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營國：中國歷史上的古都（簡體書）

本書作者以豐富的考古史料和學術研究成果為依據，將中國古都的興起、發展、變遷與演化故事娓娓道來。在中華共同體形成初期，城就相伴而生了。在人類社會早期，城與國往往合為一體，一城大多就是一國，一國更多的只有一城。這些國或城分散在神州各地，規模、形式並不見得都相同，但相互之間卻總有些聯系，或爭戰、或交易，就在這分分合合、糾結不清的過程中，最終形成中華共同體，城也就成為這一民族共同體重要的物化標志。到了夏商時期，中華共同體已經穩步發展，並在中心地帶的河洛地區首先建造了最早的都城。夏商之後的西周，在武王伐紂，尤其是在周公平叛三監之亂後，封建諸侯，以屏蕃周。各諸侯就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興建王城。秦滅六國，一統天下，建立了第一個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並改西周實行的分土而治的封建制為分民而治的郡縣制。秦雖二世而亡，但其制度卻為西漢政權所繼承。漢興之初，高祖劉邦即“令天下縣、邑城。”據此，全國興起了一波筑城的風潮。。盡管兩漢都還來不及將儒家的禮制完全貫徹到都城規劃與都城建設中，但這一理念卻從此深入人心，因此無論是六朝建康，還是曹魏鄴都，都力圖在城市建設中體現出儒家禮制，把國家意識形態具體化。唐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國都長安及東都洛陽城市建筑宏偉壯麗。其規劃整齊的坊市，巍峨壯觀的宮城，成為當時周邊國家，如日本、渤海國和南詔國爭相模仿的典範。事實上，唐代的長安確實是將儒家禮制應用到都城規劃中的又一個經典之作，它直接承襲了北魏洛陽的規劃思想與城市布局理念，並且對後世的都城規劃影響深遠，尤其是元大都的修建隱約透露出唐長安的影響。這一時期中國的城市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國都之外的城市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長江流域的揚州與益州(今成都)“號為天下繁侈”，其城市規模與經濟生活都達到了十分可觀的水平。事實上，這也是我國經濟中心南移的一個重要表征，由此反映出經濟活動已開始在城市發展中居於重要位置。 宋、遼、金、元，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從都城規劃上，出現了元大都這樣*完美地實現了《周禮?考工記》儒家禮制的都城;與此同時，地方經濟的發展，催生了大批地方城市的出現，其規模與地位可與都城分庭抗禮，成為從唐代到明清時期的重要轉折時期。被西方漢學家稱為“帝國晚期”的明清時期，城市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城市規劃方面雖沒有創新，但地方城市的興起，使得城市在全國經濟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市鎮經濟的發展，幾乎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經濟特征。通讀全書後，讀者不但可以了解以上這段歷程，而且可以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發展史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引　言

按照中國傳統，中華文明史起自三皇五帝時期，號稱“中華文明五千年”。我們或可認為三皇五帝不過是中華共同體形成之初“王天下”的代表人物。但在傳說中，神農曾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的事件發生。另一位傳說中的人物黃帝，據說也曾“為五城十二樓”。大禹的父親鯀更有“鯀做城郭”之說流傳下來。這些記載或傳說其實都表達了一個意思:在中華共同體形成初期，城就相伴而生了。

更重要的是，這些傳說都被當代的考古發現間接證實。近年來考古發現的大量城址，暗示著那些傳說並非無本之木。目前已發現的黃河中遊地區山陜蒙交界地區大量的龍山文化時期的石城，長江中遊地區屬屈家嶺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時期的諸城址，長江上遊地區屬寶墩文化時期的諸城址以及長江下遊的良渚特大城址等，從時間上來看似乎都屬於三皇五帝傳說時代的城。

在人類社會早期，城與國往往合為一體，一城大多就是一國，一國更多的只有一城。這些國或城分散在神州各地，規模、形式並不見得都相同，但相互之間卻總有些聯系，或爭戰、或交易，就在這分分合合、糾結不清的過程中，最終形成中華共同體，城也就成為這一民族共同體重要的物化標志。到了夏商時期，中華共同體已經穩步發展，並在中心地帶的河洛地區首先建造了最早的都城。被認為是夏代都城遺址的二裡頭遺址位於河南偃師，而商的早期都城亳，位於今河南偃師，後來再遷到今河南鄭州，史稱隞，再遷至今河南安陽洹水畔的相城。這些城池從目前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都規模宏大、雄偉壯麗。除了這些位於黃河流域的大型都城外，長江流域這一時期也出現不少的城址，甚至這些城址的規模與出土的文物並不遜色於河洛地區的都城，其中最典型的是浙江餘姚良渚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以及湖北黃陂的盤龍城遺址。

夏商之後的西周，在武王伐紂，尤其是在周公平叛三監之亂後，封建諸侯，以屏藩周。各諸侯就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興建王城。而周公率先垂範，在洛水之濱興建成周。由於周王室推崇“大聚”，所以，各國諸侯紛紛興筑大城，並延續了外郭內城的制度。再到後來，狼煙四起的戰國時代更是進入了修城的高潮時期，在«左傳»中我們就可以常常看到“城”某地的記載。這裡的“城”是動詞，也就是修筑城墻、興建城市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