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憶名儒：嚴復、林紓、辜鴻銘的北大歲月（簡體書）

百年之前，在晚清沒落之際，中國傳統文化備受衝擊。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向何處去？成為一代代中國人不斷求索的問題。《未名湖畔憶名儒—嚴復、林紓、辜鴻銘的北大歲月》選取北京大學建校初期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嚴復、林紓、辜鴻銘），以詳盡的史實和精彩的論述，再現了三位在北大校史上留下深刻烙印、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一定影響的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

引子：尋夢未名湖
上篇 嚴復：文章光氣長垂虹
一、北大：嚴復雕像
二、從榕城到津門
三、1896：妙筆譯“天演
四、主持京師大學堂譯書館
五、中國西學第一人
六、1912：首任北大校長
七、從孔教會到“籌安會
八、平生風義兼師友
九、葉落歸根返故裡
十、北大：嚴復經濟學講座

中篇 林：孤山處士音瑯瑯
一、北大：忘卻的紀念
二、從福州到杭州
三、1899：巴黎茶花女遺事
四、執教京師大學堂
五、譯才並世數嚴林
六、在白話文運動中
七、林紆與蔡元培
八、文采照人清如秋
九、從維新學者到亡清遺老
十、北大：重拾歷史的記憶

下篇 辜鴻銘：菊殘猶有霜枝俏
一、北大一景：辮子教授
二、從南洋到西洋
三、張之洞的“洋文案
四、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
五、北大英文門教授
六、在新文化運動中
七、幸鴻銘與蔡元培
八、1923：告別北大
九、獨秉孤忠為前朝
十、北大：是真名士自風流

尾聲 歷史的回響
附錄 嚴復、林舒、辜鴻銘生平大事記
後記

“上任後第二個月，張百熙就推出了京師大學堂成立以來最大幅度的人事改組計劃，其中一項重要舉措，就是修正了孫家鼐分設中西學總教習的做法，回歸到只設一位總教習。在張百熙心目中，該總教習必須是一位”碩學宏儒“，並且要兼通中學和西學。因此，他推薦被公認為”學問純粹，時事洞明，淹貫古今，詳悉中外“的直隸知州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並保舉”學識宏富，淹貫中西“的湖南試用道張鶴齡任副總教習。此外，他還保舉候補五品京堂於式枚為京師大學堂總辦、翰林院編修李家駒及工部主事趙從藩兩人為副總辦。12月13日，朝廷批準了張百熙的薦請。
2月16日，在完成新人事的布局後，張百熙謀定而動，斷然提出由於”大學堂經費無多，不能不設法樽節。是以將各西教習不論去留，目前一概辭退“。張百熙提出解聘以西學總教習丁韙良為首的洋教習的理由，一是辦學經費困難，二是不再單設西學總教習。由於丁韙良等洋教習在朝野中的地位及影響，解聘洋教習的舉措令中外朝野均感震動。而在這一震動朝野的人事變動中，嚴復也推波助瀾，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1902年2月上旬，在丁韙良等洋教習與張百熙為薪水事鬧得不可開交之際，嚴復抵達北京。抵京第二天，嚴復就匆忙拜會了此前並無深交的張百熙。2月5日，嚴復在給張元濟的信中披露：“復抵京之次日，即往謁張，首以必去丁韙良為獻。”也就是說，嚴復向張百熙提出了去除丁韙良的獻議。張百熙起初“面有難色”，擔心由此引發列強交涉乃至國際爭端。嚴復卻鼓勵他：“此無慮也：天下無以延師課徒，而啟國釁者，尚書復何慮乎？去則留，留則留。”但嚴復也提醒他：“惟切戒此後以延募教習托各國公使，為此者是自尋膠葛，且萬萬不得良師也。”
嚴復的告誡並非多餘。在戊戌年京師大學堂聘請西洋教習時，就曾出現過多國干涉的情況，當時除“俄、法使已屢言之”外，義大利駐華署理公使薩爾瓦葛和德國駐華公使海靖也照會或知會中方，強求聘用意籍和德籍教習。而這次發生的洋教習索薪風波中，丁韙良也發出恫嚇：“此事如不照辦，各國欽差必差人交涉事件，遂致貴部來信，彼時恐多爭論，反為不美。”1嚴復則根據自己對國內外情勢的準確分析，認定列強不會干預，從而為張百熙最後下決心辭退洋教習提供了信心和助力。
應該說，嚴復提出罷免洋教習的建議，其目的既有防止外人操控中國教育主權的考量，也有本人進退因素的考慮。
從前一方面說，庚子後，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勃興，京師大學堂作為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是國家教育主權所在和中外觀瞻所系，自然不能允許外人過多染指。有鑒於此，即便是受傳教士影響很深並曾任李提摩太中文秘書的梁啟超也曾不客氣地說洋教習：“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國家歲廢巨萬之孥，而養無量數至粗極陋之西人”2。除民族主義的考量外，傳教士被替代還有職業方面的原因。傳教士的本職是傳教，其從事教育原本就不專業，即嚴復提到的所謂“不得良師”的問題。
從後一方面說，當時京城流傳著有關以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以嚴復為副總教習的說法。吳汝綸為桐城派大家，曾任曾國藩和李鴻章等權臣的幕僚，並長期主持蓮池書院，門生故吏遍天下，為中外朝野共譽的人物，對西學又早有興致，出任總教習乃眾望所歸。而嚴復曾長期擔任北洋水師學堂校長，不但具有豐富的教學和管理經驗，更被公認為是當時對西學了解最多的中國人。況且吳、嚴兩人相交甚久，且相互推許，由嚴復擔任吳汝綸的助手也在情理之中。早在戊戌年，吳汝綸就向朝廷推薦嚴復說：“大學堂總教習，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則無以易嚴幼陵。”3而嚴復對京師大學堂的現狀也頗為不滿，認為“新政以大學堂為魯靈光，然觀其所為，不亡亦僅耳。”因此他想在大學堂有所作為，以改變舊貌。
圍繞京師大學堂的這一番“人事風波”，後來的結局頗有些戲劇性：嚴復雖然躍躍欲試，想在京師大學堂一展抱負，卻因種種內外因素，未能如願出任大學堂的副總教習，而僅出任大學堂譯書局總纂，直到八年後才出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和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社會各界對吳汝綸執掌京師冀望頗殷，吳汝綸自己卻對就職大學堂推三阻四，就連張百熙以尚書之尊，登門跪拜相請，吳汝綸也不為所動。後來雖然勉強接受了總教習一職，卻提出要去日本考察學政，結果事與願違，回國不久便病逝於家鄉桐城：嚴復雖然沒能成為副總教習，但其罷免西洋總教習的建議卻得到了采納，從此，西方傳教士對京師大學堂，乃至從京師同文館起對中國最高教育機構的直接干預宣告結束，京師大學堂聘請外國教習和學習外國的路徑則出現了由西向東、由歐美向日本的轉變。嚴復對出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纂，似乎並不熱心。作為嚴復的好友，梁啟超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進行公開勸說：“回鑾後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總教習吳君摯甫（吳汝綸），譯書處總辦嚴君又陵（嚴復），聞皆力辭。雖然，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兩君之深自貶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
在眾多朋友的勸說下，嚴復終於走馬上任，當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纂。譯書局的前身是京師同文館譯書處。作為清朝末年中國的第一所洋務學堂，京師同文館被視為中國近代新式學校的發端。同治元年（1862）七月，由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奏準在北京設立，以培養洋務人才和翻譯人員為主。該館附屬於總理衙門，設有管理大臣、專管大臣、提調、幫提調及總教習、副教習等職。曾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任監察官，實際操縱館務：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則從1869年起任總教習，長達二十五年之久。先後在該館任職的外籍教習有包爾騰、傅蘭雅、歐禮斐、馬士等，中國教習則有李善蘭、徐壽等。該館最初只設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後陸續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學等班。該館附設印書處、譯書處，曾先後編譯、出版自然科學及國際法和經濟學書籍二十余種。此外還設有化學實驗室、博物館、天文臺等。
1902年，京師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正如張百熙在奏折中所說：“將同文館改隸大學，並請簡派專員辦理提調事宜，外務部事繁不必兼領，所有肄業各生須講求中西有用之學，不徒取其通曉譯事。”此後，同文館的名稱便消失了，但其教學方式及印書處、譯書處等機構，作為京師大學堂的一部分，實際上被延續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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