同住在大後方的昆明。當時，我同楊振聲師、沈從文先生住在北門街，徽因、思成和張奚若等則住在翠湖邊上。她有個弟弟在空軍裡。那時，她家裡的常客多是些年輕的飛行員。徽因就像往時談論文學作品時那樣，充滿激情地談論著空軍英雄們的事蹟。我也正是在她的鼓勵下，寫了《劉粹剛之死》。
三八年夏天我去香港繼續編《文藝副刊》，她仍然遙遙地給我指點和支持。三九年，我去英國了，這一別就是七年。

一九四七年我從上海飛到北平。事先她寫信來說，一定得留一個整天給她。於是，我去清華園探望她了。
當年清華管總務的可真細心，真愛護讀書人。老遠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豎了塊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寫的是：這裡住著一位病人，遵醫囑她需要靜養，過往行人，請勿喧嘩。然而這位“病人”卻經常在家裡接待賓客，一開講就滔滔不絕。
徽因早年在英國讀過書，對那裡的一切她都熟稔，關切。我們真地足足聊了一個整天。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梁再冰及梁從誡（兩小孩）在昆明西山華亭寺
徽因是極重友情的。關於我在東方學院教的什麼，在劍橋學的什麼，在西歐戰場上的經歷，她都一一問到了，而她也把別後八年她們一家人的經歷，不厭其詳地講給我聽。
最令她傷心的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她們全家南下逃難時，把多年來辛辛苦苦踏訪各地拍下的古建築底片，全部存在天津一家銀行裡。那是思成和她用汗水換來的珍貴無比的學術成果。她告訴我，再也沒有想到，天津發大水時，它們統統被泡壞了。

關於友情，這裡我想再引徽因在勝利後返北平之前，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從昆明寫給費慰梅的信：
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裡是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熏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但並非最不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後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在李莊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瞭解到處於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加深了我們久別後相互之間的瞭解。沒用多少時間，彼此之間的感情就重建起來並加深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情操和思想。也暢敘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個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後方個人和社會的狀況。儘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著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對於勝利後國民黨發動內戰，徽因是深惡痛絕的。寫這封信之前不久，她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從重慶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裡，談到自己當時的悲憤之情：
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閒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等了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麼樣，我可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望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麼焦躁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從這段話不難推想出，一九四九年徽因看到了民族的翻身，人民的解放，是怎樣地喜出望外。

開國前夕，我從香港趕到北平。當時思成和徽因正在投入國徽的設計。他們住在清華園，每天都得進城來開會。幸而思成當時有輛小型轎車。他的殘疾就是在去美國留學前遇上車禍造成的，但他並沒有因而害怕開車。兩個人就這樣滿懷激情，在為著革命大業而發揮著他們的才智。

我同徽因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二次文代會上。有一天在會場上，她老遠向我招手。我坐到她身邊，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聲：“小姐。”她不勝感慨地說：“哎呀，還小姐哪，都老成什麼樣子啦。”語調怪傷感的。我安慰她說：“精神不老，就永遠也不會老。”
但僅僅過了一年，噩耗就傳來了。
這位出身書香門第，天資稟賦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災多難的歲月裡，一輩子病魔纏身，戰爭期間顛沛流離，全國解放後只過了短短六年就溘然離去人間，怎能不令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