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注疏簡補：頌卷（簡體書）

“國之大事祀與戎”，即然祭祀是古代天下、國家、家族非常神聖的事，能夠參與國家祭祀活動，就是社會地位的象徵，是極大的榮譽。在西周及以前時代，除異姓的三恪二王的後代外，只有天子皇族、同姓貴族及有姻親的異性貴族才有資格參與這樣的祭祀活動，皆“肉食者謀之”。春秋之際，伴隨著血統政治社會體系的逐漸瓦解，社會各階層開始重新組合，各種社會資源面臨重新分配，中華文化再一次走到了人類文明的十字路口。貴族階層、尤其是下層的士族階層直至庶姓的平民階級都累積了強大的參與更多的宗教文化、政治及經濟等資源配置的欲望與動力。這在鐵代替銅的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爆發的機會。“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子，使這種變化順應了人類各種社會資源逐步向下分配的進化趨勢，為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社會的正確發展指明了方向，雖然在後孔子時代三百多年，儒家才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作為當時重要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祭祀活動，無論從內容、形式還是參加的人群方面，已率先開始發生變化。孔子冊詩正樂，三《頌》諸篇人《詩》，在社會上層建築領域主導了這次巨變。

徐勁松，內蒙古醫科大學畢業後，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就學、創業。回國後，致力於嬰幼兒教育事業，曾連續四年參加北京大學乾元國學進修班。現任京師樂育（北京）教育機構總裁，曾任北京燕烏集闕讀書會執委。編著有《毛詩注疏簡補·小雅卷》《毛詩注疏簡補·大雅卷》等。

自《詩經》由夫子編輯成冊，歷朝各代對詩三百內容的詮解眾說紛紜甚至南轅北轍，尤以近現代爭執愈甚。在《風》《雅》《頌》三個體系中，《國風》的爭議最大，《頌》的內容及功能在歷代學者諸家中爭議是最少的，相左的觀點主要是在《頌》各篇作成的時間和作者的分歧方面，以及對一些詩篇所祭祀的天子諸君的身份有不同的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風》有巨大的想象空間，如元朝馬端臨所講，《風》之諸篇“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復詠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頌》的內容非常直接，太過明白，“其辭易知，其意易明”。
大凡在西方基督教堂參加過禮拜的人，都會對教堂中的聖歌印象深刻，無不為其音樂的魅力所感染。在現代中國人的印象或者說是想象中，中國古代的祭祀方式除了嚴肅就是莊重，甚至是刻板的，所謂“至止肅肅”，似乎沒有一絲生氣。其實不然，最晚在公元前3500年的中國，音樂和舞蹈已成為祭祀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且分類詳細，《商頌·那》就給了我們一個在音樂和歌舞中祭祀的宏大場面。後來的《周頌·有瞽》則成為中國早期音樂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正是“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謂盡心盡性。《頌》就是在這樣的最神聖、最莊重、最虔誠、最感性的環境中來歌唱的。
既然是在廟堂中歌《頌》，《頌》的內容當然就一定是宗教的了。在這一點上，眾家一詞，萬口同聲，沒有任何異義。《頌》由《周頌》《商頌》《魯頌》共四十篇組成，《魯頌》四篇及《商頌》後兩篇實為風雅體，只是因為周公的偉大和對前朝商代的尊重而人《頌》。從經學的角度看，《周頌》三十一篇及《商頌》前三篇的地位是遠遠高於《風》《雅》兩百六十五篇的，《頌》是經學中的經學，是廟堂之事，是古代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核心理念，是古人的宇宙觀，是其時人們頭腦的“晶片”。
“國之大事祀與戎”，即然祭祀是古代天下、國家、家族最神聖的事，能夠參與國家祭祀活動，就是社會地位的象徵，是極大的榮譽。在西周及以前時代，除異姓的三恪二王的後代外，只有天子皇族、同姓貴族及有姻親的異性貴族才有資格參與這樣的祭祀活動，皆“肉食者謀之”。春秋之際，伴隨著血統政治社會體系的逐漸瓦解，社會各階層開始重新組合，各種社會資源面臨重新分配，中華文化再一次走到了人類文明的十字路口。貴族階層、尤其是下層的士族階層直至庶姓的平民階級都累積了強大的參與更多的宗教文化、政治及經濟等資源配置的欲望與動力。這在鐵代替銅的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爆發的機會。“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子，使這種變化順應了人類各種社會資源逐步向下分配的進化趨勢，為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社會的正確發展指明了方向，雖然在後孔子時代三百多年，儒家才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作為當時重要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祭祀活動，無論從內容、形式還是參加的人群方面，已率先開始發生變化。孔子冊詩正樂，三《頌》諸篇人《詩》，在社會上層建築領域主導了這次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