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科學和文藝(箋注本)（簡體書）

編者前言

劉小楓

一

1749年10月，法蘭西封建君主治下的第戎學院在《法蘭西信使》刊登啟事征集有獎論文，命題為“復興科學和文藝是否有助純化道德風尚”。盧梭讀到啟事後異常興奮，隨即有了撰寫應征文的立意。
盧梭很快完成征文，按啟事規定時間，在次年（1750）4月1日前將文章寄達第戎學院，時年38歲。同年8月，征文獎評委會宣布：盧梭文從收到的十三篇征文中勝出。五個月後（1751年元月），獲獎文以單行本形式出版，隨即引發爭議，用當時人們的說法，il étonna l’Europe［它震驚了歐洲］。在隨後三年裡，盧梭寫下七篇響應文，篇幅加起來是《論科學和文藝》的近三倍。
盧梭撰寫最後一篇響應文《致博德斯第二封信的前言》時（1753），第戎學院又發布征文啟事，這次的命題是“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盧梭在《懺悔錄》中回憶說，他“沒有想到，這所學院竟然敢提出這個題目。不過，既然它敢提，我就有勇氣探討它，於是，我就開始動筆了”。 盧梭這樣講，是因為他在《論科學和文藝》中已經談到這個論題。他隨即寫下《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再次角逐征文獎，但名落孫山，兩年後（1755）他出版了這篇論文。

二

在接下來的十五年裡，盧梭寫下了一系列政治哲學作品，引發迄今沒有消弭的爭議，留給學界的思想困惑直到今天也還沒有澄清。可以說，盧梭自《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以後的所有政治作品，都是對《論科學和文藝》引發的持續論爭的響應。無論學界對盧梭政治作品的理解有多大分歧，沒有分歧的是：盧梭所有引發爭議和令人費解的政治哲學作品的主題，都可以在《論科學和文藝》中找到端倪。
令人費解與引發爭議是兩回事情——基於正確理解的爭議才有意義，而盧梭在世時已經多次強調，他的作品並未得到恰當理解。直到今天，各類思想史教科書或盧梭引論一類文章，幾乎無不把盧梭說成啟蒙志士，因為他“始終拒絕與現存政權作任何哪怕是表面上的妥協”（馬克思語）。可是，盧梭在《論科學和文藝》中顯得旗幟鮮明地嚴辭抨擊正在走上歷史舞臺的啟蒙運動，甚至建議君主管好啟蒙智識人。如果盧梭後來的政治作品沒有改變這一立場，那麼，把他說成啟蒙志士就是錯的。

三

1903年4月27日，我國江蘇籍留日學生同鄉會在東京創辦的《江蘇》報出版了創刊號，其中載有《注釋盧騷氏非開化論》（頁77 - 85，沒有譯者署名），依據日本民權學者中江篤介（1847 - 1901，號“兆民”，意為“億兆之民”）的日譯本（1883）迻譯——這是《論科學和文藝》最早的中譯（實為摘要編譯）。那個時候，中國讀書人尚缺乏理解這篇作品所必備的文史知識，能讀到它的國人也不會多。
在此之前十天（1903年4月18日），俄國駐華臨時代辦就俄軍繼續撤離我國東北一事向清政府提出七項要求，企圖終止履行此前簽訂的《交收東三省條約》。軟弱的清廷無力抗拒，將俄方要求泄露給日、英等國使館。消息傳出後（5月中旬），京城及各地新學堂學生立即爆發抗議活動，愚蠢的清廷欲實施壓制，引發學生更為強烈的反應——《江蘇》報發表時評稱：

以求媚聯俄的異族政府之無術，乃不惜反唇肆其“名為拒俄，實則革命”之狂噬，以自斫其對外之捍御，則異日雖百變其術，百變其言，茍有可以為取媚異族之具者，即概以“名為如何，實則革命”一語冠之無不可也。

辛亥革命前後，盧梭在中國政界逐漸聲名鵲起，盡管極少有人讀過盧梭著作。同盟會骨幹、國民黨元老廖仲愷（1877 - 1925）在《全民政治論》譯序中說：

18世紀末期以往，盧梭自然法學說，風靡一時，所著《民約論》中，力排代議政治，以為英國人民雖以自由見夸，然而夷考其實，殊乏根據。縱有自由，亦僅為選舉之當時；投票以後，更無所享。真有自由者，唯能直接立法之人民耳。

與在歐洲的情形一樣，盧梭在中國成了“革命理論”的代名詞。寫下《論科學和文藝》以及隨後的響應文時，盧梭未必想到自己會有這樣的未來。但在響應對《論科學和文藝》的批判時，盧梭的確曾寫道：

你們即使想讓人們返回到最初的平等——那塊無知的儲存地、那個所有美德的根源之上，同樣也是空幻。他們的心靈一旦變質，就會永遠如此。不會再有補救方法，除了某場巨大的革命，而革命本身與它自己或許能治好的罪惡之事一樣可怕。如果欲望它，則該受指責，同時，要想預見它，也不可能。（《日內瓦人盧梭的幾點評析》 62）

我在別處已說過，我堅決反對推翻現在的社會，燒毀圖書館和所有的書籍，撤銷學院和科學院。這裡我應該補充一句，我也堅決反對把人類[的需求]簡約成滿足最簡單的需要。我很清楚如下事實，不應該指望這個虛妄的計劃，乃至要從他們當中造就出正派人來。但是，我認為自己有義務毫不掩飾地道出人們向我尋求的真相。（《日內瓦人盧梭的最後答復》 73）

盧梭在中國成了“革命理論”的代名詞與《論科學和文藝》無關，而是與中江篤介用漢語翻譯的《社會契約論》（《民約論》，1882）有關。日俄戰爭的爆發以及中國學生的反應表明，如果說盧梭的“革命理論”在中國真的“風靡一時”，顯然與帝國主義列強肆意宰割中國有關，而非與“個人自由”有關。廖仲愷發表《全民政治論》譯序時，正值巴黎和會欺凌中國引發“五四運動”之際（1919年8月）。而直到今天，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與《論科學和文藝》究竟有怎樣的關聯，對學界來說仍是一道思想史謎題。


四

新中國建立十周年之際（1959年），依據法文迻譯的 《論科學和文藝》中譯本問世（《論科學與藝術》，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重印），譯者何兆武先生剛好38歲，這是盧梭寫下這篇弘文時的年齡——那個時候，我國剛結束一場整飾知識人的運動。
“改革開放”差不多二十年之後（1997），何譯本經修訂再版。何先生的譯筆很好，但譯文理解起來仍然有不少困難，有些關鍵句子的譯法未必恰切。2011年，李平漚先生出版了新譯本，與50年前的何譯本對觀，準確性似乎有所不及，注釋亦鮮有增進。
完整的《論科學和文藝》譯本必須包括七篇響應文，已有的兩個中譯本均未顧及。本譯稿以蓬卡迪（F. Bonchardy）的考訂注釋本（Rousseau，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Gallimard / Paris，1998 / 2002 / 2010）為底本迻譯，參考古熱維奇（V. Gourevitch）英譯本（Rousseau，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Uni. Of Cambridge 1986 / 1997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裡特（H. Ritter）德譯本（Jean-Jacques Rousseau Schriften，Band I，München，1978，Frankfurt am Main，1988 / 1995），以及何兆武先生中譯本。
古熱維奇英譯本給自然段落加了序號，便於查找和引用，本稿用方括號[ ]標識。有的自然段落很長，為便於研讀，本稿按意群給長自然段重新劃分段落，原自然段劃分以方括號中的編碼為準。為與譯注區別，也為了便於研讀，盧梭的注釋轉入正文相關位置，標明［原注］，用小五號字排印。
盧梭的七篇響應文，蓬卡迪編本收六篇，未收《<納喀索斯或自戀者>序言》，古熱維奇英譯本收全七篇。《<納喀索斯或自戀者>序言》中譯依據法文版盧梭全集迻譯，依據古熱維奇英譯本校訂。

五

哈文思（George R. Havens）的《論科學和文藝》考訂箋釋本（New York：1946 / 1966）十分著名，但篇幅很大，有專著規模，未予采譯。古熱維奇是美國學者，施特勞斯的及門弟子。他的箋注風格與偏重語詞考訂的蓬卡迪本不同，多涉義理，也不廢文史箋釋。
本稿注釋采自蓬卡迪本和古熱維奇本（必要時區分B本或G本），亦吸納施特勞斯《論盧梭的意圖》一文和講學錄《盧梭導讀》中的相關解讀（注明[施特勞斯疏]）。 個別注釋篇幅很長，出於排版方面的原因，也為了閱讀方便，挪入正文（標明“箋注”），用小5號字區別。中譯者施加的注釋一律注明[中譯按]。
《論科學和文藝》具有演說辭風格，言辭極富修辭色彩。凡語義含混的語詞或文句，中譯用方括號[ ]提供選擇性譯法，為補足省略語式的語義而添加的語詞亦然。
盧梭基本文獻一律采用縮寫：
OC =《盧梭全集》；
OG =《盧梭書信全集》；
《盧梭年鑒》= Annales J.-J. Rousseau。
常用文獻縮寫：
R（Rey[手稿]）= Manuscrit adressé à Rey（Fondation Heineman）；
C.G.=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Th. Dufour和P.-P. Plan版）。

為便於深入研讀，本編選譯了五篇英語學界的相關文獻收作附錄。戴曉光博士據古熱維奇本復校了盧梭文，潘亦婷博士校訂了五篇英語文獻中的法文引文，謹致謝忱。


2020年9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編者前言

論科學和文藝（劉小楓 譯）
征文啟事
致讀者
前言
論文
引言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盧梭對批評的響應（冬一 譯）

一、致隱修院長雷奈爾先生書
二、 日內瓦人盧梭的幾點評析
三、 日內瓦人盧梭致格瑞姆先生書
四、日內瓦人盧梭的最後答復
五、論第戎研究院某院士對論文的新駁難
六、《納喀索斯或自戀者》序言
七、致博德斯第二封信的前言

研究文獻選（龍卓婷 譯）

古熱維奇 盧梭論文藝和科學
沃克勒 《論科學和文藝》及其子嗣
凱利 盧梭與反對（或擁護）文藝的個案
布魯姆 盧梭對自由主義政體的批判
歐文 盧梭的蘇格拉底主義

引言

［4］復興科學和文藝有助純化還是敗壞道德風尚呢？這的確是必須審查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站在哪一方？當然是適合一個正派人的那一方，先生們，雖然他什麼都不知道，而且並不因此認為自己就不怎麼樣。
［5］我感到，我對自己到庭所面對的法庭要說的話很難得體。一個人怎敢在歐洲最博學的團體之一面前貶斥科學，在一所著名的學院裡頌揚無知，而且把蔑視搞研究與崇敬真正的學問人攪合在一起？我看到了這些矛盾，不過，我一點兒沒氣餒。我絕非是在攻擊科學，我對自己說，我這是在有美德的人們面前捍衛美德。好人身上的正直比博學之士身上的博學可貴得多。
那末，我還畏懼什麼呢？畏懼傾聽我的大會的啟蒙心智？我承認，但這是由於這篇論文的構成，而非因為演說者的情緒。在決疑論辯中，公正的至高無上者們在譴責自己的錯誤時決不會有任何猶豫）；對有正當權利的一方來說，最有利的位置莫過於能在正派而心明眼亮的[當事人]一方面前為自己辯護，因為這一方在審判屬於自己的案件。
［6］這個動因給了我勇氣，此外，還該加上促使我作出決定的另一動因：既然我憑靠自己的自然之光捍衛真理，無論我成功與否，我都不會失去某個獎，我將會在自己內心深處獲得某個獎。

第一部分

［7］看到那人憑適己的（propres）種種努力以某種方式步出虛無，這確是一幅偉大美麗的景象：以自己的理性之光驅散自然包裹住他的陰霾，憑思想攀登直奔諸天之境，以巨人的步伐與太陽一起（ainsi que le soleil）遊歷宇宙的無垠遼闊，而更偉大且更艱難的是，[看到那人]返回自己，以研究人並認識人的天性、諸種義務和歸宿。所有這些奇事，近幾代人以來又重新開始了。
［8］歐洲曾經退回到太古時代的野蠻狀態。世界上這一部分的人民今天雖然被啟蒙，但僅僅幾個世紀前，他們還生活在比無知更糟的狀態。我不知道，還有哪種[無知的]科學行話比這無知更可鄙，這行話竟然僭取知識之名，為知識的復歸設下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為了把人們帶回到常識，必須來一場革命；革命終於來自一個最為人預料不到的角落。
正是愚蠢的穆斯林，正是這文學的永恒災難在我們中間復興了文學。君士坦丁寶座的陷落，給義大利帶來了古希臘的殘片。法蘭西也靠這些珍貴戰利品富起來。 緊接著，科學隨文學接踵而至；寫作的藝術接上了思考的藝術；這種連續也許顯得奇怪，卻可能太自然不過。人們開始感覺到與文藝女神們交往的根本利益，這就是，通過靠值得人們互相欣賞的作品來激發人們彼此取悅的欲望，讓人們更富於社會性。
［9］精神有自己的需要，身體同樣如此。身體的需要是社會的基礎，精神的需要則是使之令人愉悅。統治和法律為群體的人們提供安全和幸福；種種科學、文學和藝術不那麼專制，從而也許更有力量，它們把花環纏繞在讓人們背負的鐵的枷鎖上，窒息人們對原初自由的情感，人們似乎是為此自由而生的——使他們喜愛自己的受奴役，把他們型塑成所謂開化的人民。需要樹立起王權寶座，科學和文藝加固王權寶座。地上的權力們啊，愛惜天才們吧，保護那些栽培天才的人物吧。
［原注一］君主們總樂意看到，在自己的臣民們中蔓生對迎合人心的藝術的趣味和對白白大把花錢的多餘之物的趣味。 因為，且不說這些東西能培養臣民們的卑微心態，以適應奴隸身份，君主們知道得很清楚，人民們帶給自己的所有這些需要都無異於在添加自己所背負的枷鎖。亞歷山大要食魚族依附於自己， 就強迫他們放棄捕魚，和別的民族一樣種植普通食物； 美洲的野人光著身子到處走，僅靠獵獲為生，從來沒誰能讓他們臣服。的確，對於什麼都不需要的人們，誰能加以羈軛呢？

開化的人民啊，培育他們吧：幸福的奴隸們哦，你們賴以炫耀自己的那種纖巧而又精致的趣味得歸功於他們；還有溫軟性情以及城市道德風尚（urbanite de moeurs），這些使得你們之間的社交既何其得心應手又何其熨帖。總之，你們才顯得具有任何根本就沒有的美德。
［10］正是由於某種類型的文雅——越不彰顯自己就越可愛的文雅，昔日的雅典和羅馬才能在以其大度和光彩而自豪的歲月裡頭角崢嶸。毫無疑義，正是由於這種類型的文雅，我們的世紀和我們的國家才會趕過所有的時代和所有的人民。一種毫無學究氣的哲學格調，一種自然而又得體的舉止，既遠離條頓人的粗獷，又遠離山南那邊的人的矯揉：這些便是一種趣味的結果，這種趣味得靠善於學習來獲得，靠與世界交往（le commerce du monde）臻於完美。
［11］如果外在舉止總是靈魂性情的映像，如果文質彬彬就是美德，如果我們的準則切實作為我們［行為］的準則，如果真正的哲學與哲人的名分沒有分離；那末，生活在我們中間該會多麼甜美啊！然而，如此之多的質量實在太難協調，在如此之多的浮華中，美德幾乎寸步難行。一個人打扮華貴可以顯示他富有，一個人打扮雅致可以顯示他有趣味；但這人的健全和結實卻要靠別的標志才看得出來：在一個勞動者粗陋的衣著下面，而非在一個佞幸者的矯飾下面，人們才發現身體的力量和生氣。
打扮與美德幾乎格格不入，畢竟，美德是靈魂的力量和生氣。好人是喜歡光著身子搏斗的競技家：他鄙棄所有無聊裝飾，這些只會妨礙他使用力量；大部分裝飾都是為遮掩某些畸形而發明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