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新繹（簡體書）

清代學者王夫之的史論著作《宋論》，共十五卷，以宋代帝王的順序分章，通過對每位帝王在位時的人物、事件的功過得失的評述，以及對諸多歷史細節的考察，探討宋王朝由盛轉衰最終滅亡的原因。 《宋論》中有許多精彩而深刻的歷史評論，值得我們好好閱讀，體會其中所分析與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引為鑑戒，使古人的精心之作能為現代中國的發展與興盛提供有力幫助。

本書從已有的整理本中選擇部分內容進行現代式的解讀，並作出要旨闡釋與精華評析，使廣大讀者都能讀懂此書，並由此更深刻地理解歷史。

劉韶軍，男，1954年3月生，山東掖縣人，師從文獻學大師張舜徽先生，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後在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今已退休），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典籍的整理與研究、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化研究等，出版著作《楊雄與<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太玄集注》（點校，中華書局2006年）、《太玄校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宋元韜略》（崇文書局2018年）、《月印千江――智慧度人<金剛經>》（海燕出版社2014年）、《國學基礎教程》（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神秘的星象》（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日本現代老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重訂莊子集注》（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綱鑑易知錄》（全譯主編，中華書局2012年）、《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又完成了《中國老學通史·近現代卷》、《先秦諸子著作的文本研究》兩部著作，點校了《清經解》中的五經總義部分（共55種），都即將出版。

1.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論名著，文獻學專家劉韶軍傾力打造

《宋論》是明清之際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論著作。王夫之仔細觀察了宋代歷史的整個過程及諸多細節，把王朝中的帝王將相都放到“王朝怎樣由興盛而衰弱而滅亡”這個問題前加以審視評鑑，由此發現他們的得失功過，發現王朝盛衰轉變的根由。文獻學專家劉韶軍從《宋論》原本中揀選出精彩內容進行全新註譯評析，以使現代廣大讀者都能讀懂《宋論》，並由此更深地理解歷史，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2.全新譯註，標題新創，解讀新穎，評析新銳，幫助讀者輕鬆閱讀宋代歷史

本書是《宋論》的精選本，作者從原書十五卷的內容中精選七十篇並加上標題，通過題解、註釋、譯文、評析，詳盡、細緻、準確地呈現了《宋論》的主要內容，對歷史細節娓娓道來，與讀者探討“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幫助讀者更直觀地了解宋代歷史。

3.更正現行經典版本中的一些知識性差錯

本書出版過程中，參考了一些現行經典版本。編輯加工書稿時，發現現行版本中也存在一些錯誤，比如：年號“端平”錯寫為“瑞平”，“元祐黨人集”錯寫為“元祜黨人集”，以及古今地名不一致的情形，這些錯誤在《宋論新繹》中都進行了更正。

4.大開本，雙封面，硬精裝，值得收藏

本書採用雙封面、圓脊精裝鎖線。外封採用特紙質印刷，書名燙金；內封採用2.5毫米厚紙板，外覆特種紙，書名燙銀，整體呈現厚重典雅的效果，具有收藏價值，亦可作為饋贈親朋的佳品。

《宋論》，清代學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晚年居湖南衡陽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滅亡後隱居治學，著書一百餘種，此後一直默默無名。到同治初年（1862），曾國藩在金陵（今江蘇南京）刊刻《船山遺書》，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匯聚流傳。他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張子正蒙注》《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讀通鑑論》《宋論》《黃書》《噩夢》《楚辭通釋》《詩廣傳》等，《船山遺書》收七十種三百餘卷，1996年，岳麓書社集結出版《船山全書》，就更為完整。

《宋論》及《讀通鑑論》，是王夫之的兩種史論著作，最為著名。 《宋論》定稿於康熙三十年（1691），是他逝世前一年，思想已最為成熟，故兩書的史論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後成果（《讀通鑑論》也是他逝世前完成的），值得重視和研究。王夫之生活於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盪時期，他的治學一直與社會現實保持密切關係，他的書中深含他對中國現實和命運的深切關心。他研究學問，不限一隅，而是飽讀儒家經典，博涉經史子集，既精又博，這使他的學術視野更為寬廣遼闊，因此他的學術思想也比一般學者更為深刻獨到，這使他能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下成為最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學者。

古人素有史論一類的作品，如《左傳》中的“君子曰”，已經在敘述史事的同時發表作者對歷史人物及事件的評論，後來司馬遷撰《史記》、司馬光編《資治通鑑》，也都沿用“君子曰”的方式，用“太史公曰”和“臣光曰”的形式隨事發論，成為這兩部名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可讓人們一邊讀史，一邊思考。另外也有學者撰作專門的史論著作，如唐代虞世南《帝王略論》、宋代範祖禹《唐鑑》、明代李贄《史綱評要》等，都是有名的史論專著。王夫之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在他生命的晚期，撰寫出《讀通鑑論》和《宋論》兩部史論，表達了他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總體見解。

這兩部書可以看作前後相續的著作。因為《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前403）寫到五代後周被北宋代替之年（960），接下來就是宋代。學者們在《資治通鑑》之後的續作，如清代畢沅《續資治通鑑》，在時間上緊接《資治通鑑》的結束之年――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而從宋太祖稱帝的建隆元年（960）年開始。讀完《資治通鑑》再讀《續資治通鑑》，就可以一年不差地緊接而來。王夫之寫完《讀通鑑論》再寫《宋論》，猶如已有《資治通鑑》再有《續資治通鑑》一樣，順理成章，首尾相接，形成了他對整個中國歷史的完整評論。

王夫之的兒子王敔在《薑齋公行述》中說，王夫之晚年作《讀通鑑論》《宋論》，目的是探討“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在明朝滅亡時期，生於此朝就是此朝人，家國歸屬感是無法用別的東西替代的，所以他對明朝的滅亡有深痛感觸。在這樣的基礎上讀史論史，當然最關心歷朝為什麼會有盛衰興替，在這種不斷出現的無情殘酷而令人心碎的過程中，究竟是因為什麼人做了什麼事而使這種局面發生、出現並不可逆轉、不可挽救。古人說過“履霜堅冰至”，表示事物到出現明顯變化時，“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每個王朝從初起時的興盛強大到滅亡時衰弱無力，曾令多少身處其時的忠臣義士扼腕嘆息而又無可奈何！更令不少學者感慨不已！對這樣的重大問題絕不能空談輕論，必須追溯歷史的完整過程，根據具體的人物及其作為加以細緻分析，王夫之的史論就是用這種方法完成的，而這正是古人史論的可貴之處，值得今人研究歷史時認真地借鑒參考。

《宋論》與《讀通鑑論》一樣，都是對整個歷史過程的完整觀察，把所要評論的歷史自始至終、原原本本地審視一過，而不是心猿意馬、跳躍擇取、見一葉而不見泰山、論一點而不及其餘。所以，這樣的史論貫穿著一個主題：王朝怎樣由興盛而衰弱而滅亡，把王朝中的帝王將相都放到這個問題前加以審視評鑑，由此發現他們的得失功過，發現王朝盛衰轉變的根由。王夫之堅持了這種嚴謹忠實的方法，仔細觀察了宋代歷史的整個過程及諸多細節，所以他在《宋論》中能提出與眾不同的分析和論點，對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為及其歷史影響都有獨到見解。數百年後讀其書，感到這種歷史觀察的生命力猶在，思想性深刻，令人深受啟發。

一個王朝的興衰，總是由善惡兩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惡者之惡，不從長遠的歷史進程上看，只看一時一事，就不能真正認識到它的作用。善是正確的措施和製度，惡是錯誤的措施與製度，這都是由特定的人來完成的。所以史論只能以人為中心，以事為樞紐，根本的著眼點就是這些人與事對王朝命運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確決策、措施從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規者，在王夫之看來，宋太祖是最值得稱讚的。他說太祖為後世子孫定下三條戒律，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要進殿，在刻著三條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讀，這三條戒律是：保全後周皇帝柴氏的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

王夫之說，有這三條，“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不說趙匡胤有盛德是不行的）。這三條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要做到這三條，不用求別人，只需求自身就夠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並遵守這三條，就能使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有了這三條，王夫之認為宋太祖就“軼（超過）漢、唐而幾（幾乎達到）於商、週”了。漢代的文景之治再傳而止，唐代的貞觀之治及子而亂，而宋太祖從最初稱帝的建隆年間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持續的亂世，讓人民過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寧年間才逐漸趨向衰弱，所以說超過了漢唐而接近商周。他認為這不僅是靠子孫的賢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是靠家法的檠括和政教的熏陶，所以自漢光武以外，要講帝王的美德，沒人能超過宋太祖。

太祖用三條戒律確定的基本製度，後幾代帝王還能遵守，但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就開始出現不少議論，到神宗熙寧時就要進行變法，從而逐步捨棄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國精神，使太祖治國的盛德厚意逐漸泯滅。王夫之認為宋朝的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的生死之機，風俗的淳澆之原，就在這裡，後來的帝王不明白這一至為簡潔的道理，從而使宋朝的國運逐步走向衰落。

太祖的治國德意，在王夫之看來，不是來自學術，而是天意的啟示。他認為太祖的儒術尚淺，也不受異學的干擾迷惑，只是害怕天命不能長久地眷顧自己，又深知民眾所受亂世的禍害，更鑑於外族和盜賊帶來的毒民侮士的風氣，所以才提出上述三條，對長期以來的弊端漸損漸除， 讓天下慢慢地複蘇喘息，而不是急功近利，以求在一個早晨就換取愚氓的醒悟。在這種德意下，治國就是要視力之可行，從容利導，而不追求堯、舜的美名。正是出於這樣的心態而形成了從容不迫的政治格局，而使天下紛擾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又能延續百年， 使余芳未歇。

王夫之總結太祖的治國就是三點：簡、慈、儉。心無紛歧，所以行之自簡。簡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簡以行儉， 靠儉而不引起官吏的貪吝。孔子說的“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漢文、景二帝沒做到，宋太祖卻差不多做到了。

王夫之如此讚賞太祖，當然不只是欣賞這一個人，而是總結具有普遍意義的治國之道。這種總結不是純由思辨，而是根據歷史事實加以論證，所以更顯得有理有力。唯後人不明其意，忽視了王夫之在《宋論》中所發的議論。

對宋朝最惡的人和事，在王夫之看來，就是趙普和秦檜及他們所做的事。關於這二人的歷史評價，人們往往贊趙普而罵秦檜，但王夫之將二人列為宋朝最大的罪人、最大的野心家，這種分析和評論，自有他的道理，但這些道理卻是眾人所常忽視的。

王夫之認為趙普、秦檜二人的共同特點，是懷有很大的野心，想取宋朝而代之，這與唐代徐世（即李）一樣（與司馬光一起編纂《資治通鑑》的範祖禹，撰有《唐鑑》，其中對於李，也持有同樣的看法）。王夫之說：徐世贊同唐高宗廢黜王后而立武氏為皇后，是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蹊田之牛。假使徐世不死，他就可以操縱武氏，讓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晉安帝一樣，使“唐移於徐氏”。而“趙普亦猶是也”，他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的約書裡，規定“立長君、防僭奪”，但在趙廷美、趙德昭死後，太祖一旦不保，而趙普還在世的話，他就能“藐爾之孤”，把太祖子孫的生死操縱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但他沒有想到太祖死後，其子趙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使趙普的奸慝不可伸，於是他就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後年幼之人，而操縱唯己。經過這樣的分析，王夫之下結論說：趙普的用心與徐世對於武氏的用心是一樣的，並說這不是對他的苛刻指責。

人們對秦檜的批評，一般都說他與金人勾結，引導宋朝只求講和，而用莫須有的罪名害死岳飛，使軍事抗金中途而廢。而王夫之則認為秦檜的最大目的是想篡奪宋的王權。王夫之說：秦檜誅逐異己，不欲留下一個人，這不只是出於一時的忿忮而求報復，他在各個要津遍置黨羽，讓宋朝沒有一個親臣可以倚靠。當時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是從疏遠的支系選拔上來的，還沒有正式立為太子，一旦高宗晏駕，秦檜還不死，他就會選年幼之人暫時繼位，自己再起而奪之。此時外有女真為援引，內有群奸為佐命，篡奪趙氏的王權，在其心目中就是易於掇芥的。能揭示秦檜的這一用心，確是他人沒有看到的。又說秦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下了很大功夫，做了不少準備工作。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使自己獨立於百僚之上，之後又將諸賢流放，害死岳飛，讓韓世忠閒居，使劉錡與吳玠、吳璘兄弟聽命，使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等於廢處。此時的秦檜，所欲為者，無不可為，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他週回四顧，知天下之人無能如己何，高宗對他也是惴惴然沒辦法駕馭，然後他就敢睥睨神器了。王夫之說這是“勢之所激，鼠將變虎”。王夫之通過觀察秦檜而發現這一情況：“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為石敬瑭、劉豫之為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說明他是根據事實得出這一判斷的。又說秦檜的“力甚鷙，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而中止乎”。他也是通過多年的準備，得以形成篡奪王權的形勢，所以他不會收心而中止。

王夫之觀察和總結宋代興亡史，最痛心的是宋朝軍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認為造成這一情況的根本原因在趙普身上。趙普利用了太祖對軍事將領的猜疑之心，但他還有更自私的目的，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採取手段削弱軍事將領的權力。王夫之說，趙普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地位在軍事將領之上，但他自知不能讓軍事將領對自己心服口服。其後軍事將領不斷平定各處的割據勢力，趙普都沒有功勞， 所以當時為太祖推誠戮力的功臣，皆睨趙普而憤其軋己，趙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於是他日思自安之計，利用太祖的猜疑心理，深結主知，使太祖倚靠自己為社稷臣，這根本不是安天下以安趙氏，只有折抑武臣， 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王夫之下結論說：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勳而斂權於己也。

更惡劣的是在趙普的推波助瀾下，使太祖對軍事將領的猜疑之心在整個宋代形成了治國的“家法”：以趙普忮害將領的小慧，使宋奉之為家法。這種“家法”，並沒有明文的製度，而是埋藏在宋代各個帝王心中的深深的隱憂：此其不言之隱。而這種不言之隱，正是導致宋朝不信任軍事將領而使自己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弱，導致被北方民族不斷欺侮侵入乃至滅亡的根本原因。

不僅如此，王夫之更是在明亡之後重新反思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說：“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唯此而已矣。”宋朝以優遇文人著稱於世，但王夫之卻認為這種表面光鮮的重視文化的現象背後，卻是一種隱而不宣的不信任軍事將領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擾，宋朝滅亡了，而明朝也滅亡了，所以他說這是“貽六百年衣冠之禍”。從宋朝建立的960 年算起，到明王朝滅於清的1644 年止，正是六百多年。宋因此而被滅，明也是因此而被滅，不同的王朝，同樣的結局，這說明國家的軍事力量不強，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將受到重大破壞乃至滅亡，所以這不單純是軍事的問題，而是衣冠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只重文化，不重軍事，文化也將不保，還會受到慘重的災禍，王夫之的感慨之沉痛，現代人應該有所體會。

王夫之在《宋論》結尾又為這個問題再發評論，他認為，這種軍事軟弱導致整個國家軟弱而屢受欺侮的惡果，其嚴重性在於“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群、貽無窮之禍”，“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中華民族從黃帝以來的力挽天綱的天維地紀，就在宋代的百年之內糜散殆盡，從而使後來的中華民族一直處於屢受外族侵略欺凌的困局之中，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王夫之只看到明亡，無法看到清朝晚期的中國之積弱受欺，其實問題仍然存在，可惜沒有人注意王夫之的評論，從而對這一問題深刻反思，以使中華民族有以自強。我們今天重讀《宋論》，對此不能不特別關注。

《宋論》中還有許多精彩而深刻的歷史評論，值得我們好好閱讀，體會其中所總結與分析的歷史鑒戒，使古人的精心之作，能為現代中國的發展與興盛提供有力的幫助。為此，我們對《宋論》進行現代式的解讀，從中選出精彩的內容，進行題解、註釋、今譯、評析，使現代廣大讀者都能讀懂此書，並由此更深地理解歷史，從中吸取歷史的鑑戒。

《宋論》有196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舒士彥整理本和1996年岳麓書社出版的《船山全書》本（第十一冊）。現在利用這些已有的整理本，從中選擇部分內容重新加註、今譯，並做出要旨解讀與精華評析，以便現代讀者理解。原書分十五卷，根據宋代皇帝分卷，現在的選本，不保留原有的捲數，只對選出的篇數加上標題，共七十篇，仍可看到《宋論》的主要內容，從中了解王夫之的精彩評論。

劉韶軍

2021年5月

宋的興起，合乎民心與天意

宋太祖的治國合乎天心

宋太祖無功也能得天下

宋太祖是怎樣知天德的

宋太祖的三條鐵律

宋太祖功超前人

得士者昌

趙普善辯

六百年衣冠之禍

趙普的機心

省官與增俸

宋太祖的三個基本原則

論宋太宗

趙普的野心

教兵與作戰

宋太宗修文

官制的問題

論法家學說

論宋真宗

興辦學院

論宋代的大臣

吏治與法家

國家不能聚財

大臣不可不讀書

論仁宗

仁宗的盛治

仁宗的大弊政

朋黨的產生

論宋代的科舉

對官員的糾察

論英宗

大臣怎樣用人

論神宗

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

論了解人的困難

論新法的危害

論以經義取士

論治國的苛政

如何論人

論哲宗

為政的通病

論徽宗

徽宗初期的治國

弊端的產生

論靖康之禍

論李綱對形勢的判斷

論欽宗

怎樣扶危定傾

宋亡而貽中國禍無已

論高宗

高宗懼怕女真而無恥無慚

大臣言論的宗與綱

論南宋的戰略失誤

宋代州縣的戒石銘

論南宋軍事失敗

論孝宗

論南宋人才的毀壞

論光宗

論寧宗

論南宋的朋黨之害

韓侂冑迫害學者

南宋的和戰之爭

南宋衰弱的原因

論理宗

儒者之榮，不能救世

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

論度宗

南宋仍有救嗎？

論恭宗、端宗、祥興帝

論宋的亡國

論仁宗

【題解】

宋仁宗（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1023 年至1063 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第六子，立為皇太子後，賜名趙禎，1023 年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期間對外戰爭屢戰屢敗，邊患危機始終未除。後推行“慶曆新政”， 也未能成功。

宋代黨爭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王夫之認為宋之朋黨始於仁宗在位時的各位大臣：“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 不亡而不息。”宋代的朋黨不是僅在仁宗時期，而是長期存在，到徽宗時演變成劇烈的災禍。一般人都批評說朋黨是小人加在君子頭上的罪名，王夫之此論與眾不同。他認為國家既要有“剛方挺直之正氣”，又要有“敦龐篤厚之醇風”，這就可以使君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聽，以不輕動於人言，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國是貞矣，而囂凌息矣”。這就是說朋黨的問題，關鍵還是在君主身上。君主要保持平靜的態度，小心聽取各種意見，做事不急迫，對人們的各種說法不要輕率聽信，這樣就不會讓小人與君子之間形成緊張對立的關係，也就不會進一步引起朋黨之爭。也就是說，現實之中，總有小人與君子，不能保持純粹無雜的狀態， 問題是不使小人與君子形成你死我活的對立狀態，而這需要由君主掌控大局。

但在仁宗之世，君主對局面失控，原因在於“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寬柔也。寬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寬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有人來仁宗面前說這說那，他都容受了，“未遽以為是，未遽以為非”。 “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則辯言者且將怒其所必怒，而終不能容”。於是君子和小人都“以議論之短長為興廢”，群起以言論相爭，於是小人之黨競起爭鳴，而自附於君子之華士，亦綽約振迅，飾其文辭，以為製勝之具。言滿天下，蔚然可觀。故當時士民與後世之聞其風者，所歆仰於仁宗，皆仁宗之失也。於是宋興以來敦龐篤厚之風，蕩然不足以存矣。這個分析說明了仁宗使此前的敦龐篤厚之風喪失，於是人們以言論相攻擊，逐漸使君子、小人各自結黨成群而攻訐不止，這就奠定了後來朋黨之爭的基礎。

由君子、小人形成朋黨，而又導致宋的亂政，所以王夫之又說後來神宗時的亂政，實質上是從仁宗之世開啟的。神宗興怨於天下，不是因為他有奢淫暴虐之行，只是因為他“求治也亟”，而引起“下之言治者已煩”。而“召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這是對神宗變法原因的一種分析，值得研究宋史者重視。

王夫之認為，再好的製度法度，經過一定時間的運行，也會產生弊端，這是“自然之數”。就拿西周初期的“成周治教之隆”來說，到了穆王、昭王的時候，也是“蛹蠹亦生於簡策”。如何對待產生弊端的製度，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問題，不是簡單地起而改之就能成功的。王夫之說：“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苟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逾分以巧為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強可凌弱，無以啟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存實亡，無以亂之，則無遊惰之民以囂張而起，進則為兵而退則為盜。”他認為製度上的弊端產生之後，不改也有危害，但改製造成的危害更大。急於變法，並不能保證變法的措施都是正確的，更不能保證變法必然成功。而且變法不能保證所變都是正確的。因此，不能簡單地對變法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斷。這一點，往往是論史的人們未曾注意的。認為只要是變法就是進步的，反對變法就是保守的。這樣的簡單化，是不能真正把歷史研究清楚，也不能正確從中總結出鑑戒的。

王夫之認為，仁宗時還有一大弊政，“病民者二百年，其餘波之害，延於今而未已”。這就是實行交子。研究歷史的人都稱讚宋代開始使用交子是進步，但王夫之不這樣看，他說：“交子之製，何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以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唯其所命，則官以之愚商， 商以之愚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作偽。”又說：“交子變而為會子，會子變而為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他認為交子、會子都不過是紙幣，凡是有紙有墨，就可以印，而且其價值也是由人們隨意決定的，結果是引導人們相互欺騙，而交子、會子並不能真實對應實際的財富，所以實行交子或會子，就對真實的財富造成巨大傷害。所以這種制度到明代宣德以後， 就不復能行於天下了。

因此他總結說：“君天下者，一舉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無窮，不可不審也。”這說明變法（包括使用交子和會子）的種種措施都必須慎重，不可輕率聽信人們的言論，否則就有兩種可能：“從善如流，而從惡亦如流。”不管是善是惡，都會造成長遠影響，這是當初實行變法的君臣無法控制的，甚至還會騎虎難下。他告誡帝王們：“舜之大智也，從善若決江河，而戒禹曰： ‘無稽之言勿聽。’”這才是真正的治國“大智”，有了這種大智才能“成其至仁”，而“治道盡此矣”。

仁宗時，范仲淹曾對科舉中的問題，提出科舉考試要先試策論而後試詩賦，王夫之認為科舉要考經義、策問、詩賦，經義最重要，因為它是一切學問的基礎；其次是策問，因為它“有所利用於天下”；而詩賦“無所利用於天下”，是最沒有價值的。范仲淹要求把策問放在詩賦之前，還是有眼光的。

王夫之是學者，所以最重視經義，實際上古代國家實行科舉考試，也以經義為最重要。但大多數讀書人，只是對經書內容加以“記誦”，而不能“引而伸之，演其精意，而著為經義”，這就不能達到考經義的根本目的，“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反而使經義走上了邪路：“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為弋利掠名之捷徑。支離者旁出於邪， 疲茸者偷安於鄙，雕繪者巧亂其真，拘攣者法傷其氣，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王夫之非常痛恨這種變得虛浮的經義之學。

范仲淹要重視策問，也有弊端，王夫之說：“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於是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為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鳴，而為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速墜。希文之過，不可辭矣。”這一點又是范仲淹始料未及的，即提倡策問，會引起人們不按儒家正統學說來論述問題，而用儒家以外的兵家、法家等學說來回答策問的問題，王夫之認為不堅持儒家的正道，亂用異端邪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今天看來，王夫之對仁宗及其大臣的批評，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仁宗的盛治

【題解】

王夫之對仁宗的盛治，表面上是稱讚，實際上還是批評，因為神宗時的政治之亂，是由仁宗啟其端的。對這一點，研究宋代歷史的人，認識到沒有？從這個角度看，實有必要認真地讀一讀王夫之的評論。

【正文】

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乃其召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 則自仁宗開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①，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

【註釋】

① 莫：通“漠”，寂靜。民不能莫，指民心不能安寧。

【譯文】

仁宗之時被稱為治國的盛世，至今還讓了解這個時期的人們羨慕。仁宗躬行慈愛節儉的品德，而宰相臺諫侍從的大臣，都是所謂的君子之人，當時成為治國的盛世，也是理所當然的。考察宋代政治的混亂，是從神宗時開始的。神宗讓天下人怨恨、留下譏評給後人的，不是他有奢侈、荒淫、暴虐的行為，只是在於他在上追求大治過於急迫，而在下的人論議國家大治已很煩瑣。但是召來在下的大臣提出煩瑣的治國之論，從而開啟了在上的皇帝的過大的志向，則是從仁宗開其端的。而朝廷不能安寧，民眾不能心靜，在仁宗的時候就已是這樣了。

【正文】

國家當創業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為一代之規。其所興革不足以為規一代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略而不詳、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湊，適可至於是；既至於是，而亦足以持國於不衰，乃傳之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於法也，不患無辭。其為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奸也。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於上，言治之術，競起於下；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厘正之於旦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於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徵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畫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爭久息之必然也；無薦賄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者且勸以強勁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掛漏，創法者固留有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婦祁寒暑雨之怨諮，猾胥奸民為鼠為雀之啄齕，惡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

【譯文】

國家在創業初期，由亂世而向治世轉變，就必定會有所興建和變革，以完成一代的製度。那些經過興建和變革而不足以作為一代製度的，則必定很快滅亡。如果不是這樣，制度中那些省略而不詳備、因陋就簡而不完善、仍處於衰弱而不強大的部分，就一定都是含有某種深意的。君主的德行、民眾的心願、時勢的變化幾個方面湊在一起，正好到了這一步，既然已到了這一步，也足以保持國家的不衰敗，但傳了幾代以後就會產生出弊端了。弊端的產生，都是依據制度而出現的，那麼歸咎於製度，是不怕沒有說法的。其作為弊端，官吏玩弄制度而不加理會，士人侈靡而沒有實際的才能，民眾驕縱而貧富不均，軍隊鬆弛而不振奮強大，不是破壞制度來推行私心，就是利用制度而巧妙地藏匿他們的奸邪。有誌之士對此感到憤慨，於是追求國家大治的心情，急迫地打動在上的皇帝，討論治國的方法，也競相地在下面的大臣中出現，傾聽他們的言論，推察他們的心情，都是當時令人厭惡和痛苦的情與事，而在旦夕之間加以糾正，那是令人快樂的。雖然如此，難道一定要把原因歸到製度上面而另外來尋求治國之道嗎？官吏對製度玩忽而不理睬，對此只要任用廉潔嚴厲的大臣通過整頓官吏的等級就能加以解決。士人侈靡而沒有實際的才能，對此只要尊崇醇正高雅的儒家學者來興辦符合正道的學術就可以糾正了。民眾驕縱而貧富不均，豪強之民日益富裕，疲憊的弱民日益貧困，這是人們的事業中盈虛變化所必有的現象，對此只要放寬徵稅和徭役， 讓疲憊的民戶得以蘇緩，豪強之民就不能利用貧民有求於他們而謀利了。軍隊鬆弛而不振奮強大，有兵籍而軍中沒有兵員，在軍中有兵員而沒有戰爭， 這是戰爭長久停息之後的必然現象。沒有進獻賄賂的將領，沒有私自殺人的士兵，委任專人為將領而鬆弛的人就將勤勉而變得強勁了。像這樣，委任的將領是合適的人選，而製度就無不可執行了。至於製度中還存在著各種缺漏， 創建制度的人本來就是留有餘地來養育天下而使天下之人的心情能夠平靜的。匹夫匹婦在嚴寒、暑熱、暴雨時的怨尤，猾吏奸民像鼠雀一樣啄食一點公家的財物，哪裡足以破壞國家綱紀而傷害教化呢？統治天下的人，對這種情況不用計較就可以了。

【評析】

對所謂盛治，不能簡單地只加以讚頌，而應冷靜地從中找出問題，這才是最有價值的歷史評論。而要找出問題，就需要冷靜細緻的思考。如儒家說到國家之治，就要稱先王，認為先王之治是最好的榜樣。但所謂的先王之治究竟有哪些內容？先王治國的成功經驗究竟是什麼？都必須細緻地加以分析。不能籠統地說先王及先王之治。但也不能一概地否定尊先王的說法，認為尊先王就是保守和倒退，這也不是科學的態度。國家的治理，是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這都要到先王那裡去觀察和總結，所以， 所謂的先王之治，不是說全都是正確的，其中必然也有不正確的。因此， 只能以前人的治國歷史為藉鑑，認真細緻地加以總結，找出治國的正道， 在當今之世加以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