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紋樣（簡體書）

1.通過故宮紋樣，我們看到古人關於美的哲思與探索，領略驚艷5000年的華夏審美。故宮博物院底蘊深厚，各式文物、各色紋樣，蘊有各自的故事。《故宮紋樣》根據故宮博物院中的織繡、瓷器、織毯、琺瑯器藏品與建築繪製，選取紋樣117幅，並考究每種紋樣的形態與含義。春秋戰國時期的龍鳳紋、魏晉南北朝的纏枝卷草紋、唐宋的喜相逢紋、清代的白鷺紋……透過這精巧細緻的紋樣，我們看到氣韻生動的千百年中國紋樣脈絡，察覺美學的變遷與縮影，領略文化的延續與承襲。

2. 在展現豐富的中華文化之外，賦予紋樣在當代的實用價值。書中收錄的故宮藏品與紋樣的資料紮實，內容包含紋樣主題介紹、紋樣的基礎描述和歷史寓意分析、載體實物資料、精美的設計圖樣以及完整紋樣的線稿、中國傳統色譜（附CMYK色值）等，無論是設計藝術、繪畫臨摹，還是服飾配色、家裝組合皆可參照，

3. 透過故宮紋樣，我們看到中華傳統美學的淵源。中國紋樣摘自山川日月、草木花鳥，也摹繪了古人的狂想：海水江崖紋中山石堅立重疊，有如觀臨險峻之境；雲紋舒卷多變，雷雲紋、卷雲紋、流雲紋、朵雲紋、如意云紋不一而足，以代天象；龍紋、鳳紋、麒麟紋均描繪自傳說中的瑞獸，卻也栩栩如生、莊重威嚴。既能帶來一場視覺盛宴，也是一次對美學符號的全新解讀。

4.應物象形，“紋”以載道，深入剖析每種故宮紋樣背後的蘊意。柿蒂紋尖頭四瓣，因形似柿子花蒂而得名。雖形式簡單，歷史卻可追至戰國時期，將其用於建築寓意堅固，用在織物則取意“柿柿如意”。劉禹錫有詩云：“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取自牡丹形態的牡丹紋重瓣多姿、富貴雍容，用以表現高貴矜傲的品格。透過一掌見方的紋樣，看到古人在衣食住行上對生活和自然的熱愛和敬畏。

5.精細矢量圖，還原紋樣的色彩和細節之美。本書告別以照片或者拓片來呈現紋樣的方式，用上百張再繪製的矢量紋樣圖展現紋樣之美，線條的流暢、色彩的真實設計，過程中融入民族學、圖案學、中國美學體系、現代設計體係等，使紋樣符合現代美學。

織繡、瓷器、織毯、琺瑯器、建築——5大載體
精選117幅藏在故宮裡的紋樣
追溯起源、解讀寓意，深入探尋每幅紋樣背後的意指
提煉117種紋樣配色色板，均附CMYK色值
設計靈思、繪畫臨摹、服飾配色、家裝組合皆可參照

紋案律動如詩·風物摹繪閒美·寓意吉祥無殃·是為故宮紋樣
巍巍六百載故宮，五千年華夏文化之集大成者，凝結前人美的哲思與探索，化為萬千富麗繁複的故宮紋樣。精選整合，呈現117幅獨具風格的精巧紋樣。用春秋戰國時期的龍鳳紋裝點藻井，把魏晉南北朝的纏枝卷草紋繪於壽康宮內簷和璽彩畫，將唐宋的喜相逢紋繡刻在清嬪吉服，使清代的白鷺紋在紅地白鶴瓷碗上熠熠生輝……

大至碧瓦朱甍的建築，小到精妙入神的瓷器，造型萬千的紋案遊走在黃頂紅牆、雕樑畫棟，被編刻進文物器具、華服錦緞。令故宮之美，美得驚心動魄！也將千載東方文明與審美、掌故與傳說、巧思與神技凝聚在線條之間。

“圖必有意，意必吉祥。”故宮紋樣本源於山野天象、草木生靈、神話奇觀，是美好、吉祥的紋樣，又隱有蘊意。柿蒂紋尖頭四瓣，因形似柿子花蒂而得名。將其用於建築寓意堅固，用在織物則取意“柿柿如意”。劉禹錫有詩云：“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取自牡丹形態的牡丹紋重瓣多姿、富貴雍容，用以表現高貴矜傲的品格。

透過這藏在故宮的紋樣，我們看到氣韻生動的千百年中國紋樣脈絡，察覺美學的變遷與縮影，領略文化的延續與承襲。也為藝術裝飾、設計插圖、歷史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豐富靈感源泉。

（按首字母順序排列）
故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講好故宮裡的紋樣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方面。紋樣不像圖畫那樣觸目，它們隱藏在衣食住行之中。了解紋樣，不僅有助於了解古人的生活，也有助於轉化創新，裝飾美化今天的生活。
——陳岸瑛（清華大學長聘教授，藝術史論系主任，傳統工藝與材料研究文化和旅遊部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

紋樣，作為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彰顯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涵與精神審美。展開此書，跟隨紋藏，以不同的身份與視角去觀察、審視和解譯蘊藏在中華民族血脈中的別樣美學敘事。
——車達（深圳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研究員，深圳大學藝術與科技跨界創新實驗室負責人，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後）

“紋藏”是一個以黃清穗老師為首，年輕人聚在一起，精心研究中國傳統紋樣的一個難能可貴的團隊，現編著了《故宮紋樣》。故宮作為明、清兩代統治階級居住的皇宮，紋樣裝飾水平極高。紋藏在書中展示紋樣拋磚引玉，引起年輕人的關注。
——繆維

如此自然地讓民族的“視覺基因”嵌入人民的想像維度中，體現了作者對大變革時代背景下原生文化發展境遇的深刻體察。
——潘魯生（教授，中國文聯副主席，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

此書為故宮的紋樣大集，以此展示中華民族豐富厚重的文化基因，具要重要的資料文獻價值。
——許曉明（《民族藝術》主編、研究員，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

盛世中華，美在紋樣。穿越歷史長河，仍然熠熠發光。書籍是設計師的寶藏，讓現代生活賦有人文底蘊，讓中國人活得更中國。
——章莉莉（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教授，上海市公共藝術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副院長掛職）

中國傳統紋樣，有如人類智慧的一道靈光， 具有東方美學神韻，經清穗悉心打造，轉換為當代藝術設計者參考借鑒之手冊。
——左漢中（民藝研究學者，出版人）

像以盡意，至善至美
南朝沈約撰《宋書·符瑞志》曰：“符瑞之義大矣。”中國古代對祥瑞具有崇拜心理，無論是歷史上的統治者還是普通百姓，他們的傳統審美文化都能在祥瑞觀念中尋找到共識。在幾千年的文化視野中，“天人合一”“自然之美”“物我兩忘”等內涵構成了中國傳統審美文化的重要特徵，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心理隨著精神文化的富有不斷強化、延伸，整個民族的審美文化都受到主流的影響，中國傳統紋樣中的祥瑞內涵也愈加深重。時至明清兩代，祥瑞觀念已達到鼎盛，“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真實地表達了中國傳統紋樣裝飾的文化基因。在故宮博物院中，藏品上林林總總的紋樣，其實也是美好的紋樣、吉祥的紋樣。

中國傳統工藝造物歷來講究“器以載道”，將物的形態、紋樣、用法，還有人的精神、慾望、
靈魂凝聚起來，是物美的最高境界。紋樣滲透著古人“觀物取像”“像以盡意”的哲學思維，以至千百年來這份無言之美生生不息，日新月盛，可以說，它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象徵，也是國家和民族精神思想的重要載體。故宮見證了中國傳統歷史上走向巔峰的明清兩代，無論是收藏還是創造，都集聚了中華五千年來的智慧結晶，它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載體，也是國家精神和思想的象徵。因此，在故宮中，大到建築群，小到織繡、瓷器、琺瑯器，以及各種裝飾、生活用品，都凝聚著前人對美的思考和探索，也蘊藏著不同時代背景下政治、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的變遷與縮影。探索和研究故宮裡的紋樣，能看見幾千年來的紋樣發展氣脈—複雜包容，氣韻生動，博大精深，求同存異。

百川赴海，洋洋大觀
中國傳統紋樣自古以來傳承有序。新石器時期是中國傳統紋樣的萌芽期，也可以說是中國
美術的發展初期，與動物有別的人類以巨大無比的潛力不斷地探索自然世界並改造世界，在人類造物與造物活動中，人類自身的文化體係與審美意識隨之在無形中孕育、發生，同時“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基於人類審美初期的感知體驗與實際生產活動的需求，新石器時期的紋樣基本以簡樸、抽象的幾何紋樣為主，如網紋、繩紋、圈帶紋、渦紋、聯珠紋、迴紋、弦紋等，這些以簡單線條構成的幾何紋樣在器物上的佈局已經具有對稱、重複的規律特點，且主體紋樣對於不同的器型也有著適形的效果。同時，原始社會人類的精神意識是伴隨著宗教信仰產生的，根植於“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新石器時期的動物紋樣、植物紋樣、自然紋樣以及人造物紋樣大多滲透出多層面的崇拜思想與氏族圖騰觀念，如魚紋、蛙紋、鳥紋、花卉紋、雲紋、太陽紋、龍紋、鳳紋等，這些紋樣的出現展現了人類與自然展開廣泛對話的面貌，同時也超越了審美萌動的閾值和基礎實用目的，為後來社會長達數十個世紀的宗室法度、民俗文化以及藝術審美提供了裝飾文本。當華夏族群進入夏、商、西周的奴隸制社會，敬天信神的神權思想統治導致了青銅時代下紋樣面目的深刻變化，以國家統治者對祭祀、zhan卜禮法的專制化為導向，紋樣有著超越自然且至高無上的地位象徵性意義。這個時期的紋樣以人造物紋樣和寫實的動物紋樣為主，幾何紋樣為輔，經過想像創造和藝術處理的紋樣有饕餮紋（獸面紋）、夔龍紋、蟠龍紋、夔鳳紋、鴞紋等，寫實類動物紋樣有牛紋、羊紋、虎紋、蛇紋、鳥紋、蟬紋等，幾何紋樣一般作為青銅裝飾中底紋或邊飾，常使用雲雷紋、勾連雷紋、迴紋等進行組合，整體紋樣處處體現神秘怪誕、規矩嚴整、密不透風的裝飾風格，在沉實、粗獷的青銅神器上，這些紋樣得以走向高潮。

相比於前朝的奇特神異，春秋戰國時期的紋樣呈現出向生動寫實風格嬗變的特徵，即龍紋、鳳紋以及其他動植物紋樣相比前朝更為靈動具象，狩獵紋、攻戰紋、采桑紋等記錄人類真實活動的場景式紋樣展現出豐富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在秦漢社會大一統的發展背景下，裝飾藝
術也同樣開啟了繼往開來、相與為一的歷史局面：秦代在瓦當、漆器、銅鏡、雕塑、畫像石磚上多呈現飛禽走獸紋樣，兩漢時期在秦代紋樣大融合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比較明顯的是黃老之學與墓葬仙道思想的先後流行，激發了四神紋、仙鶴紋、仙鹿紋、羽人紋、雲氣紋、豹虎紋、車騎升天紋等具有深厚祥瑞內涵的紋飾的使用，是漢人承天之佑、逢凶化吉的祈求，亦是他們神遊宇外，對於羽化登仙的探尋。此外，隨著漢代社會經濟、外交的壯大，漆器、織錦等的手工藝發展進步卓著，瑞獸雲氣紋、“長壽繡”紋等裝飾虛實相映、富有生氣；絲綢之路開通後，石榴紋、葡萄紋、忍冬紋等植物紋樣傳入，西域裝飾之風的吹入也為中原埋下了珍貴的種子。魏晉南北朝經歷了將近400年的戰亂，社會的動亂不堪、民生之凋敝、苦難之深重為佛教信仰的傳播提供了強有力的契機，這既是人們開始追求的精神上的自我解脫與探索之路，也是統治階級掌握的重要思想工具。佛教的大行其道推動了佛教紋樣裝飾的巨大跨越，尤其是植物紋樣的轉型，使其開始真正地走進中國裝飾藝術的主體領域內。因此，服務於佛教活動的蓮花紋、卷草紋（忍冬紋）、石榴紋、葡萄紋、山茶花紋、寶相花紋等植物紋樣大量湧現在因佛教而興建的石窟壁畫、邊飾、藻井等建築裝飾或器物上，這些紋樣不斷吸取中原紋飾的藝術風格，共同演繹出中西融合的新風貌。隋兩代共歷37年，其國祚雖短，但承前啟後，在裝飾方面上承南北朝風韻，復興佛教藝術繁榮，下啟初唐裝飾之先河，紋飾以自然寫實、清麗俊逸的飛禽走獸為特色。大唐的上升、自信、包容、開放寫就了一部繁博豐潤、美不勝收的唐代裝飾美學，造就了文化藝術的一大巔峰。唐代絲織品、金銀器、唐三彩瓷、雕漆鑲嵌等工藝品上的紋飾普遍具有繁複、對稱、和諧、流轉的藝術效果。隨著絲路貿易的發達通暢，東西文化的大融合在唐代得到更進一步的加深，一種以聯珠紋作為圓形或橢圓形外骨架，內窠填以兩兩相對的動物紋的“陵陽公樣”紋樣盛行一時。此外，鳳紋在此時期的使用和內涵上明顯地表現出女性化的特徵，並且演化出精緻的鸞鳳紋。經過藝術加工的寶相花紋、團花紋、纏枝卷草紋、

宋代的美學風韻在於奢華過後洗盡鉛華的極簡，這個時期的紋飾之美貴在“自然”二字，宋
瓷的發展重塑了瑩潤清透的植物紋樣，如蕉葉紋、菊花紋、蓮花紋等。受文人雅士鍾愛的山水花鳥繪畫藝術影響、具有寫實特色，且寄寓隱逸情趣的花鳥組合紋樣也逐漸突出。此外，宋代紋飾還在宋錦上展現了另一種精雅秀麗的風格，如錦紋的經典類型八達暈紋、汲取唐代聯珠團窠紋特色演變而成的路球紋以及細勻靈妙的小團花紋、燈籠紋等。宋代紋樣的審美情感已是宋人曠達、超然、深沉、內斂的人生態度的折光。潘天壽先生曾論元代繪畫“全承宋代繪畫隆盛之餘勢，以元人治畫之環境，一任自然發展而成之”，元代形成了以蒙古族文化、伊斯蘭文化和漢民族文化並存及相互滲透的文化體系，風靡後世、負有盛名的工藝品青花瓷登上歷史舞台，青花瓷上的紋飾成為元代審美風格的代表，同時也影響了明清兩代瓷器紋飾的走向。元代青花瓷紋飾主要以極繁風格為代表，線條粗中有細，且紋飾層次十分豐富鮮明，如常用蕉葉紋、纏枝花紋、迴紋、錢紋、雲肩紋等佈設於器物的頸或肩，常用龍紋、鳳紋、麒麟紋、孔雀紋、魚藻紋、纏枝牡丹花紋、松竹梅紋、人物故事紋等佈設於器物的腹部，近足部多設覆仰蓮瓣紋，一個器物上裝飾的紋樣甚至也能多達十幾種。

一場以農民起義勝利為結局的戰爭締造了大明王朝，明代農業、手工業以及地方城市的發
展催生了無數良工巧匠，推動了工藝品走向精工細作的ding峰。永樂年間，朱棣先後派遣尹慶、
鄭和等人下西洋擴大了海上絲綢之路，派陳誠出使西域重新打通了陸上絲綢之路。《明史》卷六十三載：“萬國來朝進貢，仰賀聖明主，一統華夷。”對外經濟貿易的繁榮與文化交流的興盛，進一步加速了宮廷裝飾對於異域元素的接納程度。整個明代十分注重繼承和發揚漢民族傳統文化，在審美藝術方面走向封建社會中的又一高峰。明代的織繡繼承漢錦、唐錦的藝術精華，紋樣裝飾題材使用已經十分廣泛，但也隨著統治者制定嚴格的等級制度而發生變化，如代表封建統治階級身份地位所使用的龍紋、鳳紋、蟒紋，代表朝廷品官官階所使用的鶴紋、錦雞紋、孔雀紋、雲雁紋、麒麟紋、獅紋、豹紋等，又有在華貴的織錦上以纏枝花、折枝花等形式展現植物紋樣精純、雍容的藝術美感。除此之外，明代也是各式瓷器發展的黃金時代。明永樂年間，青花瓷蓬勃興起，紋飾多繼承龍、鳳、纏枝牡丹；宣德年間，青花五彩出現，紋飾融入花鳥魚蝶、山水景觀、人物等；成化年間，以成化鬥彩雞缸杯為典型的小瓷器風潮開啟，紋飾風格頗為清麗俊逸；直至嘉靖後，瓷器器型逐漸尚大，如大缸、大盤等，紋樣佈局偏繁縟、華麗，雲鶴、滿池嬌、海獸、松竹梅、人物戲文等紋樣題材森羅萬象，就此也開啟了清代瓷器的風尚。

進入中原前，清代的滿族與蒙古族在地理分佈上相鄰，帶來北方地區的宗教、文化與審美。
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曾在遼寧瀋陽地區定都，建成盛京皇宮，宮內喜用的裝飾紋樣風格多以簡約、自由為主。當時滿族人受伊斯蘭教、佛教、薩滿教等宗教審美的影響，紋樣主題多喜卷草、鳥、蝶等。進入中原後，清代統治者多繼承明代崇尚的漢民族傳統紋飾，形成了滿漢交融的局面。其中宮廷織繡、織毯同樣呈現製作精專、紋飾題材森羅萬象的特點，服飾紋樣繼承了明代的龍、鳳、蟒、麒麟、鶴等瑞獸珍禽紋樣與牡丹、梅、蘭、竹、菊等吉祥花卉紋樣，喜相逢、如意云、壽字、萬字等紋樣的使用也更加廣泛。此外，女服還興起了設絛邊，填充紋樣的形制，進一步推動了服飾紋樣走向繁複、靡麗之風。宮廷織毯的編織裝飾有部分來自地方承接或域外進貢，因此，除了常見的龍鳳、海水江崖、蝙蝠、獅子、牡丹紋樣，也出現了五枝花、石榴花、鬱金香、棕櫚葉等經過抽象化處理的外來紋樣。在宮廷器物上，彩瓷、琺瑯器、玉器等種類愈加逐新趣異，紋飾、器型有部分明顯追隨宋、明的仿古潮流，如誕生於商周時期的饕餮紋（獸面紋）、夔龍紋、夔鳳紋等。清廷實行儒釋道一體的統治，但是從皇帝的政治目的和文化認同來看，更偏向藏傳佛教，因此，故宮建築、家具上使用八吉祥紋、雜寶紋、摩尼寶珠紋、西番蓮紋以及佛教法器類的紋飾數量大大增加。