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浮生（簡體書）

本書是茅盾文學獎得主、電視劇《人世間》原著作者梁曉聲寫給在生活中迷茫之人的解惑之書，也是梁曉聲的人生總結與心靈獨白。在本書裡，既有作者對往事的追憶，也有對家庭、父子、母子、兄弟溫情的回憶與勾勒， 有對生活、社會的哲思與熱望。正如作者所說“人生如夢，當活出幾分清醒”，也當活得真實自在，有溫度，有力量。 平常是人生的大多數狀態。淡定地守望著自己的生活，是一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人生境界。

梁曉聲，原名梁紹生，祖籍山東榮成，1949年生於哈爾濱，當代知名作家、學者。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至今創作了包括散文、小說、雜論、紀實文學等在內的作品逾千萬字。代表作有《雪城》《年輪》《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風雪》。憑藉作品《人世間》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梁曉聲寫給年輕人的解惑之書。 本書有對人生的深思，也有對愛、親情、生活、工作、困頓、孤獨的解讀與詮釋。人生會有許多難，所有不能打敗你的，終將使你變得為強大。 ★凡事看淡，才能越活越輕鬆。 生活在“內捲”時代，學會放下，學會看開，才能找到自在、舒服的生活方式，正如“我們渴望命運的波瀾壯闊，經歷過才發現，人生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和從容”。 ★是梁曉聲的心靈獨白， 是梁曉聲人生智慧的總結。 本書精選梁曉聲溫情、哲思、勵志散文，寫普通人的生活與困惑，從平常中體會作者對人情世事有溫度、有深度的思考，領悟生活真諦。 ★淡定地守望著自己的生活,是一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人生境界。 ★對於大多數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責任而已。參透此諦，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尤其是緣，不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梁曉聲

章憶當年
支鋼筆
我的少年時代
兄？長
我的父母？我的小學？我的中學
小街啊小街

第二章心安處
從復旦到北影
五角場？陽春面？蠟像館
回首憶年
父親的遺物

第三章血猶燃
幾個春節一段人生
我的夢想
一種願望，一種理想
我的
我們的下一代真是“小上帝”嗎？
用我們的熱血噴注吧

從復旦到北影（節選） 我到復旦那天，兩腿浮腫，鞋襪難脫。以為是在火車上坐的，並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狀。
當天晚上，專業已報到的同學們，聚在一起開“認識會”。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帶來的好吃的東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幾個小蘋果，不好意思拿出來，也不好意思光吃別人的，就吸煙。
我的東北老鄉，C，女性，放在桌上的是兩個哈爾濱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臉盆那麼大。我只在很小時吃過幾次。當時哈爾濱難以買到。大家覺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說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鄉的，太客氣反而顯得疏遠。我在一師，C來自五師，原先互不認識。心中暗想，同學中有一個老鄉兼兵團戰友，真不錯。
有一同學問：“聽說你們哈爾濱人天天吃這種'大列巴'？” C回答：“當然。哈爾濱人個個都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 我覺得很有糾正一下的必要，便說：“只有百分之五，也許還少的哈爾濱人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從小吃大餅子長大的。” 我說的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哈爾濱人的糧食定量是——麵粉二斤，大米一斤，其餘全是粗糧。米麵在一般家庭中，除了過年過節，都是給上班的人帶的。
C當即反駁我：“你一個人是吃大餅子長大的，也代表不了哈爾濱人。我就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 我據理力爭，說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個，當然代表大多數哈爾濱人。她不過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個，無論如何代表不了哈爾濱人。
她生氣了，說：“你說誰是'一小撮'？告訴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幹部！” 我說：“我不知道啊！可你為什麼要說謊呢？為什麼要欺騙這麼多初識的同學們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吃的是粗糧！哈爾濱人如果都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哈爾濱人早算進入了！” 我認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這是非辯論清楚不可的。對於這一類問題，我一向特別敏感，容不得別人當我面說一句假話。
她說：“你的話裡明明有對現實不滿的意思！” 我火了，說：“咱倆都是工農兵學員，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就算我對現實不滿，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她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那我就有權批判你！” 我說：“你不過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共產黨員，統計一下，你在共產黨員中也不過是百分之五！” 其他的同學就勸解。他們越勸解，我越來氣。我希望他們都能夠相信我的真話，而不要相信C的假話。但他們似乎對我與C爭論的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只對“大列巴”感興趣，這比他們相信了C的話還令我氣憤。若在兵團，如果C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說哈爾濱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還堅持，非被吃大餅子長大的哈爾濱青年們合夥揍一頓不可！怎麼能瞪著眼睛認真嚴肅地說假話呢？C拍了一下桌子，氣勢洶洶地說：“你這是在分化我們黨員隊伍！” 我騰地立了起來，說：“滾你！”將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轉身離開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從不罵人，是到木材加工廠後學會的。學會了，就覺得在必要時來一句“滾你”，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還氣得不行，還想再去找C展開一場大辯論。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種過於認真而又過於激烈的劣根性。在連隊，跟幾任連乾部大吵過。在團裡，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參謀長大吵過。到木材加工廠，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團。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團。勞動很能幹，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為這種性格，重新入團竟入不了。四年後，調到團宣傳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請求恢復團籍，補了十二元多的團費。教訓可謂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現在回想起來，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什麼值得辯論的呢？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也有之。幹嗎臉紅脖子粗地爭誰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哈爾濱人呢？聽隔壁宿舍陣陣說笑聲，我忽然意識到，我是換到了另一種環境裡。復旦與北大荒太不一樣了。我將與之共處的同學也與木材加工廠抬木頭的伙伴們太不一樣了。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想起陳老師在我們團招待所裡對我說過的那番告誡的話，倏然地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孤獨感。
隔壁宿舍裡不斷傳來歡聲笑語，C的說笑聲尤為響亮。同學們吃著她的“大列巴”，當然不會表示懷疑她的話而相信我的話了。
可我從來沒有像那時那刻一樣，希望自己的話被相信。每月二斤麵粉的哈爾濱人——我心裡真是有些難過。
隔了兩天，我到醫務室去看身體複檢結果。醫生問過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驗單，只看了一眼，就低聲叫道：“乖乖，好傢伙！”接著說：“你跟我來，你跟我來！”不用手扯我，用夾化驗單的夾板從背後頂著我往前走。我就這麼被頂上了醫務室的二樓，頂進了一扇三夾板臨時做成的門內。我糊里糊塗地問：“這是什麼地方啊？” 醫生說：“肝炎隔離室。” 我這才知道，我是一個帶病毒者——轉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請求道：“那也得讓我回宿捨一次呀！” 醫生說：“不行。你的一切東西都得經過嚴格消毒。消毒後日常用的我們會替你送來。從現在起你不能離開這裡！” 共有二十幾名各系各專業的新生被關閉在“肝炎隔離室”。我是其中肝指數的。大家的活動區各房間，每房間四五人，有一個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陽台。陽台下是籃球場。可誰也不願出現在陽台上，那好像等於自我展覽。
我苦悶起來，唯恐被退回兵團。未入復旦，不知復旦名氣。入了復旦，方知復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地方。有一個上海“老高三”的新生，與我對面床，每天向我講復旦的歷史。我才知道復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從此對這所大學肅然起敬。
有，學校裡的氣氛似乎顯得有些異常。那“老高三”經常偷偷溜出隔離室，帶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來後告訴我們，是某國元首到學校參觀，還說翻譯就是複旦上一屆分配到的學生。“肝友”中一個外語系的，不知為什麼就哭了。大家問他哭什麼，他說：“我的名額將來是要分到去的，現在卻被關在這兒！”大家寂然。
大學既是往人頭腦裡灌輸學問的地方，也是在人頭腦裡編織夢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學問貶值。“戴帽分配”——即入學前便已預知分配去向，尤使夢幻迷人。想想看，昨天還在握鋤把或掄大錘，明天突然進了某某大學，三年後將要被分配到什麼、 、中宣部、《人民日報》社等好去處，怎地不使人天天做夢呢？“肝友”中還有一個政治系的，是廣西農村學員。“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對他說，他們這一屆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國駐聯合國辦事處去的。他便天天夢想著有朝一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每天不斷地衝葡萄糖水喝，以為轉氨酶會早降下來。還買了一本《肝髒病知識》，手不釋卷。一會兒用小鏡照舌苔，一會兒看手，害怕發現“肝掌”。
我也藉來那本《肝髒病知識》讀，也學會了長長地伸出舌頭照著小鏡自己觀察自己的舌苔，也學會了觀察身上有沒有“蜘蛛痣”，手上出沒出現肝掌。也夢想，夢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做一名編輯。為這個夢想也暗暗祈禱過，不是祈禱上帝，而是祈禱“複方”什麼“草沖劑”——醫生每天給我三次的草藥湯。
，剛剛吃過晚飯，正躺在床上憂愁，忽聽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陽台上，朝下一望，是陳老師。見了他，就如同見了一位久別的親人，不禁淚潸潸無語。他仰視，我俯視，我倆好像戲台上《空城計》中的諸葛亮和司馬懿。他見我那可憐樣子，安慰道：“別想得太多，安心養病。思想負擔太重，對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說：“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說：“一般情況下不會的。肝炎沒那麼可怕，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 陳老師走後，我回到隔離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內心的憂鬱稍釋。
同學小莫給我送來十幾封信。一封家信，其餘全是木材加工廠抬大木的伙伴和宣傳股的朋友們寫來的。信給我帶來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傳股的姑娘們分別寫來的。我們宣傳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廣播員，天津姑娘小張和鶴崗姑娘小張都是放映員。我總是叫她們“張天”“張鶴”。我們宣傳股在政治部人多，加上三名報導員、三名幹事、兩名男放映員，可謂是一個大家庭。股長當年也才三十六七歲，現役軍人，是我們的“家長”，令我們感到很可親的一位“家長”，在我們面前，半點也沒有股長的架子，對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遠之”。
我們宣傳股的知青之間友好。三位姑娘，像我們的三位妹妹一樣。這原因很簡單，因為那時似乎誰也談情說愛的念頭，關係都很單純。起碼我自己那時沒有產生過與三位姑娘中的哪一個談情說愛的念頭，也從未看出其他幾個小伙子對三位姑娘有過這種表示。
我上大學兩年之後，我在宣傳股時那種互相之間友好的關係就分崩離析了。都是愛情把這種關係搞壞了。畢竟不是親兄妹們。到了年齡，小伙子們總希望某一個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為自己的妻子。這是任誰也沒辦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間才有所謂純粹的友誼。這是一條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定律。偽君子們才企圖證明這條定律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