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提煉與中國歷史研究（簡體書）

本書是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西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藍勇近年來發表的歷史地理學術論文合集，涉及歷史地理與生物、天文的跨領域研究，歷史地理與古代經濟發展研究，古今地名、歷史人物故居現象研究，歷史地理與資源、生態發展跨領域研究，古代科技與生產力研究等領域研究。作者在研究以上問題時，開創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並提煉出了屬於中國歷史地理的“話語”，如鄉土歷史重構、地域泛化、干涉限度差異、科學的歷史與文化的歷史等，都值得推廣和傳播。

藍勇，四川瀘州人。現為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西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歷史地理學博士點學術帶頭人。兼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評專家組專家、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會副會長、《歷史地理研究》副主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編委、《中國人文田野》主編。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史地理、飲食史、慈善史、西南地方史等方面。先後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等縱橫向項目40多項。出版《中國歷史地理》《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中國川菜史》等20多部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240多篇。成果獲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提名獎，*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三等獎，四川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三等獎，重慶市政府優秀成果獎一、二等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獎勵。

1.本書涉及多專業的跨領域研究，對於當下及未來的人文、經濟、科技的發展，具有借鑒和指導作用
2.作者通過個案研究總結提煉出中國本土學術話語，為我們從自己的歷史語境中審視現實社會提供了重要視角

導 言 本土話語的提煉與中國史學的前瞻/ 001

章 “天地生” 大背景話語與中國歷史發展格局/ 009

一 從東亞大陸“天地生”角度看中華文明的東移南遷/ 010

二 中國地域方位話語嬗變與東亞大陸 “天地生”背景/024

三 “天地生”背景下的“南水北調”與“北人南遷”/053

第二章 社會發展進程與社會經濟話語/ 063

一 巴蜀歷史發展中的“唐代斷痕”問題/ 064

二 從“蜀道”到“世道”:蜀道名實之變考與社會轉借/088

三 “難言之隱”:清代內河救生慈善組織內部服務有償化研究/095

四 近代川江木船情結與輪船“製造力”“航行權”“利益權”之者量/123

第三章 科學的歷史與文化的歷史的學術話語/ 137

一 中國歷史上“遍地先賢”現象與傳統“鄉土歷史重構”/ 141

二 “地域泛化”與“情節神話”下的南北絲路地名原型研究/ 193

三 從金牛道籌筆驛名實看中國傳統“鄉土歷史重構”/224

四 地名的“雅化“還是地名的“訛呼” /240

五 “文化的歷史”對“科學的歷史”的滲透/246

第四章 傳統生產力與現實關懷話語/ 272

一 亞熱帶山地“結構性貧因”形成與明清美洲農作物引透/ 276

二 “效益觀”“生態觀”視域下的刀耕火種/299

三 從地理環境、生產力、生產關係看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倒置”與“回歸”/311

四 中國歷史上“燃料換代”歷史與森林分布變遷/ 319

第五章 資源、 環境與干涉限度差異話語/348

一 中國環境史研究與“干涉限度差異”理論建構/ 351

二 歷史上魚類資源開發差異與“干涉限度差異”/371

第六章 中國傳統科技 與技術傳承、邏輯類分話語/ 396

一 對“先進製造技藝”與“落後傳承途徑”的反思/ 399

二 傳統製造“名實類分無序”與技術“時代斷層”/440

第七章 歷史地理區位地名考證與方法話語/ 466

一 文獻與“田野三視域” :中古州縣治城位置考證方法研究/ 468

二 唐宋歷史記憶與巴蜀分界線復原/ 494

三 從古代巴蜀界山異同認知看傳統地理認知“虛擬定位”的局限/ 521

四 中國古代空間認知虛擬性與區位重構/ 535

一　從東亞大陸“天地生”角度看中華文明的東移南遷

中國早的文明產生在黃河中下遊地區，但歷史時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都有一個東移南遷的歷史過程，歷史時期能左右大的政局的移民大潮也主要是從北向南、從西向東推進，也 就是說，歷史上中華文明有一個東移南遷的問題，這也是為學術界基本肯定了的。注意，這裡是“東移南遷”，並不是以往談的“南移”，意義並不完全一樣。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中國呈這樣的大走勢呢？個別歷史人物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簡單地用社會等因素和人地關係來說明也是難以做出完全的解釋的。那麼，有沒有一種終極的原因在起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如對歷史時期影響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東移南遷的中國的幾次大的遊牧民族南下的天文和地球表層原因，以往自然科學工作者曾做過對應研究，但還僅局限於一種簡單的序列對應上，沒有進一步推進到東亞大陸“天地生”變化對中華文明東移南遷的影響上，也沒有更多地把具體歷史事實作為堅實的依據。基於以上認識，本文對此問題將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一）6000年來天文系統、地球表層與中華文明東移南遷的內在關係

對近6000年的歷史氣候研究表明：在其間存在三個嚴重的低溫期。在這些低溫期間隔的高溫期裡還有一些相對輕的低溫期。這些低溫期往往是自然災害的群發期。實際上在中國5000年的歷史上存在四個較強烈的低溫期，它們是：公元前1100年至前850年左右的低溫期（歐洲歷史上稱冰後期的新冰期），公元100年至600年左右的低溫期，公元1050年至1350年的低溫期，公元1600年至1850年的低溫期（歐洲歷史上的現代小冰期）。這些低溫期在時間上明顯與許多天文現象相對應，如與太陽黑子增減、九星匯聚的地心張角大小和季節等因子相對應。同時，這些低溫期也與地球下墊面的許多因子相對應，如祁連山柏樹年輪、中國受災縣數、黃河和長江的大洪水、中國雨土年頻數、大地震等。

首先我們用天文現象和氣候環境因子來對應有關中國社會大的起伏變化，會引發我們更進一步的思考。

研究表明，天文上九星匯聚地心張角小於45度且發生在冬半年時，正是中國6000年來的四個寒冷期，也是長江和黃河特大洪水時期及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幹旱期、世界海平面偏低、華北和川滇大地震多發期；世界古代文明的興盛期往往是在溫暖期，而寒冷期則往往中斷或衰落。吳於虞教授指出世界歷史上曾有三次遊牧民族南下農耕地區高潮，我們也不難看出寒冷期往往是與世界性遊牧民族南下農耕的高潮期相對應。

與中國歷史上的大波動相對應，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和北方人口南遷時期正與寒冷期相對應，同時也與中國內戰頻繁的時期相對應。這樣我們可看出寒冷氣候是造成中國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的自然原因，而中國歷史時期的內戰許多本身便是以北方民族的南下為始動力。這是來自自然科學工作者的一個統計對應序列的結論。

為了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具體史料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是遊牧民族南下與環境的關係。早在1914年，亨廷頓認為幹旱是導致中亞遊牧民族向西歐遷移以及羅馬帝國衰亡的主要原因。1980年代，蘇聯學者列·古米廖夫也認為3世紀的大草荒使整個草原荒蕪，無疑是蠻族入侵的重要環境背景。1988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布雷特·辛斯基（Bret. Hinsch）撰文認為中國作為農業社會，氣候的周期性的冷暖變化對農牧業民族的影響巨大，體現為溫暖期經濟繁榮，民族統一，國家強盛，而寒冷期經濟衰退，遊牧民族南侵，農民起義繁多，經濟文化中心南移。我國早在1950年代，蒙文通先生就提岀氣候變化不能不引起民族遷徙。1980年代趙文林先生也提出遊牧民族的東移南下“其源出於少數民族族區生產的不穩定性”，其中氣候惡化是左右其南遷的一個重要原因。方國瑜先生也談到彝族從西北高原地區遷向西南地區是“從高寒地帶向比較溫暖和肥沃的平原地區遷移”，是為了尋求更適合的生活環境。遊牧民族的生存對草原生態環境有很大的依賴性，而歷史上遊牧民族所生存的中緯度幹旱和半幹旱暖溫帶地區生態環境往往非常脆弱，氣溫和降水的變化波動十分大，對其本身生存的威脅也十分大。從我國內蒙古草原地區來看，有的地方牧草產量與夏季降水量相關係數高達0.86。1980年的氣溫偏低和夏季少荒使牧草生長期減少了五分之三時間，加上氣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達90%。研究表明我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幅度年均溫度幅在2—4度之間。我們知道，年均溫下降1一2度即將緯度線往南推移200至300公裡。這樣一到歷史時期的寒冷時期，往往造成草荒和各種災荒，使人們生存難住。在這種情形下，遊牧民族往往利用自己強悍善戰的優勢，趁中原地區內亂貧弱時，或南下向農耕民族進攻，爭奪財富和更有利於生存的地盤，或大規模向西遷移後再向南遷徙到因大西洋暖流而比同緯度更溫暖的歐洲大陸中南部地區。後者在世界史上表現為有名的“蠻族大遷徙”和蒙古族的大西征。需要指出的是當自己生存的地區出現大災荒而中原地區穩定強大時，北方遊牧民族則往往以內附的方式尋求生存。如成湯時，氐羌民族便因大旱而內附，匈奴因災荒而南遷內附，九世紀回鶻族因大雪大疫而南下內附。

我國歷史上幾次大的北方遊牧民族南遷都是與北方地區寒冷期相對應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國西周時期北方遊牧民族南下起始的一個重要時期。從氣候上來看，西周是我國較寒冷的一個歷史時期，我國內蒙古地區也異常寒冷乾燥。特別是西周後期，大寒、大旱不斷，有時江漢地區發生封凍，出現河川枯竭的現象，這在《古本竹書紀年》《詩經》等中多有記載。在這種情形下，連黃河流域的農耕民族都發岀“旱既大甚”“天降喪亂”的哀號。在這種環境壓力之下，北方的遊牧戎狄民族紛紛南下，對西方，到了周代便遷移到了山西南部、陜西涇水、渭水上遊。特別是儼允“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有稱“儼允孔熾”。西周王朝多次“薄伐儼允”“征伐儼允”。 到了周宣王時，西戎敗周於千畝。到了平王時只有“東遷洛邑，避戎寇”。 到春秋時期，北方遊牧民族更是大批南下，形成“南夷與北狄交侵”的局面。這種因氣候原因引起的民族遷徙在地域上並不是孤立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000年左右我國青藏高原地區有一次大的冰封，氣候十分寒冷。 公元前9世紀甘肅氐、羌民族地區“大雨雹，牛羊凍死”。與此相應橫斷山地區發生了許多從北向南的民族遷徙，而從事畜牧的甘青寺洼居民轉變成半農半畜的氐人，為了在寒冷的氣候條件下生存，一部分人只有下到河谷地帶從事對寒冷氣候更有抵抗能力的農耕和家畜飼養。當河谷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口從事農耕時，只有大批往南遷徙尋求更溫暖更廣大的生存環境。尤需指出的是，在傣族的民間傳說中，其民族從三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流域上遊地區南遷時的動因與之有驚人的相似。在這個時期的公元前10世紀，西北的白馬羌人沿橫斷山脈遷 西南地區演變成今天的納西族，緬甸的克欽族也是在公元前7世紀從中國北部經橫斷山脈遷入緬甸的。

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國東漢至兩晉南北朝時期。在漢代，匈奴的威脅一直是漢王朝的心腹之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2至3世紀匈奴所處的大漠南北經歷了近2000年來嚴重的一次大旱災，這次大旱災席卷整個歐亞大草原。這個時期我國晉代所有災害中旱災占48%,是中國歷代災害中旱災比例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我國北部地區平均比現在低1.5度，鄂爾多斯高原地區公元100年至119年的20年間出現了12個災害年，魏晉時期其地“霜”“八月大雪”“八月大寒”的記載甚多。這個時期，我國沙漠南進，一些城鎮消失，絲綢之路南路湮滅。早在公元1世紀，匈奴所處的地區氣候就十分惡劣了，連年災荒。公元46年，大漠內外“連年旱蝗，赤地千裡，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公元24年，一部分匈奴人迫於這種處境，只有南遷歸附漢朝。公元76年，大漠“南部苦蝗，大饑”。到了公元88年，“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匈奴在這種情形下不斷分化瓦解。面對中原統一而強大的漢王朝，匈奴的一部分南下歸附漢朝，一部分西遷去填補同樣因大旱災而南下的歐洲和中亞草原居民的真空地帶。以後匈奴殘部和鮮卑、羯、羌、氐等民族因所在地區環境惡劣等因素，趁中原大亂之時，紛紛南下中原攻城略地。晉惠帝元康中，匈奴殘部度元攻上黨和上郡，“自此以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這個時期往往中原自然災害頻繁，天災人禍相連，這從自然環境上為遊牧民族的南下又造成了一個機遇。在這種情形下，發生了中國歷大的一次民族遷徙，即所謂“五胡亂華”，確實不是偶然的。從區域上來講這種現象也不是孤立的，因在這個時期橫斷山氐羌民族大走廊因氣候條件的因素遷徙的事件也十分頻繁，而居住在川西北地區的傣族先民的一支僚人也是在這個時期南遷入云南的南部地區。

公元1200至13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國的宋遼夏金時期。研究表明，早在公元10世紀蒙古草原就出現了一次特大旱災，中國的氣候也開始逐漸轉為寒冷。到12世紀，中國的年均氣溫比現在大約低1.8度，絲綢之路中路湮滅，北部地區氣候轉幹，居民南遷。據《長春真人西遊記》載，13世紀天山的雪線要比現在低200至300米。在這個寒冷期內，內蒙古地區300年間有13次特大的凍災，有13年奇寒，遠比隋唐時期多。宋以前鄂爾多斯地區及鄰近地區百年一遇的旱災10至15次，宋為30次。我國東北地區結冰期比現在長。宋代遼的地方政權東丹南遷遼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原居地寒冷異常，而遼東地區地熱條件優越。特別要指出的是，這種寒冷和異常的氣候在蒙古大草原上一直延續到13世紀，對蒙古民族的南下和西進影響十分大。也有研究表明裡海水位的升高與周圍高原的幹縮是同時發生的，13世紀裡海的水位升高了15米，表明蒙古草原的氣候確實是十分寒冷乾燥的。《蒙古史》稱：“那裡也常有寒冷刺骨的颶風”，形成“漫天飛沙”，冬季不下雨，夏季的雨“連塵土和草根都沒有潤濕”。13世紀中葉的魯不魯乞《東遊記》中也談到蒙古地區5月份冰才融化及復活節前後的大風嚴寒、凍死牲畜的情況。這種因寒冷而左右蒙古民族生計的現象在蒙古立國中原後還時有出現。在這種形勢下，南遷的蒙古流民常達數萬至數十萬。元代中國歷史氣候已經趨於溫暖了，漠北的氣候卻依然寒冷。在氣候幹冷的宋代，其對蒙古遊牧民族的壓力便可想而知。地球中緯度地區歐亞大陸這次持續近300年的寒冷時期對遊牧民族的影響可能是潛在的，但其在某種程度上講是起有決定作用的。關於這一點有許多的記載。蒙古族的這次遷移與900年前匈奴的遷徙有驚人的相似，以致英國學者克裡斯托·道森甚至認為馬賽林奴斯對4世紀匈奴西遷的描述與帕裡斯對900年後蒙古人的描述幾乎可以互相交換。

公元1500年的寒冷期正是我國女真族南下的時期。明清時期是中國歷寒冷的一個時期，有的學者認為是所謂明清宇宙期。在這個時期，明代蒙古草原地區便“時冬寒草枯馬饑”，許多遊牧民族不斷進入鄂爾多斯高原地區搶掠和定居。元明時期東北地區農業大衰退，特別是東北的北部地區尤為明顯。在這個時期東北的許多民族紛紛南遷，改變生存方式，逐漸從事農耕。女真族一直呈現往南遷移的趨勢。建州女真原居住在黑龍江北岸，後南遷。明代北方的野人女真不斷南攻，在這種形勢下建州和海西女真的居所不斷南移。同時女真各部還不斷攻掠明代遼東地區。嘉靖時海西女真遷到了遼東東北的邊界地區。這些以前主要以射獵為生的民族逐漸習慣於農耕。後來女真族南下建立清朝有許多社會因素，但歷史的大勢中，中國北方地理環境日趨惡劣也是一個潛在的動力。

上述民族遷徙在歷史進程中肯定是由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不過宏觀上來看，從長時段對應來看，自然環境的變化作為一種潛在的因素對民族遷徙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歷史時期的北方遊牧民族周期性南下使中國北方農牧業界線發生南北波動，極大地破壞了中國北方農耕地區的經濟，致使北方漢族人口繼續南下東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