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壇經(精裝)（簡體書）

《壇經》是中國禪宗的最主要代表作。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了兩千多年，經過不斷中國化而最終與儒、道共同構成了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三大主幹。中國禪宗是中印文化交流互鑒的產物，是外來佛教中國化的結果，它淵源於印度佛教而形成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是最為典型的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也是流傳時間最長、影響最廣的中國佛教宗派。《壇經》作為禪宗的“宗經”，形成於中國禪宗發展演化的重要時期，主要記載了中國禪宗第六代祖師惠能的言行說教，故也稱 《六祖壇經》。本書由南京大學教授洪修平解讀。內容分為“導讀”“注釋”“點評”“旁批”四部分，從文字解析、人物評介、思想闡釋、歷代釋讀等各個方面對《壇經》進行深入解讀。

洪修平，江蘇蘇州人，哲學博士，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東方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國學院、西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教授、研究員。著有《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中國佛教文化歷程》《中國禪學思想史》《禪學與玄學》《惠能評傳》等多部學術著作，主編《百年佛學研究精華集成》等，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近200篇。

導讀節選

《壇經》是中國禪宗的最主要代表作，中國禪宗則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與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的最重要代表。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了兩千多年，經過不斷中國化而最終與儒、道共同構成了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三大主幹。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離不開對中國佛教文化之精華的繼承和發揚。

中國禪宗是中印文化交流互鑒的產物，是外來佛教中國化的結果，它淵源於印度佛教而形成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是最為典型的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也是流傳時間最長、影響最廣的中國佛教宗派。《壇經》作為禪宗的“宗經”，形成於中國禪宗發展演化的重要時期，主要記載了中國禪宗第六代祖師惠能的言行說教，故也稱《六祖壇經》。“經”在佛教中本來特指佛的說法，《壇經》是唯一的一部以“經”命名的中國僧人的著作，由此也可見得惠能及《壇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特殊的重要地位。

《壇經》不僅受到禪門弟子和中國佛教信眾的高度重視，而且也以其淺顯易懂地論說“眾生平等”、“自凈其心”、“頓悟成佛”等佛教要義而吸引著中國社會廣大的一般民眾，從而對禪宗和中國佛教的發展乃至中國社會和文化各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正因為此，《壇經》在歷史上廣為流傳，並形成了許多不同的版本，這些不同的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禪宗以及中國佛教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變遷及其發展演變。隨著惠能禪宗從中國傳向海外，《壇經》也逐漸參與到世界文明的構建之中，不僅在古代推動禪宗成為東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現代也將以其獨特的思想智能和人文精神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積極的思想資源。

一、《壇經》的構成及其版本簡介

《壇經》，又稱《六祖壇經》《法寶壇經》《法寶記》《法寶壇經記》《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曹溪六祖壇經》《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現存最早的版本敦煌本則記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據《壇經》記載，禪宗六祖惠能在黃梅從禪宗五祖弘忍處得法後回到南方，曾住持曹溪寶林寺，後應韶州刺史韋璩等人的邀請，到韶州大梵寺說法。門人將其說法的內容記錄下來，匯集整理而編成《壇經》一書。從篇幅上看，現存各本《壇經》多的二萬余字，少的只有一萬二千來字。初一看，《壇經》給人以內容單薄之感。實際上，《壇經》以簡要凝練的文字，敘述了惠能學佛的緣由與行跡，重點放在了惠能怎樣從一個不識文字的普通人成長為一代禪宗祖師，並對惠能的主要思想作了概括。其中，對禪宗的傳承，對惠能所創的南宗禪的禪法，特別是對般若、定慧、坐禪、頓漸、一行三昧、無相、無念、無住等問題都作了解釋，最後還記載了惠能去世前對本宗根本宗旨的概括等。《壇經》既是對惠能本人思想比較真實的記載，也成為惠能所創的南宗傳法的根本經典。

從歷史上看，隨著惠能南宗禪傳播範圍的不斷擴大，《壇經》也流布到了中國廣大地區。由於惠能的弟子眾多，當時在大梵寺聽惠能說法者也不少，平時能得到惠能指點的更不在少數，因此，《壇經》形成後，眾多的弟子對其各有修訂補充是很自然的事。隨著惠能的名聲日起，惠能南宗門下各禪系在修訂補充《壇經》的過程中，進一步抬高惠能或加入有利於自己一系的東西，這也在情理之中。而古時的印刷業不發達，經書的流傳往往靠心記手抄，難免出現筆誤。因此，《壇經》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經不斷傳抄、修訂和補充，便逐漸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版本。

現存的《壇經》本子雖多，但大都只是版本不同而已，思想內容上並無太大的差異。真正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種。在這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壇經》本子中，以敦煌本為最早，大約是780年的寫本，沒有品目，因其發現於敦煌而得名。由於其在經題中有“法海集記”的字樣，所以又稱法海集記本或法海本。其次是惠昕本，大約編述於晚唐或宋初，分為十一個部分，一般認為是惠昕所為。第三個就是契嵩改編校勘的本子，從郎簡為之所作的序中可推知此本約成於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一般稱為契嵩校勘本或契嵩本。但序中稱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現存本常常只是記作一卷十品，且多是明代刻藏的本子，因此，中外學者也有稱其為“明藏本”或“曹溪原本”的。元代的德異本、宗寶本，從內容上看，都屬於這一個系統。其中經元代僧人宗寶改編的“宗寶本”是明代以後的通行本，在歷史上最為流行。

從結構上看，現存的各種《壇經》本子，大致都由三個方面的內容組成：一是惠能自述生平，二是惠能開法授戒說般若禪，三是惠能與弟子的問答等。前兩部分的內容大體上是惠能當年在大梵寺開法的記錄，各本《壇經》的出入並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惠能出身貧苦、黃梅得法、南歸傳禪的生平事跡以及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頓悟成佛的禪學思想和禪法特色。第三部分，即惠能平時與弟子的問答及臨終囑咐等，後出的本子在內容上增加了不少，但考之於禪宗史傳中有關惠能弟子的記載，這部分內容基本上也還是可信的。不同版本的《壇經》各具特色，這與禪宗的演變發展有一定的關聯性。如早期的“法海集記本”、唐宋間的“惠昕改編本”以及宋代以後的“契嵩校勘本”，它們流行的時期分別反映了惠能南宗建立“正統”的早期階段、分化而又尋求“統一”的繁盛階段以及後來特別強調佛儒道“三教合一”的階段。“契嵩校勘本”形成以後，《壇經》有關惠能的言行記錄更為豐滿，其所反映的核心思想及其時代價值更為充分，不僅對禪宗持續地產生深刻影響，被認為是禪宗諸家的“綱要”，而且對中國佛教乃至中國文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現存的《壇經》版本大多屬於“契嵩校勘本”的版本譜系，其中尤以元代廣州光孝寺宗寶所改編的版本為代表，光孝寺即是當年惠能落發出家的地方，是惠能禪宗三大祖庭之一。在元明清時期，宗寶所編的《壇經》在禪門和民間廣為流傳，並被進一步納入到官刻和私刻的《大藏經》中，成為最通行的一個本子，產生了比其他版本的《壇經》更為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為此，本書即選擇以宗寶本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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